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

"知人论世"命题隐含了诸多解释学话题。首先它提出了文本、作者、时世三个基本概念;其次对这三个概念在解释中的作用做了初步区分;揭示了文本、身处、时世对于解释的特殊作用及其有限性;主张对此(文本、身处、时世)三个方面同时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整全的结论;隐含了怎样处理解释过程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时世的关系等问题。因而这个命题在中国解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意义。

因袭与善创:王国维的“知人论世”思想与批评实践探析

在理论层面,王国维通过重新阐释"知人论世"使其从经学层面的论述走向诗学层面的论述,并提出了具体的解诗步骤。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王国维在延续传统"人格"说的同时,通过使用心理学概念纵向挖掘"人"的深度,使"人"从经学中剥离出来;通过将地域与作家联系起来考察拓展了"世"的广度,并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上让地域特色服务于文学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虽然王国维由于坚持"人格"说而使有些结论失之偏颇,但是他的研究思路仍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罗杰·弗莱艺术批评与中国传统批评的相通性

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他将批评视为基于生命体验的心灵对话,强调在深入了解艺术创作者的性情与时代背景的基础上,以批评家之情志领悟作家作品之情志,以揭示作品之意味。其艺术批评特性与中国传统批评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相通,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中国艺术和欧洲艺术的批评中。弗莱艺术批评的价值在于,不仅将狄德罗的文学性艺术批评、罗斯金的道德性艺术评判和瓦特·佩特的印象式批评推进到审美批评层面,而且努力推进古今艺术与世界艺术的互鉴。剖析其批评特性与价值,有益于我们反思文艺批评的本质和方法。

《证治准绳·杂病·七窍门·目》学术源流研究

《证治准绳·杂病·七窍门·目》在理法方药各方面对古代都有继承,并有发展创新。而后世的眼科文献,不仅《审视瑶函》与之关系密切,《张氏医通·眼目》同样以《证治准绳》为蓝本写成。时至今日,它在病名诊断、理论阐发、病状描述、处方用药、手法宜忌等方面仍为中医眼科同道所遵循,对中医眼科的继承发扬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宋代医书的知识来源与流传影响——以《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部附录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朝政府颁布的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中成药的专书,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有关制造成药的法定处方集。南宋宁宗嘉定元年,许洪奉旨校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附录中增入《增广太平和剂图经本草药性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诸品药石炮制总论》三部医学著作。三部附录著作不仅统一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成药的配伍、炮制加工和制备方法,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辨证论治中"方证用药"诊疗模式的发展,即每一方剂对应着相对固定的疾病症状,使医家容易在临床上掌握、重复和验证。三部附录著作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集的、经过反复验试的诸家名方、诸局经验秘方等进行了详细的注解,这也是它在宋代及元明清时期受到医家重视和临证应用的根本原因。

“友道”的精神呈现——孟子“知人论世”说的新探讨

孟子"知人论世"说蕴含着深广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底蕴,充分彰显了先秦文化中的"友道"精神。通过对孟子"知人论世"的论析,可以看出孟子处理诗学问题的具体理论和操作方法既沿袭了先秦文化系统内部的历史性与脉络性,又与个人的学术理念,特别是与其"性善说"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问题域和独创性。这也说明今人以纯文学化的"诗学"观念去解读"经学化"的诗学关键词,往往淡忘或遮蔽了这些诗学观念里面所蕴涵的丰厚的思想资源,故此应该将两大阐释进路(纯诗学进路、经学化进路)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将是一种既富于历史厚重感又极具现代性色泽的阐释路径。

魏晋南北朝人才思想中的杂家色彩分析——以《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定儒学为一尊的思想禁锢被突破,思想界儒、道、名、法诸种学说互相渗透,形成彼此会通的复杂面貌。《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不专为一家之言",是魏晋南北朝思想领域中涉及人才问题的两部极有特色的著作,其人才思想中均具有较浓的杂家色彩。但总体而言,《人物志》兼儒、名、法、道,儒为其道德指导原则,至于思想方法及内容上则以名、法、道居多。《颜氏家训》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其余则为支流。二书"兼综驳杂"的杂家风格的形成,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其作者刘劭与颜之推的广综博学和对前人丰富思想遗产的继承以及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现实环境。《四库全书总目》将二书列入杂家,确有其理由。

