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英译问题研究

基于《伤寒论》6个全译本,从语言、文化、译法三个方面探讨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的中医典籍翻译工作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语言方面,译本存在因译者对原文术语理解不准确、编辑排版不细致等原因导致的疏漏;在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漏译一些术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在译法方面,主要涉及音译依赖和文化过滤不足。建议今后组建跨学科翻译团队和平台克服以上问题,使中医典籍英译真正起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温疫论》《温热论》外感病中疫病舌象特点

此文通过对《温疫论》《温热论》的研究,以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外感病疫病舌诊特点进行探析。提出在疫病舌诊中,以舌苔为重的观点。在疫病中,观苔可知感邪轻重,舌苔对邪气的传变感应迅速;强调白苔不尽为寒的思想,在疫病中不能尽断白苔为寒;总结出疫病舌象对病理产物有预示作用,舌象可参与辨证,可在临床上定方论药。对疫病舌诊特点进行探析,不仅可以对临床新发疫病有参考价值,在外感病中,也可以进行鉴别使用。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之演进与成因——兼谈科举文体的程式迁移与定型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北宋熙丰年间,而非传统看法中的南宋初年。这一转变与王安石科举改革引经义入科场密切相关。试论程式中的官题与论腰两部分直接源于经义程式,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而这种迁移最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太学,之后随时文刊本的传播而普及。试论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制度化,但因便于考生仿效且为考官阅卷提供了便利,故在应举人数增加、试论篇幅渐长的南宋同时受到考生和考官的青睐,最终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试论写作与评判标准。

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

多元面相与都市“怪物”:论柴纳·米耶维的都市“新怪谭”

英国作家柴纳·米耶维是当代科幻“新怪谭”潮流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米耶维的《鼠王》《伪伦敦》《新巴黎的最后时光》等作品中,作者或想象了伦敦的鼠族等非人族群,或描绘了由被弃之物构成的“伪伦敦”,或展示了在巴黎获得生命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中的“怪物”。由此,米耶维展现了怪诞可怖的都市面貌,展示了被隔离在人类的认知之外却又无处不在的“怪物他者”,破除了人类对城市的绝对占有式的、否弃多面性的观念,也迫使人们直面和承认内生的他者。同时,作品又赋予了这一多元混杂的都会以某种合法性,给予被科学和艺术等所催化出的怪物以生命——这些不被接受的怪物,往往与真正的“恶”进行着对抗。由此,米耶维提供了对多元都市面相的新奇审美体验,并否弃了托尔金式的作品中逃避现实的“抚慰”意味,强调通过对“多面世界”“怪物他者”的书写,来观照甚至改变现实,达成某种乌托邦理想。

柳宝诒与吴鞠通治疗痢疾病案异同研究

目的 分析柳宝诒和吴鞠通治疗痢疾医案的异同,探索2位医家治疗痢疾的用药规律。方法 以《柳宝诒医论医案》和《吴鞠通医案》中治疗痢疾的医案为研究对象,采用Excel2010软件统计用药频次、功效分类等,分析其用药规律、病机治法的异同。结果 柳宝诒治疗痢疾以理气药、止血药、补气药、利水渗湿药为主,高频药物为木香、白术、枳壳、桔梗、砂仁等,吴鞠通治疗痢疾多用清热药、理气药、补血药、利水渗湿药,高频药物为黄芩、白芍、木香、黄连、神曲等。结论 柳宝诒和吴鞠通对痢疾的病因病机认识基本相同,吴鞠通治疗痢疾强调初痢以祛邪为主,多用清热药和理气药,久痢有虚实之分,以攻补兼施、扶助正气为主。柳宝诒在痢疾病机认识上创新性提出“宿垢”观点,治疗上提出“疏化”之法。

从逆、热、郁探讨经方在胃食管反流病中的运用

胃食管反流病与《伤寒杂病论》中部分方证相近,表现出“逆、热、郁”的病机特点。以“逆”为病机的证型有气虚痰逆、阴虚气逆、脾伤饮逆、肝寒浊逆等4型,旋覆代赭汤、麦门冬汤、苓桂术甘汤、吴茱萸汤等方分别治之;以“热”为病机的证型有热郁胸膈、上热下寒等2型,栀子豉汤、黄连汤等方分别治之;以“郁”为病机的证型有邪郁少阳、痰(水)气互阻、痰热互结、阳微阴弦等4型,小柴胡汤、半夏厚朴汤(射干麻黄汤)、小陷胸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方分别治之。应用仲景学说的相关思想可以指导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

