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差异化构建与调适--以节省司法资源与追回国家资产为视角

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主要功能、适用对象上存在明显竞合。同时,二者在竞合的表象后面,在适用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上呈现出弱层次性,而在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上存在本质差别。缺席审判程序是刑事对人之诉,对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普通案件无异;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对物之诉,带有强烈的民事程序属性,对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二者存在的上述差异,尤其在证明标准方面的差异,为司法实践的程序选择适用提供了客观衡量基准。在具体程序选择问题上,检察机关可构建基于政策和法律的二元考量模式。此外,两种程序的竞合关系及存在的证明标准差异也使得二者具有互相转换的理论可行性。立足于当前司法实践和立法现状,可在补全各程序的必备条件后进行程序转换,这不仅可节省司法资源和追回国家资产,也有利于“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基于诉审关系,两种程序转换的主体应为检察机关。

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以民法典为参照

民事诉讼法的编纂式法典化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应有之义。2021年和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其逐渐脱离法典化的时代浪潮,以解决“诉讼爆炸”“案多人少”为主要考量的法律修订使民事诉讼法面临与民法典脱钩的结构性风险。民事诉讼法“试行化”的根本原因是“先程序,后实体”的民事立法模式,即以实体法的缺位为时代背景,以“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为立法来源,以“案多人少”“诉讼爆炸”为“实际情况”。1991年《民事诉讼法》及其不断加速的修正案并未最终实现“去试行化”,举证责任、起诉条件、诉讼时效、一般保证等诉讼构造未能与民法典保持同一精神。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诉权、诉讼目的论和既判力本质论是首当其冲的希尔伯特之问。我国亟待完成从二元诉权论向权利保护请求权论的模式转型,民事权利保护亟需被确立为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不改动既有私法秩序。以上述本原问题的“去试行化”为起点,以民法典为参照,民事诉讼法将经由“去试行化”稳步实现编纂式法典化,由此开启民事诉讼法典与民法典协同融合的新格局。

《民法典》第985条(不当得利)诉讼评注

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实施需要实体和程序的密切协同,是实体规范向裁判规范转化的典型例证。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权利产生竞合时,须根据竞合类型配置不同实施路径,特别是科学利用诉之合并制度。民事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已针对“没有法律根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类型化成果,其诉讼实施则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定不当得利纠纷中复数之诉讼标的。“没有法律根据”系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本质性、原则性构成要件,与其对应的案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善意”应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消灭要件,对应的要件事实由得利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恶意”应作为得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其要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再检讨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和多元化。但这一体系仍然较为粗糙,在规范层面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实践应用效果亦不理想。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范的未来完善,应摒弃“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明确特殊情形下证明标准的降低,同时丰富和细化证明标准体系的层次。在实践层面,应准确把握各证明标准的内涵,避免相互混淆;落实法官心证公开,强化证明标准适用上的说理;同时,应重视程序性事实证明标准的适用。此外,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的缺位现象应尽快改变,以最终实现证明标准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统一。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违约方司法解除权)诉讼评注

《民法典》为破解合同僵局创设了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制度,但当前还缺少对其行使方式、要件证明、纠纷解决、解除时间四个诉讼审理方面的研究。违约方既可以被告身份通过反诉和抗辩请求司法解除,也可以原告身份起诉提出,原告起诉请求合同解除时,需要法院确定具体解除方式和诉的类型。违约方解除权的两个权利成立要件由违约方承担证明责任,但这不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能用于解决法律评价问题。除司法解除请求外,需要通过诉的合并与法官释明使其他合同相关的诉讼请求同时提出,促进纠纷一次性解决,同时通过重复起诉制度避免矛盾裁判,但是违约方司法解除权可以在法院对合同效力作出裁判后再行使。形成判决的形成力产生时与形成诉权形成效果作用时不同,实体法上可以具体规定合同解除时间。

防错技术在工艺与质量管理中的探讨与应用

通过防错的发展历程作为切入点,介绍了防错技术的含意、作用、实施原则,并结合生产实例详细介绍了防错技术的实施原理,说明了防错技术在质量管理中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方法。

试论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 ,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 ,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 ,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 ,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消除其弊端 。

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纠纷诉讼的影响

举证责任倒置是一般举证责任原则的例外 ,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施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法理依据 ,主要是医患双方的诉讼地位不平等和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患方举证困难。实施新的举证规则后 ,必将会对医疗纠纷诉讼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

