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谷密与花儿音乐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赵志安教授提出音乐的两种传播模式概念——音乐的“现场”传播模式和音乐的“媒介”传播模式。在条件艰苦、没有任何录音设备的20世纪50年代,张谷密先生凭借自己的双足走遍土族的村寨,他深入到土族、回族、撒拉族、藏族、哈萨克族以及汉族群众中间去收集素材、体验生活并进行音乐创作,产生了青海花儿的“自然性”音乐现场传播行为。于此同时,他又与各地的民歌手进行音乐信息的交流沟通,做到音乐现场传播实践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面对面,促进了青海各民族花儿的融合交汇与传播。在音乐理论方面,张谷密经过归纳和提炼提出了极具代表性的“徵商花儿”,得到了民族音乐理论家们的广泛认同并被沿用。该理论研究方法为学者们更深入地了解研究花儿音乐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同时也证明了张谷密先生对于花儿调式理论的直接性传播。

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河湟花儿音乐交融性研究

河湟流域民族的历史更迭与交融共生奠定了河湟流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花儿作为河湟流域各民族共有的传统音乐文化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成为联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形式。通过对河湟花儿音乐语意符号和语音符号的分析,可以发现其鲜明的多民族交融特点。这些交融特点不仅体现在河湟花儿曲令的共享、音乐特征的共通,以及对各民族其他音乐类型音乐元素的吸收等方面,而且花儿语意使用的“风搅雪”结构及其民族团结、传统文化精神等内容的表述上也体现了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究其根源,正是由于河湟花儿音乐以精神追求为动力、以秩序规范为保障、以认知理智为核心的三种要素建立起来的独特文化模式为交融和认同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新的需求的产生,河湟花儿特有的文化模式也具有可变性以及可塑性。在此过程中通过对文化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建构,新的交融与认同逐渐形成,进一步深化中华文化认同。

花儿研究的基本态势与热点问题的知识图谱——基于1999-2019年计量可视化分析

以"花儿"为关键词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文献跨库检索,经筛选获得时间跨度为1999年至2019年的277篇花儿研究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发现:近二十年中国花儿研究经历了从低位探索、高速增长到平稳成熟的发展过程,已经成为一门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地方显学",形成了核心研究队伍与稳固的学术共同体,但学科、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尚不充分。花儿研究主题呈多元化分布,且受政策导向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花儿学者们致力于"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文化发掘和交流实践的讨论,自觉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建构、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之中。

论洮泯花儿短歌中的赋比兴

文章在广泛搜集洮泯花儿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159首短歌,并对使用赋比兴手法的短歌进行了统计和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问题。

河湟民族地区花儿现状与传承途径研究

花儿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在社会的现代化冲击下,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在不断流失,从而导致其基本特性发生了变异。花儿的这一生存危机,迫使我们在花儿的传承上,努力寻找能赋予花儿新的生命力的有效方法,力求使花儿的发展与时代同步,加强传承主体的保护,注重花儿在高校的研究和发展,让花儿能够传承下去,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民间文化艺术。

天祝“花儿”与“拉伊”程式语对比分析

天祝"花儿"和"拉伊"中的程式套语,在一定程度上为歌者提供了记忆上的便利。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能使其特色更加清晰和突出,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民族民歌。

近百年“花儿”学术研究述评

"花儿"近百年学术研究分为拓荒期、发展期、深入期和转型期等四个时期,在自由民主的学术争论中,"花儿学"体系建立;经过诸多前贤不断努力,"花儿"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多学科、跨学科、多维度研究,提升了"花儿"研究层次,拓宽了"花儿"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使"花儿学"国际化。

“花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背景下,曾被主流文化忽视的民间音乐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考察花儿流行区的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昭引下,对传统花儿文化资源进行重构的过程。另外也关注花儿文化操持者与国家博弈过程中的个人生存智慧和策略性对应,即是国家艺术标准化如何影响着传统音乐的变迁和走向。

“花儿”演唱中美声唱法的运用

美声唱法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歌唱流派之一,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发声体系,尤其在高音区的演唱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花儿"歌手应通过掌握美声唱法科学的演唱技巧和发声方法,洋为中用,提高演唱水平,使"花儿"这一民族声乐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场”视阈下花儿的创作和表演刍议