基于《脾胃论》再谈东垣“阴火”学说

基于《脾胃论》,探讨李东垣笔下阴火之含义、病因、病机及其治疗。阴火是东垣对内伤病中人体内同时存在的“虚”与“热”两种病理状态的统一概括,其“阴”为内、里,与外感相对,“虚”为气虚,以脾胃为主,“热”为阳气虚弱不能升散外达、郁于阴分所化,阴血受火热鼓动,流行周身,故其热象可表现在全身各处。阴火形成的关键在于气虚、气郁、郁热三个环节。治疗以补中、升阳二法为主,以治其本,泻热一法从权,以治其标。

《伤寒论》厥阴病证治探析

《伤寒论》中记载了厥阴病篇的概念、立症、病机及主方治疗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疗体系,为厥阴病之厥阴证相关理论的进一步认识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厥阴病的主症是胃脘疼痛、知饥不欲食、食后吐、渴欲饮水、气逆、腹泻或大便次数多;病因是上热下寒、寒热错杂,病机是寒凝阳郁;治疗厥阴病主要采用寒热并用、通理气血、攻补兼施等综合论治方法,以当归四逆汤、乌梅丸、吴茱萸汤为主方,同时结合举验案说明厥阴病的诊治思路。

《诸病源候论》脾胃病导引法探析

《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书中记载大量脾胃病相关症状并提供导引治疗方法。其导引方法涉及调身、调息、调心3个方面,且各有侧重。文章从功法三调角度,总结分析《诸病源候论》脾胃病导引治疗规律,发现《诸病源候论》导引治疗脾胃病时注重调畅气机,主要包括“以脊为枢”调畅气机出入,“闭气调息”调节气机升降,并注重“以意引气”增强调身及调息的效果。

《病机汇论》考略及学术思想探析

《病机汇论》为明末著名中医学家沈颋目前存世的唯一著作,是一部内科综合性医书。通过对书名内涵及全书内容特点进行考究,概括沈颋的学术思想。全书以病证为纲,病机要素为目,从脉、因、证、治四方面入手,发病机十九条,强调病有虚实,辨证施治,活用古方,用药灵便。全书内容立足实践,重视疗效,突出实用,强调病机的重要性,可视为对中医内科学病机辨证论治体系的完善所做的积极探索,不乏学术亮点。

真武汤君药探析

真武汤出自《伤寒论》,由茯苓、芍药、生姜、白术、炮附子五味药物组成,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入《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是100首经典方剂中的佼佼者。此方配伍精当,疗效显著,历代医家均有应用,然对其君药之归属,历代医家均有不同观点,或以单味药为君,或以多位药为君。文章从《伤寒论》源流出发,以张仲景相近时代的古籍为主要参考,以《伤寒论》条文为据,并结合现代药理研究,认为真武汤以茯苓为君药,对指导临床辨证和选方用药有重要意义。

基于数据挖掘的《疫喉浅论》辨治猩红热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探究清代喉科医家夏云治疗猩红热的用药特色及规律。方法手工检索夏云所著《疫喉浅论》中治疗猩红热的内服与外用方剂,分别建立数据库,运用古今医案云平台(V2.3.5)中统计分析、关联分析与层次聚类分析挖掘内服与外用方剂中药物频次、功效、四气五味归经、常用药对及核心药物组合规律。结果《疫喉浅论》中共有64首猩红热治疗方,其中内服方剂41首,外用方剂23首。内服方剂中使用频次最高的中药为玄参,药物功效以疏散风热为主,药物气味归经以寒性、甘味、肺经药多用,常用药对为地黄-麦冬,通过聚类分析得出3类内服核心处方。外用方剂中使用频次最高的中药为冰片,药物功效以清热解毒为主,药物气味归经以寒性、苦味、肺经药多用,常用药对为硼砂-冰片,通过聚类分析得出3类外用核心处方。结论《疫喉浅论》中治疗猩红热的内服、外用方剂均反映了夏云对猩红热病因病机及病位的认识,体现了其“清透化毒凉营泄热”的治疗原则,可为当今猩红热治疗提供参考。

