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向死而生:武士道生死观之述评——以《叶隐闻书》为中心

武士道是日本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长期作为社会道德的基石,对日本国民的个人修身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隐闻书》是武士道最重要的理论典籍,而生死观则是武士道核心精神的体现。从生死观的角度来考察并阐发武士道的精神:(一)其特点是重死轻生和向死而生;(二)其内容为"离生死"、"任事"和修武德;(三)其意义为忠君奉公的世间意义和道身合一的终极意义;(四)"死狂"心理和"预立"意识是武士了脱生死的途径。

《叶隐》武士道思想简论

《叶隐》所宣扬的武士道与近世山鹿素行等儒学家提倡的"士道"相比,强调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为其特性。近代以后,随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加深,出于战时武士道宣传的需要,《叶隐》这部因宣扬"死的觉悟"而曾在江户时代长期被封禁的奇书,成为战时日本国民教育最重要的教科书,其所宣扬的武士道也成为战时法西斯军人的精神支柱。

再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追溯武士发展的历史,着重就山鹿素行士道论与《叶隐》武士道论的不同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剖析,从武士道思想的精神本质入手,对二者加以比较,明确了山鹿素行士道论对儒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江户时期武士道发展的脉络及其精神本质。

“逆转”与不同中的新旧武士道论——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近世期间代表新武士道论的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士道论和旧武士道论的《叶隐》(1716年)武士道论相继登场。就产生的时间顺序来看,两者存在前后"逆转"的现象。尽管它们都属于近世武士道论的范畴,但通过比较后却存在各自不同的特质。基于新旧武士道论的"逆转"现象和不同特质,可以把近世武士道论的发展看成是由一个稳定的外壳和不断变化的内核组成的构造。通过分析这种壳与核的构造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近世的武士道论。

山本常朝与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之生死观分析——以《叶隐闻书》和《武士道》为中心

武士道作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社会道德基石,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综合国内的武士道研究,大都集中在武士道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上,而关于武士道的对比研究则尚未充分。为此,试图从武士道的经典著作——《叶隐闻书》和《武士道》出发,从生死观的角度来探讨山本常朝和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思想的异同。希望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武士道的精神实质,同时对今后武士道的对比研究也能够提供一些借鉴。

武士道的另一个世界——山鹿素行士道论

日本的武士道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突破了"下尅上"的藩篱,形成了一个新的武士道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鹿素行士道论。山鹿素行士道论在旧的武士道理论基础上,吸收儒教及朱子学的思想,适应了德川幕藩体制的新要求,解决了幕府所面临的由来已久的"下尅上"问题,也为德川时期武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可以说,山鹿素行士道论是存在于日本传统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论日本传统伦理文化中“忠”的价值定位--以武士道为中心

日本传统伦理文化之所以视"忠"为最高价值,与历史上武士政权六百余年的统治教化密不可分,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本土神道以及天皇制的影响。将"忠"的价值绝对化是叶隐武士道"死狂"哲学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不论是讲究义理的儒学武士道,还是追求"死狂"的叶隐武士道,尽管对"忠"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在坚持"忠"的最高价值定位上却高度一致。以"忠"为本是日本传统伦理文化的显著特征,"忠"在当代仍然是现代日本伦理文化的精神底色和道德文明的基础之一。中日伦理文化内部"忠"的价值定位差异是理解二战后中日政治关系症结的重要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