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视角下《容斋随笔》引诗的知识价值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众多,《容斋随笔》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它凝聚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文化传承和知识体系的深度思考。《容斋随笔》引诗采用主题探讨模式,在引诗中提出问题,进行知识辨证,通过艺术化写实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片段,塑造社会记忆,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多视角观照。作者通过融汇诗画主题,在艺术家和读者间建立起纽带,促进情感交流。在知识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语境中理解,这些诗歌的引用对建构知识体系,促进社会文化认同,传承知识价值观念等方面意义重大。其中对颜鲁公等“忠义”形象的知识辨证与文化书写,对促进中国传统知识谱系的建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Confessional Poetics of Abjection in Women Poetr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ylvia Plath’s “Daddy” and Zhai Yongming’s “Mother”

Becoming famous in 1960s,American confessional poetry,in response to High Modernism as impersonality and totalobjectivity,shifted focus on personal experience.When such confessional flow rushed into China in 1980s,it provided Chinese poets a confessional voice to write and investigate significant issues of world,life and society.Thus,writing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periods does not stop them to implement the same mission:to adopt a confessional voice,represent trauma as blackness and darkness in women experience and bring light,meanwhile,achieve one’s own truth and liberation.

宋本《诚斋集》的东传、递藏及著录

杨万里《诚斋集》宋端平二年(1235)全集刻本,目前仅日本存一部。此本当为明成化四年(1468)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委派京都建仁寺住持天与清启访华,于成化五年归国时带回,此后一直秘藏于建仁寺。江户末期该寺天章禅师酷爱杨万里,曾据此本刊行《千虑策》三卷、《东宫劝读录》一卷。明治二十年(1887)古泽滋从建仁寺梧庵禅师手中购得此本,带往东京,明治二十八年或稍前转入宫内省图书寮(今宫内厅书陵部)。入藏图书寮前,此本曾经西村兼文数次著录;入藏后不久,又有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予以详细揭载。然此本之缺叶、错简、点逗、批注等问题,诸家著录尚有缺失,故文末拾遗补缺,以期此本著录庶臻完善。

裕瑞未见《红楼梦》甲戌本考论

学界此前多认为《枣窗闲笔》提及的脂砚斋评本为甲戌本或其同源本,这一说法不能成立。《枣窗闲笔》称小说名为《红楼梦》;认为《风月宝鉴》即《石头记》,且由脂砚斋更名为《红楼梦》;认为曹雪芹已拟出《红楼梦》后四十回回目;认为小说中贾宝玉是曹雪芹之叔辈而非本人写照,均与甲戌本题名、正文、批语抵牾。《枣窗闲笔》与甲戌本相合的“原应叹息”批语,裕瑞自述来自“闻”而非“见”。综观《枣窗闲笔》全书,裕瑞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往往详加引述,且能征引原文,证明阅读态度认真,写作时至少有笔记及部分原文作为依傍。裕瑞对甲戌本及今存脂本上诸多关键、明显信息的“未见”,只能理解为他所见的是另一个与今存各本差异均大的抄本。

“刘铨福题跋”的鉴核

“刘铨福题跋”是判定《红楼梦》甲戌本是否为甲戌年(1754)曹雪芹手笔的重要材料。本文认为,“刘铨福题跋”并非刘铨福所写。一方面,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之论证逻辑有待商榷;另一方面,细究题跋写于散页等原始面貌,更可确证其不可靠性。厘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红学辨伪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穷其源而通其流,举其纲而张其目——木斋《唐前文学源流史》的写作方法

木斋先生的著作几乎颠覆了“系统完整”性的理念和书写程式,不像以往的文学史著作那样把许多知识点用史的线索串联起来且唯恐有漏,而是主要瞄准“源”和“流”两个关键的部位,穷其源而通其流,举其纲而张其目。最让人震撼的是作者对传统学术成见的破坏与颠覆。如以往文史著作,往往将神话置于开篇处,以神话为中国文学之源。木斋先生则将神话排除文学史系统,以为中国文学起源于神话,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误区”。以往文学史著作在文体生成的认识上,认为诗歌先于散文产生,故将原始诗歌或《诗经》置于散文兴起之前,木斋先生则认为诗的因素产生于甲骨文的反复记录和书写中,因此散文早于诗歌而产生。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将五言乐府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等,以及五言诗经典之作《古诗十九首》都归于汉代文学来论述。木斋先生则将此统统归到曹植与甄后的名下,认为其中一部分诗与曹植、甄后的爱情故事有关,甚至认为苏武、李陵名下的“送行诗”,也与曹植、甄后有关,并专设了“曹植五言诗写作源流史”一章。在此一章中,作者以史料钩沉、背景考察、文间寻脉、字里索隐、逻辑推演诸多手段和方式,进行深研细究,最终得出了石破天惊的结论。