花儿作为一种演唱艺术,是歌手在特定情境下的即兴创作和表演。而创作和表演是花儿演唱过程的两个方面,是由歌者和听众在特定的时空下共同构成的一种“在场”。在这种“在场”视阈下,花儿演唱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本文从歌手与听众、创作与表演的关系入手,对花儿在创作和表演中的程式化特征和表演性特征做一新的探讨。

论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

评价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从学术发展史角度,论其得失。纵观花儿学的研究史和接受史,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的研究贡献甚大,促进了花儿学的繁荣和学科体系的成熟。赵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五:1.提升了花儿学研究的高度,确立了花儿学研究的体例;2.确定了花儿起源的时代及传唱的民族;3.拓宽了花儿研究的领域,构建了花儿学的学科体系;4.丰富了花儿学研究的史料;5.指出了学界抢救和保护花儿的使命。

“花儿”歌词注释中存在的问题

在全面梳理"花儿"歌词的注释时,发现存在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1、注释有误;2、同一语词,不同注本,注释有别;3、同一词语,同一注本,注释前后不一;4、当注而未注;5、个别词语注释过略;6、文人整理加工,但未加注说明;7、搜集者加工,略加注释说明;8、不明方言,将同一词语,误解为不同词语;9、未理清词语的引申关系;10、不谙方言,将个别词语局限为某地的方言特征词。

“花儿”演唱方法探微

“花儿”是广泛流传于西北高原农牧地区的“山歌”,“花儿”以高亢、嘹亮、粗犷的演唱风格使其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多样的拍子、多变的速度、自由的节奏等特色,形成了符合“花儿”演唱特有的发声方法、润腔技巧与表现方法。

时代、传统与“花儿”艺术

本文对"花儿"艺术的文化传统、时代变迁、创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有效保护传承"花儿"艺术的对策。

跨民族的西北民间歌唱艺术行为——西北花儿的人类学解读

花儿是西北汉族、藏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裕固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群众,在特定的自然地域生态文化空间中,表达个人和群体心理情感及社会生活状态的一种跨越民族文化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行为和活动。它表达着各民族群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生活状态,以唱与听的交流方式传达与沟通自我心灵的呼唤及意识互动体验,是西北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艺术表达,是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和多元共存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

“河湟花儿”的衬词研究

"河湟花儿"异彩纷呈的衬词运用是非常具有特点的。因此常有:"无‘花’不有衬,无衬不成‘花’"的提法。不难看出衬词在"河湟花儿"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衬字、衬词、衬句的应用体现了"河湟花儿"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其浓郁的地方色彩和语言特征也构成了"花儿"独特的艺术风格、手段和艺术特征。根据衬词在"河湟花儿"中的应用,可把它们分为虚衬字、词,句首呼唤性衬词衬腔,句中衬词,句尾衬词几类。

青海“花儿”的歌词格律及音乐特征

本文论述了青海“花儿”的自身格局以及歌词格律和音乐特征。

西北“花儿”的整理与英译问题刍论

西北"花儿"整理主要存在歌词用字错乱现象较多、选文注释错误多等问题。国家加强对我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和国际推介。"花儿"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花儿"的整理与英译工作必要且重要。英译"花儿"应注意底本的选择、方言词语及特殊句式的翻译、韵律及衬词和衬句的翻译、遵循目的语阅读归宿的原则等七个方面的问题。

论固原“花儿”的押韵

通过分析固原"花儿"的押韵得出:固原"花儿"有十个韵部及儿化韵;有句句押韵、偶句韵、交韵、首句入韵和首句不入韵共六种押韵类型;有押韵较宽、异调相押、虚词入韵等押韵特点。探讨固原"花儿"押韵的情况,对研究《诗经》押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花儿”的隐喻认知阐释

"花儿"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其修辞文本的隐喻认知主要表现为:借比兴隐喻,借物象隐喻,借情景意境隐喻等。一首"花儿"是一部隐喻著作。解读"花儿"的修辞文本,需要置身于"花儿"演唱的背景下,了解歌者演唱每一首"花儿"的文化背景,试图走进施喻者的视域,这样才能接近"花儿"表达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