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性和主观化视角下“又来了”和“少来(了)”的差异

本文运用大规模语料库选取口语性较强的语料,结合话语分析从主观性和主观化角度比较“又来了”和“少来(了)”的差异。“又来了”比“少来(了)”主观性更强,主观化过程更复杂。“又来了”人称搭配和情感表达更多样,以表达类功能为主,进而发展出指令类功能。而“少来(了)”以指令类功能为主,反对、禁止等否定义更凸显,其情感义是进一步估推出来的。文章发现主观化阶段、功能扩展方向的不同是两者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

表否定评价的立场标记“少来”

立场标记“少来”表达否定评价,主要处于对话中话轮之首的位置,用来及时争抢话轮,表明说话人的否定立场,并引出相关论述。立场标记“少来”在语篇中起到了立场表达功能,由于受到交际双方关系、地位以及前后语言成分的影响,在具体语境中,其浮现出的“负面”语义强度有所不同,主要包括嗔怪、拒绝、反驳和斥责。在代动词“来”的并入以及“少”的隐喻与语境吸收等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少来”最终演变为一个表否定评价的立场标记,具有互动性。

话语标记“话说回来”的语用功能

话语标记“话说回来”的语用功能主要包括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话语标记前后话语信息的关联和前后项语义关系的衔接上,话语标记“话说回来”通过“语义上把话往回说”“形式上把话往回说”和“拉回话题把话往回说”三种基本模式建立了话语标记前后信息的关联,保持了前后项之间“转折”“递进”等语义关系的连贯,帮助受话人准确理解其前后话语。该话语标记没有转折功能,也不能标明或显示其前后话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更不能与副词“当然”及连词“但是”“而且”等互相替换。其人际功能主要体现在预示提醒引导会话、周全语义表明立场、舒缓语气实现礼貌合作三方面。

“N来了”中“N”的语法形式、指称义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以构式“N来了”为考察对象,分析其中“N”的语法形式、指称义及其影响因素。总体来看,“N”具有强烈的定指倾向性,且不可由典型不定指的光杆名词(短语)充当。在“N来了”中不同语义类别和形式类别的“N”,其定指度并不一致,呈现为高低不同的连续统。除了“N”的语义特征外,获得“可辨识性”的途径、句子的叙实性等都会对“N”的指称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语用因素预设也会对相近构式中“N”的指称义产生影响。

常山话“来”的特殊用法

“来”[li^(2)]作为虚词和近乎虚词的构词成分在常山方言中十分常见,但常山方言内部错综复杂,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而“来”作为动词和助词,在常山话中,跟普通话有比较大的不同,值得作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孤本《津督院往来电》考述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津督院往来电》是一份未经学界利用的甲午战争孤本史料。书中收录了直隶总督李鸿章与直隶提督叶志超的往来电报278通,内容涵盖甲午战争前夕及初期清军在朝鲜活动的整个过程,可补现有史料之不足。通过比对本书与《李鸿章全集》重合的部分,能够还原李鸿章对叶志超来电内容的改动与剪裁,进而可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李、叶二人当时的思想动态。

现代汉语代动词“来”新论

传统认为的现代汉语代动词"来"应该分为两类:代动词"来1"和"来+宾语"中的泛义动词"来2"。"来1"在不带宾语并在具体的语境中替代唯一可以被确定的具体动词时是代动词。"来+宾语"这一结构中的"来2"不是代动词,而是语义泛化了的位移动词。两者在性质、来源、语义、语法特征及语用功能等方面都呈现出差异。

由代动词“来”构成的述宾短语及数量词的功能

代动词"来"不仅可以带名词性宾语,而且还可以带动词性宾语;在由代动词"来"构成的述宾短语中,宾语对数量词有强制性要求,不论是名词性宾语还是动词性宾语,宾语中一般要有数量词或量词,甚至用数量词直接代替宾语;数量词有使宾语有界化、指称化及标记焦点等功能,同时其标量功能弱化。

宿麦抑或旋麦:关于汉代以前冬、春小麦种植的述评

小麦按播种期的不同可分为冬小麦与春小麦,既有研究倾向于认为汉代之前种植的小麦皆为冬小麦,而春小麦则是在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从西方传入的。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与释读,发现春小麦至少在西周时就已在中国种植,同时结合科技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推测冬小麦向春小麦的转化极有可能是在其由新月地带传入中国的途中在高海拔山区发生的。西汉时期,在防汛避灾、轮作多熟与水利兴修的复合背景下,冬小麦(宿麦)由于自身的生理特征而在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得到显著上升,对其种植也从民间行为上升到政府层面,旋麦名称的出现仅仅是官方在劝农催种时为了将其与宿麦相区别,并不能被视作春小麦首次在中国种植的证据。