《冷斋夜话》“王安石改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事考辨

《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在读到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之后相当赞赏,并将苏轼原稿“日胜日负”的“负”字改为“贫”字,这一改动最终得到了苏轼的认可。不过,这两处文字在《冷斋夜话》的不同版本以及后世引用中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历代学者对王安石究竟是“改贫为负”还是“改负为贫”、苏轼的定本所用为何字以及此事的真伪都有不同意见。根据有关史料,王安石当是通过李琮读到苏轼此文并表示赞赏的;苏轼的原稿与定稿都是“日胜日贫”,改字之事乃子虚乌有。这则亦真亦假的轶事折射出宋人讲求“以一字见工拙”的文学创作与鉴赏观念以及他们对王、苏两人理想关系的想象。

唐诗疑难字音义考释三则

从时代背景下字词的音义匹配关系出发,对唐诗中的三个疑难字的音义进行分析。王维《鹿柴》之“柴”,从本义“小木散材”而引申为“栅栏”,属于音变构词,当读zhài,并非通假。杜甫《登高》“渚清沙白鸟飞回”中的“回”,应读huí,不应从“叶音说”读为huái。杜甫《天末怀李白》“魑魅喜人过”中的“过”,应读guò,表示经过之义,而不是过错。

论《郡斋读书志》别集类提要的史传色彩和文学性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别集类提要是志人提要而不是志书提要。晁氏剪裁大量史料组成提要并且在其中寄寓褒贬,发扬史家精神,还巧妙运用“议者”这一角色,用史家按语进行人物品评,表现历史判断,使得别集类提要展现出浓烈的史传色彩。形成这一风格特色的原因,一是晁氏具有强烈而深切的历史意识,并想要取得参与当代历史诠释的话语权;二是受晁氏的性格和仕宦经历影响。其中,《郡斋读书志》别集类有些提要呈现出“小说化”和“诗化”的特征,表现出相当的文学性。这是因为晁氏撰写别集类提要多用“文学之辞”,通过辑录细节描写表现人物形象,并多以诗句入其中;他还参照笔记体著作的故事性以及传奇色彩,为晁氏别集类提要的文学性增添了光彩。

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整体保护研究

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与传统中轴线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两个重点,通过调研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的保存现状,发现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廓局部空间的标识性需要增强。更重要的是,城廓的整体保护应与中轴线相结合。城廓与中轴线具有共通的突出普遍价值,共建了北京老城的核心空间框架,能够共同体现中国古代营城建都时的“宅中”思想。因此,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的整体保护要与传统中轴线相结合,更完整的城廓空间能有助于北京城“中”字形空间框架的展示,有助于城廓与中轴线价值的保护与传承。

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苏州博物馆藏《瓠斋日记》的作者及价值——兼谈中国日记文献研究的进展

苏州博物馆藏稿本《瓠斋日记》,作者题为“佚名”。日记作者曾任光绪八年浙江乡试受卷官,通过《浙江乡试录》、日记中夹带函札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浙江同官录》《坚柏诗馆吟草》等多重线索互证,确定日记作者为江苏震泽县人庄人宝。《瓠斋日记》详细记录了浙江乡试举办细节,是研究晚清科举制度的重要史料。庄人宝数次通过捐纳实现社会地位提升,其在光绪初年的社交网络映现了独特的时代图景。近代日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而针对宋元明等断代的日记文献研究明显滞后。未来一段时间依然要注重其著录、影印与整理工作,同时要努力建构中国日记学理论体系。

以《冷斋夜话》为例看宋代诗话的文本生成机制

诗话是古典诗学的主流形式之一,却常被今人批评缺乏逻辑性,这种误解是忽视诗话逻辑表达特殊性的结果。以《冷斋夜话》为例,从话题的选择与编排、受众的预设与引导、热点的争议性阐释、群体的助推性互动等多重角度来看,宋代诗话虽非按照概念逻辑组织成篇,但传播逻辑清晰可见,并对诗学理念与方法的呈现有决定性影响。正因如此,厘清文本生成机制,对于深入了解宋代诗话的内在理路,更合理地与国外诗学比照得失,均有启发意义。

“新南方写作”的边疆跨境叙事——以范稳的长篇小说《碧色寨》为例

在“新南方写作”的叙事类型中,边疆跨境叙事是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连通方式。范稳的长篇小说《碧色寨》立足云南、连通越南,重新挖掘西南边疆通道的历史资源,拓展了边疆跨境叙事的文学新范式。小说围绕百余年前法国铁路公司滇越铁路的跨国开通运营,聚焦于碧色寨火车站的历史兴衰,呈现出边疆风情、人事纠葛与文化碰撞的多元图景。在边疆跨境视维下,作者通过地理叙事勾勒出欧洲人的地理想象与地理适应,借助历史叙事重构了滇越铁路的修筑史与抗争史,又在文化叙事中彰显出彝族原生文化与欧洲外来文化的融汇冲突。