隋唐天台宗净土修持之特色

隋唐时期,弥陀净土信仰以其简单的修行方法(易行道)、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死后升西方净土为号召力,博得了许多信徒。佛教其他各宗派纷纷吸收弥陀净土信仰,以求发展,天台宗也不例外。但天台宗在继承慧远"念佛三昧"的基础上,从天台的立场出发,把弥陀净土信仰定格在天台"止观双修"的"观"的范畴,只作为禅观的一部分内容。试以智顗《净土十疑论》、飞锡的《念佛三昧宝王论》为例加以说明。

孟子文学观的理论透视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文学思想,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和“知言养气”的创作理念。“知人论世”说,即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强调作品产生的时代、作家的经历。“知言养气”说,即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

辽代状元释褐职任蠡测

辽代状元中能找到释褐职任记载的尚不足1/5,仅就这些资料来看,辽代状元的初始职任大抵定格模仿宋初,而不随宋朝的更改而更改。状元不守选,榜下直接由中央政府授职,一般以州郡幕职释褐。其寄禄职为校书郎,散官官阶为将仕郎。这似乎是惯例,但没有严格制度化,经常出现临时波动,有时波动还较大,颇有随意性、情绪化的倾向。

《燕燕》臆说

《燕燕》到底是一首怎样的送别诗呢,诗中的主人公又是怎样的一个人,诗的主旨是什么,送别的情境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一直是千百年来前贤们争论不休的焦点。文章通过对"仲氏任只""寡人""燕燕"等文学符号的诠释,运用了文献学、语法学、社会学、符号学等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破解。

钟嵘《诗品》与“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批评方法,它作为评论文学作品的一种原则不断流传和发展,在中国古代许多文论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方法的运用,钟嵘《诗品》也不例外。本文结合"知人论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发展状况,从诗歌发生、诗歌本质、诗歌风格三个方面深入探讨钟嵘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应用和发展。

魏庆之及《诗人玉屑》丛考

《诗人玉屑》历来受诗论家所重视,而关于编者魏庆之生平仍有若干问题待考。根据现有文献,考定魏氏籍贯为福建建阳;推测其生卒年约为公元1196至1273年,考定其有二子魏天应、魏草窗;考其与叶梦鼎、冯取洽、黄升、严羽、游九功等人之交游概况;最后,推测《诗人玉屑》之成书时间为理宗淳祐年间,至迟不超过1244年。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

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

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

从“知人论世”看潘岳的人品及文品

"知人论世"是孟子重要的诗学理论,要求我们在阅读作家作品的时候既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还要关注作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文章试以"知人论世"说作为理论指导并结合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第六首对历史上备受争议的潘岳人品及文品的出入问题作一个具体全面的分析。

严复的西学道路与“士”的情结——从《论世变之亟》谈起

严复是一位游走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过渡时代"的"士"。《论世变之亟》,显示了严复作为当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化学者的远见卓识。但是其根深蒂固的"士"的情结,导致了他后来精神世界贯穿一生的矛盾。他终究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

论《国朝畿辅诗传》之“义在存人”与陶樑“知人论世”诗学观

《畿辅诗传》是由陶樑主持编纂的一部地方诗歌总集,其选录了自顺治丙戍(1646年)迄道光丁酉(1837年)畿辅地区875位诗人及作品。《畿辅诗传》采用“虽主选诗,义在存人”的编纂体例,体现出对诗人之传的格外重视,“知人论世”之意味十分明显。

略议《史记》的天人观

司马迁的《史记》可谓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一朵奇葩,对我们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对于《史记》的天人观,在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主要持"天人相分"的观点,但在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之下,仍然脱离不了天命论的影子。

甬上宋元五家之一——任士林著述考

生活于宋元易代之际的浙籍儒士任士林被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称其为"甬上宋元五家之一"。关于其著述情况,一般史料都列出有《中易》《论语指要》《松乡集》,只是《松乡集》之名称多有不同。其实,任士林还曾参与《至元奉化县志》之编写。此外,经考证《中庸论语指要》一书乃《中易》和《论语指要》之误,非任士林之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