普通话助词“了”在梅州客家话中的对应形式及相关问题

文章考察了普通话助词"了"在梅州客家话的对应形式。从表面看,梅州客家话中相当于普通话"了1"和"了2"的词有合一型、二分型和混杂型三种类型。文章在详细描写这三种类型的基础上,结合近代汉语及闽西赣南客家话材料,认为客家话早期层次的相当于"了1"和"了2"的是表实现、完成的助词"来"(句中)和"去"(句末)。梅州客家话中"来"保留下来了,其读音在语法化过程中已经弱化,个别地方还增加了同义的来自官话的"了1";"去"在有的地方保留,有的地方则被"来"替代或被"来"与句末的合音词替代,有的地方还增加了来自官话的同义的"了2"。

试说“N来了”与“来N了”句式

本文重点考察"N来了"与"来N了"句式。研究发现:不是所有的"N"在"N来了"中都表有定、在"来N了"中都表不定,N的有定与不定解读受制于其自身的语义特征等因素。文章还从信息结构与句法结构方面分析"N来了"和"来N了"的内在不同。"来"的虚化使"N来了"和"来N了"不仅表示物理位移,而且也表认知位移。此外,"N来了"和"来N了"对N的选择存在一个对称与否的问题,这是由句式结构及"来"的论元特征等决定的。

“来”的“代动用法”再考察

本文对"来"的"代动"用法进行了再考察,认为其"代动"用法是对移动动词"来"原有语义的引申,其核心语义表现为[+接收性],这一语义贯穿于动词"来"的整个发展过程。"来"并不能替代所有的动词,且对原有的具体动词不是等义的替代,"来"强调了动作行为对"接收者"所产生的影响,具有系联作用,表达了说话人主观识解的"言者视角"。

“来/去”语义泛化的过程及诱因

本文主要分析动词"来/去"语义泛化的过程及其诱因。"来"的语义泛化经历了"发生、来到"义阶段和"做某个动作(代替意义更具体的动词)"义阶段;"去"则经历了"去1"、"去2"和"去3"阶段以及"去4"阶段。本文认为,虽然"来/去"语义泛化的过程不一样,但其泛化的原因却有一致性:经济原则是"来/去"语义泛化的外在动力,隐喻和转喻是"来/去"语义泛化的内在机制。

从“来”的语法化看焦点结构与焦点标记的产生

文章通过讨论分析"来"从趋向动词到焦点标记词的语法化历程,确认其内因是动词结构"VP1+(NP1)+来+VP2+(NP2)"提供的句法格式以及"来"在该结构中表空间位移义的语义消退;在与"是"语法化为焦点标记的过程比较后,认为句子焦点的位置和焦点结构的变化是促成焦点标记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川官话中的助词“来”

四川官话中的助词“来”黏附在分句或全句末尾,具有表“先行”和“经历”两种时体意义,分别用“来1”、“来2”表示。VP来1=先VP。表“经历”的“来2”和表“曾经”的“过2”有所差异,不能任意替换。助词“来”来源于趋向动词“来”。

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下“来”“去”选择的约束条件

从完整语篇的角度来看,位移动词"来""去"的选择并不是随机、任意的,说话人不同的叙事方式对"来""去"的选择有着极为重要的管控作用。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的语篇中,"来""去"的选择要受制于篇章话题、段落话题、空间处所以及共现词语等因素的约束,而且各约束条件彼此并不是孤立、毫不相干的,而是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来/去”带宾能力的优先序列考察

本文主要考察位移动词"来/去"在现代汉语里的带宾情况。考察表明,在现代汉语里,"来"的带宾用法不但使用频率高,而且宾语成分多样,语义类型复杂,是一个带宾能力很强的及物性动词,而"去"的带宾用法虽然频率较高,但宾语成分只能是体词性的,语义类型也主要是处所宾语,还只是一个有一定带宾能力的弱及物性动词。文章根据考察结果给"来/去"的宾语类型建立了一个优先序列。

河南永城方言的进行体助词“来”

河南永城方言的进行体助词“来”,一般用在问答句中,处在句末的位置,表示现在进行的动作行为或过去某一时间进行的动作行为。

从致使性看“V上去/起来/来+AP/VP”构式的表达功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V上去/起来/来+AP/VP"表达在某认知条件(或情况)下认知对象(某实体或事件)状态特征被动引发认知者产生某认知结果,具有一定的致使性。由受事型到施事型,由空间型到时间型,由感知型、评价型到推断型,致使性逐渐减弱。"V上去+AP/VP"、"V起来+AP/VP"、"V来+AP/VP"的主观化程度依次增加,其中受事型和评价型占优势,时间认知条件范围广,感官或言说类认知条件下易替换。"V起来+AP/VP"的使用频率最高,除感官类动作动词外,其它自主动词甚至是性质形容词均可进入该构式。

皖西南赣语来母细音前今读塞音现象考察

皖西南赣语太湖、东至部分方言点存在来母逢细音今读塞音的特点。这一特点广泛分布于江西赣语。湖北赣语、湖南赣语、湘语、客家话、徽语部分方言点也存在这种现象。这一现象不是复辅音分化的结果,而是浊音清化、声调分阴阳之后才出现的,音变的时间下限不会晚于14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