论叶燮《原诗》中对沈约人品、诗品的评价

叶燮在《原诗》中批评沈约心胸狭窄,“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又对其诗歌极力贬低,“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这样的“英雄欺人之语”过于片面。考察“万箭攒心”之说,最早来源于唐人李冗的《独异志》,其书专记神仙鬼怪,逸闻稗史,实不足信。至于沈约的诗品,也绝非叶燮所言,历代诗论家多有客观评价,且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叶燮对于沈约的评价,是有待商榷的。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明代嘉靖张氏家塾刻本《李诗选》选源考

张含选、杨慎评嘉靖刻《李诗选》十卷当为明代最早且有明确文学宗旨的李白诗歌选本,此选之选源究为何本,张含无说,而杨慎语焉未详。杨慎于《李诗选》和《升庵诗话》中撰多条校勘性批语和诗话论及李诗集版本,有“古本”“今本”“俗本”等提法。我们认为,“古本”即杨慎家藏之宋乐史编刻《李翰林集》二十卷,为《李诗选》选源之校本。乐史本后亦亡佚,幸赖杨慎之校语,略知其优于现存之宋本,如清重刻宋元丰本、宋蜀本、明重刻宋咸淳本等,亦可见《李诗选》之独特价值。“今本”指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之元刻本或明翻刻本,系《李诗选》选源之底本。“俗本”指《李诗选》之前的明刻李诗集。考察《李诗选》之选源有助于辨明李诗集历代版本之差异和优劣。

周以诗乐化俗

周用诗乐代替舞乐来教化风俗,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秩序维持了长期的稳定。诗乐可以引导正确的感官,引导正确的认识和行为。诗乐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养成顺气与和气,培植稳定的、优良的德性。诗乐可以调节夫妻间的关系,实现性别的和谐;可以调整君臣间的关系,实现阶层的和谐。诗乐通过从上至下的风和从下至上的谏来教化风俗,使得小的风俗统合为大的风俗,旧的风俗转化为新的风俗。跟礼制、法制和行政比起来,诗乐更深入、更持久、更稳定,是最好的教化手段。

《诗经·大雅·绵》“曰止曰时”释义商兑

《大雅·绵》乃《诗经》中颇具代表性的长篇史诗,诗人记叙了太王迁岐开荒及文王伐戎安邦的历史事件,歌颂了周朝圣王的敬德保民与勤勉笃行。对于“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一句中的“止”“时”二字,郑玄释“止”为“止居”、释“时”为“是”,及至清代中叶,王引之则以古人的行文之法为据,释“时”为“跱”,认为“止”“时”同为“居止”之义。然而,斟酌文义并考察字词用意,进而参照古人的占卜实践和《诗经》的行文通例,不难发现,王氏之说亦有未安,“时”当通“善”,“止”当通“祉”,二者同为“吉”义。所谓“曰止曰时”紧承上文“爰契我龟”,是对太王占卜迁岐并获吉兆的正面陈述,也是对太王顺应天时、估量地利并赢得民心的侧面烘托。

契丹—辽细腰鼓与大鼓文图考辨

契丹—辽政权雄踞北方二百余年,在大量接受中原汉文化的同时,保留和创造着独特的契丹文化。在其遗存的乐舞资料中,鼓类乐器多有出现,且种类各异,其中最常见的是细腰鼓与大鼓。依据《辽史·乐志》和陈旸《乐书》中的史料,对契丹—辽时期的细腰鼓与大鼓的种类、形制进行文图考辨,并结合遗存的契丹—辽乐舞图像资料,再现这两种鼓的演奏场面。在此基础上,思考契丹细腰鼓与大鼓对中原鼓文化的吸收,及对后世北方民族鼓乐的影响。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庸医”王泾考略——以岳珂《桯史》所载为主

岳珂《桯史》中以《王泾庸医》篇为主,以《蠲毒圆》《宪圣护医》《黑虎王医师》三篇为辅,从旁听、旁观者的角度出发,从事实出发,记载了“庸医”王泾所具医术平庸而又“株守不变”、用药不慎而又大胆孟浪、品行庸俗而又行贿受贿、为人张狂而又不知悔改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的确定,既成为后世的元杂剧、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塑造“庸医”形象的母本,也往往成为评定现实生活中依旧存在“庸医”的基准。

论婺剧乱弹新编历史剧《西施泪》的成就

婺剧乱弹新编历史剧《西施泪》是婺剧界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其编创和演出过程曲折、漫长。《西施泪》初名《卧薪尝胆》,创编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对历史剧“古为今用”既片面又机械的理解遭到茅盾的严厉批评。传统戏恢复演出之后,编创者重新构思,从主题、结构到人物对原作做了全新的改造。同时,浙江婺剧团选调演艺精湛的艺术骨干倾情演绎,因此,《西施泪》取得成功,并于1981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艺术片。