《覆载万安方》的《伤寒论》柴胡剂研究

《覆载万安方》为日本镰仓时代中医代表性医籍,作者梶原性全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纳入大量中国唐宋医籍,成为日本继《医心方》后具代表性的汉方医学全书。通过文本检索发现《覆载万安方》中含有柴胡的方剂共96首,其中纳入4首《伤寒论》柴胡剂,分别为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及柴胡加芒硝汤。通过梳理《覆载万安方》中柴胡剂相关文献,并结合《伤寒论》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可以发现梶原性全运用柴胡剂重视方证相对,灵活加减化裁,重视煎服法且关注到剂量的问题。通过整理文献发现《伤寒论》在日本镰仓时代流传并不广泛,梶原性全没有亲阅《伤寒论》,最后分析《覆载万安方》中引自各医籍的《伤寒论》柴胡剂内容,探讨《覆载万安方》对当今柴胡剂及《伤寒论》研究的文献学意义及临床价值。

《伤寒论》甘草应用特点分析

目的:分析张机(字仲景)《伤寒论》中含甘草方剂的用药特点,为甘草的现代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以《伤寒论》中含甘草的方剂为资料来源,使用Excel 2019、Clementine 12.0统计软件对纳入的药物进行频数、功效分类、性味归经、用量等的频次统计和关联规则分析。结果:在纳入的全部方剂中,累计出现频数最高的中药分别是甘草(70次,100.0%)、桂枝(36次,51.4%)、大枣(35次,50%)、生姜(32次,45.7%)、芍药(25次,35.7%),功效分类以补虚药(146次,52.3%)、解表药(81次,29.0%)最常见,药性主要集中在温(130次,46.6%)、平(86次,30.8%),药味以甘(169次,44.4%)、辛(122次,32.0%)最为常见,归经以脾经(219次,24.1%)、肺经(207次,22.7%)为主;甘草的用量以二两(45次,64.2%)为主,太阳病篇(56首,67.4%)使用含甘草的方剂最多;通过对含甘草的方剂进行关联规则分析,得到常用药物组合16种。结论:《伤寒论》中张机使用甘草以太阳病为主,常搭配补虚药、解表药,甘温补虚,辛温发散,多使用桂枝汤方义。

姚靖运用六经辨证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经验剖析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被认为是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长期的高血糖刺激,导致视网膜组织缺血缺氧,造成血-视网膜屏障破坏及新生血管形成的糖尿病微小血管并发症。中医称之为“消渴内障”,其病因病机主要与脾肾两虚有关,姚靖将《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与临床相结合,认为该病应首辨阴阳、表里,明确其定性和定位,进而应用经方从该病六经归属进行治疗,将六经辨证的用药思想与疾病的辨证论治相结合,精准辨证,主张以全身证候所体现的六经归经为主要切入点,从而达到周身平衡,目病得缓。

经典名方柴胡桂枝干姜汤的关键信息考证与现代临床应用分析

从药味组成、药物剂量、组方原理、基原炮制、主治病证、现代临床应用、剂型制法、煎服法等方面对柴胡桂枝干姜汤进行分析考证。柴胡桂枝干姜汤由柴胡、桂枝、干姜、黄芩、牡蛎、甘草、瓜蒌根(天花粉)7味药组成,用于治疗少阳枢机不利导致的寒热往来、疟疾等,现代临床多用于治疗消化系统、神经精神系统、内分泌系统等的疾病。该方药物用量与《伤寒论》基本一致,建议参考剂量为柴胡110.40 g,瓜蒌根55.20 g,桂枝、黄芩各41.40 g,干姜、甘草、牡蛎各27.60 g;以水2400 mL,煮取1200 mL,去药渣,再浓缩至600 mL,每次温服200 mL,每日3次。

绍派伤寒名家俞根初治疫思想探析

俞根初是绍派伤寒奠基人,其所著《通俗伤寒论》论述四时外感疾病,提倡寒温融合,包含治疫思想。俞氏提出“三焦赅疫证”,认为疫病感则迅速传变三焦,治从通调三焦入手。书中内容涉及温疫、寒疫、杂疫,主张舌脉合参预判疫病转归,针对性创制新方开达膜原,和解三焦;下法逐毒,通利三焦;寒疫则审时求因,对症立方。同时配合多种外治法以求速功,强调祛邪务尽,善后务细,疫病后期善用鲜药养阴及通风调护。俞氏论治疫病的思想对于现代临床传染病诊治具有指导意义。

《伤寒论》存津液思想浅析

津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是伤寒传变的关键,亦是经方辨治的重要法度。存津液是《伤寒论》辨证体系中重要的学术思想,张仲景在辨治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三阴病时,使用汗、下、和、补法治疗过程中蕴含了保胃津、存阴津、通津、复津液等存津液理念,贯穿于选方用药、药后调护、煎服方法等过程。笔者从津液角度诠释《伤寒论》六经辨证中津液运行变化规律,通过梳理存津液思想在六经辨证中的临床运用,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