侦查中的隐蔽性证据信息及其应用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隐蔽性证据规则,实际上隐蔽性证据信息在侦查活动中也有其特殊的证明作用和方式。与案件有关的细节性、独特性和具有实质的"隐蔽性"的证据材料是证明案件的基础,也是印证口供的重要依据。隐蔽性证据和隐蔽性案件信息有不同的证实案件的方式,"先供后证"和"先证后供"的情形下,隐蔽性证据信息也有不同的应用途径和前提条件。因主体信赖以及在案件"故事模型"构建中的独特价值,隐蔽性证据信息的适用多以定罪为导向,应用中可能因证据信息污染和证明作用的夸大而存在风险。侦查实践应注意从程序合法性控制和证明力审查两个层面防范隐蔽性证据信息的风险,以免错用和误用。

我国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是一种暴力取证的方法,被我国政府明文禁止,但刑讯逼供现象仍屡屡发生。文章首先从历史、制度、司法技术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只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强监督,赋予嫌疑人沉默权,确立非法证据除外原则,实行悬案搁置制度等措施,才能消除刑讯逼供现象。

庭外供述笔录的非自愿性推定原则——解决刑讯逼供问题的一种立法思路

刑事被告人的庭外供述笔录,也就是侦查人员在剥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获取的有罪供述笔录,由于讯问过程的秘密性、封闭性和天然强制性,因此应一律被推定为非自愿的言辞证据。除非检控方能够提出证据证明其自愿性,否则,庭外供述笔录应一律被推定为非法的和不可采的证据,刑事法庭既不得准许检控方在法庭上提出该类证据,更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经过这种证明责任倒置的技术性改革,侦查人员是否采取刑讯逼供的问题就可以转化成为庭外供述笔录是否具有自愿性和可采性的程序问题。

不负举证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初探

事案解明义务,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对于事实厘清负有对于相关有利及不利事实之陈述或说明义务,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的相关证据资料或忍受勘验的义务。它具有修正传统辩论主义、削弱证明责任在裁判案件中的作用和实现当事人程序上平等之功能。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应采例外化的观点,界定其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若违反该义务,拟制对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或依据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真实。我国应研究立法上引入事案解明义务。

诉讼时效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否已过属客观存在的事实,需要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予以证明,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以“法律规范说”为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基础,对诉讼时效证明责任进行分配,必须明确主张和抗辩在证明责任分配中的作用以及诉讼时效作为抗辩权的效力定位。

民事证明权的多维视角

民事证明权作为当事人享有的一种权利,与主观证明责任是同一事物之两面。民事证明权是当事人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案件事实的权利,是民事诉权的重要内容,具有宪法位阶。民事证明权在内容上包括事实主张权、证据收集权、证据提出权、质证权等实体方面的权利与证明平等参与权、心证公开请求权、证据判断理由说明请求权、证明时间保障权、证明成本节约权等程序方面的权利。

个人信息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损害赔偿问题是个人信息安全的戈尔迪之结。愈演愈烈的个人信息滥用行为与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有关。在界定个人信息控制权为人格权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损害事实、侵权行为人的过错以及获利等因素,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和增设集体诉讼,完善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程序机制,进而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缓解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时代的安全危机。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研究

诉讼证据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不可能自动呈现在人民法院面前,行政诉讼证据应由谁提出,是举证责任的主要问题;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诉讼制度中,对举证责任的承担有不同的规定。

被告人自认事实免证研究

自认事实所具有的免证效力对提高诉讼效率有极大作用,它不仅能适用于民事诉讼,也可适用于刑事诉讼。美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质就是认可被告人的自认。因此,只要将属于"自认"的部分事实从"自白"事实中分离,其免证效力将大大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

民事证明责任概念再探究——兼论我国证明责任概念的科学定位

对证明责任概念的准确把握和定位是深入研究证明责任理论的前提,但目前学界对证明责任概念和构成的理解存在一定偏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有关证明责任概念占主流地位的学术观点是"双重含义说",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是我国证明责任概念的3种主流学说。从客观角度讲,我国证明责任概念应坚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相区别的双重含义说",证明责任应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两个方面。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多元化初探

借鉴他国经验,构建多元化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必要的;行政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的构建应考量行政案件的类型、证明的难易程度、行政决定的重要性和行政管理的特点等因素,结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类型设计不同的证明标准。

被告人翻供口供审查认定的理论探讨——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的认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口供(供述和辩解)规定为刑事诉讼的七种证据之一;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司法实践中对口供及案件证据运用和认定的难度。规范口供运用和认定的法律标准、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相关理论,才能正确地审查判断与认定口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