刘声木书目著录及其文学批评史意义

刘声木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目录学家,通过目录著作中的类目设置、版本著录及附注记述,载录了数量可观的古代文学批评资料。刘声木书目的著录特色主要体现在关注评点文献、具有家学意识以及留意女性撰述三方面,其《苌楚斋书目》对《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更是起到补充作用,二者共同呈现了桐城派文人著作的文献面貌与传播网络,呈现出清末民初评点之学向经、史、子、集四部的渗透,并且有意识地展现评点本在清末民初文人群体之间传播、流通与保存的动态过程。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视域下考察刘声木书目,既能照见“诗文评”在晚清民国的赓续与新变,同时有助于理解古代诗文评向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转型。

潘景郑《滂喜斋检存书目》及附目述略

滂喜斋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潘祖荫(1830-1890)的藏书楼,曾藏有大量古籍,其中不乏珍本。在潘祖荫逝世多年后,其藏书仍有部分保藏在滂喜斋中。1927年,潘祖荫侄孙潘承厚、潘景郑受托为滂喜斋曝书。潘景郑将曝书时所见书籍编为《滂喜斋检存书目》及附目,共著录430余种藏书的题名、卷数、责任者、版本、册数、存缺卷等,部分书籍条目上方有朱笔写明去向。书目中有三条题记,是潘景郑对书籍的分类与数量的统计总结以及曝书日期的记录。从《滂喜斋检存书目》及附目看,潘祖荫滂喜斋的藏书中善本较多,也可见潘景郑的早期古籍编目工作有随手记录、保存文献的特点。《滂喜斋检存书目》及附目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可与另一提要目录《滂喜斋藏书记》对看,有助于了解潘祖荫滂喜斋藏书的整体概貌。

历史延长线上的追问与在场——《全沉浸末日脚本》与《火星生活》比较研究

美国女诗人特蕾西·史密斯(Tracy K.Smith)的诗集《火星生活》和翟永明的诗集《全沉浸末日脚本》在题材与结构上都有一定相似性。两部诗集均从科幻角度入手进行宇宙“终极之问”的叩问和后人类想象,从环境、主体和存在三个角度切入文本中的科幻世界。同时,她们带着敏锐的女性视角进入诗歌,尝试了诗歌与其他艺术文化的“跨界”,并在其中注入了女性诗人一以贯之的隐痛发现与女性沉思。在完成了关于科幻题材与女性现实主义的“出走”之后,诗人们选择回到诗歌本身,挖掘从“故事”到“出发”的诗歌形成路径,从而达到一种在历史延长线上不断进行追问与在场的“未完成”,构成当代女性诗歌的特别图景。

论翟永明新世纪以来的“新白夜”书写——以诗集《全沉浸末日脚本》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翟永明的诗歌写作日渐从“黑夜”书写向“白夜”书写转化。21世纪以后,诗人迈入社会现实多方面,将对个体生命思索延伸至对人类整体的关怀。近期出版的诗集《全沉浸末日脚本》中,诗人拓展“白夜”范围,在题材选择、内容表现和写作技巧应用上,对以往写作有所继承,又有开拓的新意,展现“新白夜”特色。经由文本分析,诗人注重写作的多变和吸引力,以创造科幻空间想象人类未来情境,以女性情怀思考人类整体命运境况,以跨界的写作实践和生动的语言建构诗性的空间,在历史、现今和未来的穿越里树立诗歌写作的新范式。

从认知诗学看《冷斋夜话》禅诗修辞对《诗经》的格义

佛家既有出世也有入世,甚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中国化及世俗化过程中,受到过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方便说法而对《诗经》等有所格义,尤其是宋代的禅诗修辞等方面。以惠洪《冷斋夜话》为例,在认知诗学视角下,借鉴桐城姚鼐之法进行分类、鉴赏及考证,通过对禅林笔记中的禅诗修辞进行结构分析、情思体悟及格义探讨,可以发现:禅与诗关系密切,且佛家存在禅诗修辞,源自《诗经》格义而非古印度,具有自身特点及意义,综合“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而成“不执文字”,在继承儒家对偶、新用、方言、用典、婉曲、夸张、比喻、反语等手法时,又融入禅语、禅理及禅悦而有所发展。希望对地方禅诗的研究及佛儒二家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论清代才女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编选中的多重才女观

明清才女的别集大多为男性亲属在她们身后编定,删改的现象非常普遍。以嘉道间著名女诗人汪端的《自然好学斋诗钞》为例,在汪端去世次年道光十九年(1839)分别由夫家和母家刊刻了陈文述刻十卷本、钱塘汪氏振绮堂刻五卷本两个版本,内容相差巨大。十卷本完整收录汪端诗作,五卷本则大加删改。这两个版本塑造出汪端不同的才女形象,体现出编者陈文述、汪适孙基于不同立场的才女观。陈文述将个人情怀、自我认同寄托于才女和女性文本,汪适孙则强调才女及其作品的家族和地域认同。汪适孙在删选诗集时暗中淡化陈家痕迹,凸显汪家存在,可视为这两种才女观在女性别集编选这一场域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