两汉诏令引《诗》体式考

诏令,作为帝王命令文本体现,字斟句酌,具有明确的规范性。两汉诏令中引《诗》,主要采用三种体式:"《诗》曰"引《诗》证事,以诗句作为结论;"《诗》云"常以论点的形式补充论证;而"《诗》不云乎"则以反问方式,作为论证的理据,用于解释某些不合常理的事情。能够验证上述论述的是,同一诗句在不同的体式下,其所表达的含义,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石仓契约》(第一辑)语料价值初探

石仓契约是迄今为止浙江省内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村落文书;从语言词汇学的角度探析其研究价值十分有必要。《石仓契约》(第一辑)辑录的契约和其他地方契约一样,有着固定的格式,使用特定的词汇,但它的价值更多地表现在:使用了一批特有的地方词汇,极大地丰富了契约文书的词汇;在相同的结构中往往变化使用不同的词汇,形成了数量颇丰的同义词;使用和创造了一批不见于前世或仅存于石仓契约的词汇;由于《石仓契约》记载了近两百年的历史,其部分词汇发生了更替演变,等等;这些应得到重视。

俞樾《东瀛诗选》的编选宗旨及其日本汉诗观

从《东瀛诗选》之编选与刊布入手，通过对该书自序、凡例、诗人评介及入选诗作的论析， 探讨了 “就余性之所近录而存之” 、“务取雅音” 、“以期协律” 、“有美必扬” 、“不必尽 以中法绳之”等编选宗旨，并进而通过正确的源流观、开放的交流观、积极的比较观等三层 面，阐绎了俞樾的日本汉诗观，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

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

对于《礼记·乐记》成书时代与作者的考察,过去多关注于史书记载及前人的评论,而未注意其版本材料的考察。通过比较史书记载的汉初《乐记》的版本及材料来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其作者及时代问题。

清华简《说命上》“说于■伐失仲”考

清华简《说命上》曰"说于■伐失仲","■"即"韦","失"即"豕",皆为"豕韦"简称。简文记载了武丁命傅说征伐豕韦之事,为研究三代时期"彭姓豕韦"和"刘姓豕韦"的兴衰更替、地望迁徙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汉代食举乐考

本文对汉代食举乐的分类、性质、内容作了介绍 ;并着重探讨其传承过程中与短箫铙歌有共同乐曲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 ;同时 ,依“汉乐四品”说 ,对其在汉代音乐制度中的地位作了评价。

略论南宋初年平定游寇的斗争

南宋初年，游定猖獗，它严重地威胁到建立不久的南宋政权的安全。但是，只经过了短短的数年时间，各股游寇相继被平定，南宋政权也转危为安。本文分析了南宋初年游寇出现的原因、成分以及游寇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性；论述了南宋军队与游寇斗争的经过、获胜原因以及平定游寇的意义。

范宁对《春秋谷梁传》“日月时”例的继承与发展

"日月时"例,是《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的一大特色,汉儒乃至魏晋儒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范宁则在两者的基础上,承袭、补充与完善了《谷梁春秋》经传文本及其汉晋注的这一《春秋》义例,极大地发展了汉晋《谷梁》学的这一诠释个性,并空前丰富、深化了《谷梁春秋》经传的内在意蕴。

《史记》“太史公曰”中的设问及其互文性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中有一定量的设问。作为元语言的"太史公曰"中的设问因其语形语义上的特殊性,相对于《史记》中更为常见的对象语言(叙事性话语)更具思辨性。此外,元语言和对象语言整体上互文见义。就结构形式而言,这些设问主要有单一标记型、复合标记型、并用标记型等类型,零标记型极少,复合标记型最为常见,复合标记型包括连续式和离散式两类,后者如"岂……哉"等,更易于互文见义。就语用逻辑而言,"太史公曰"中的设问也可蕴涵一定的断定,总体上有助于凸显思考问题的深度,升华史识。

簸之揉之 高华沉痛——苏轼婉约词论略

北宋词坛,婉约词仍居主流,开创一代词风之苏轼,亦由婉约词作而开疆拓域。苏轼以其创作实践、伟大的精神气魄,从内容、形式上对传统的婉约风格进行了革新,以语辞、情思之“净化”,摆脱“花间”词风的“香软”,赋予“婉约”以新的含义,极大地发挥了词之抒情写物的细腻深刻、曲折隐微、波澜层深、要眇宜修之特色,因而从根本上提高了词的品味,开创了词发展的向上一路,对婉约词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并对南宋骚雅词派有深刻的影响。

“思不出位”观念与宋代士大夫议政

士大夫议政成为风气,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根据传统的"思不出位"政治道德观念,宋代士大夫议政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并不稳固。针对越职而言、出位而思的行为,宋人态度因时、因事、因人不尽相同,且经历了挑战、调整、重释。尽管越职而言始终被严格限制,但在道德激励、舆论同情、甚至君主包容下时有发生,而且制度中也保留了一定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至于出位而思,宋代士大夫通过学理上对"位"的再阐发,创造新的政治实践伦理,使士大夫议政的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