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邶风·谷风》“伊余来塈”释义考辨

《邶风·谷风》是《诗经》中一首极富代表性的弃妇诗,作者以真实感人、凄凉哀婉的笔触叙写了自己被弃的孤独无助和悲痛欲绝,同时也侧面反映了丈夫的喜新厌旧和冷漠无情。然而,对于诗末“不念昔者,伊余来塈”一句中“塈”的释义,前贤时修却有不同见解。其中,以毛亨、王夫之、王引之、马瑞辰、于省吾、高亨、向熹等为代表,先后出现了“息也”“涂也”“怒也”“爱”“语词”“除去”“忌恨”等几种不同观点。对比众说,并结合诗文通篇的内容情感和前言后语的语义逻辑、相关诗篇的情感对比和“塈”字的具体用法来看,释“塈”为“爱”更契合诗意、允当可信。

好读《诗》更求甚解 每达诂必有会心——论许总《诗经诗解》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许总的《诗经诗解》体例精严新颖,解析详辨通达,洵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主要特色有:一是回归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脉络中阐发《诗》旨;二是极力挖掘《诗经》的文学内涵,呈现经学与诗学的双重意蕴;三是寄寓现实关怀,以古视今,反思历史兴亡,关注社会现实,重寻传统文化之基;四是以诗解《诗》,赓续七绝论诗传统,解《诗》绝句风神绝妙。从学术发展的视野来看,许先生的著作不仅有鲜明的个人治学特色,对当代《诗经》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贡献。

“思无邪”考论——兼论孔门断章取义解《诗》传统

“思无邪”语出《诗经·鲁颂·駉》篇,在《论语·为政》篇中被孔子所征引。关于其内涵,历代释者主要形成“正”“诚”两条主流阐释路径,现当代学者在前贤基础上又提出“思”为祝辞、“无邪”为“无穷无尽”的新解。结合《駉》篇实为颂马诗的背景,“思无邪”本义当理解为“祝愿骏马繁多”。而孔子之意则是“思想纯正”,既指《诗经》作者感发惩创、劝善惩恶的创作意图,也指其对读者道德层面的感发与引导作用,体现了孔门解《诗》断章取义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是春秋“赋《诗》断章”之风与儒家重现实功用、重伦理教化理念的综合产物。

阿瑟·韦利对中国《诗经》的文化误读与误译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被公认为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他出生于英国却有着犹太血统,这使得他具备东西方双重文化身份;他是英国经典主义者,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尤具天赋;他在剑桥大学学习和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使得他与中国文化结缘并为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阿瑟·韦利对中国古典诗歌绘画的翻译兴趣及其精通多种语言和文化的翻译素养、面向大众读者的翻译目的和以自由体诗传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策略,使得他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的译作在西方广泛传播。通过分析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和翻译思想对《诗经》翻译的影响,从中国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伦理道德文化几个方面分析了阿瑟·韦利对中国《诗经》进行文化解读时存在的误区,指出其文化误读误译不利于中国文化的正确传播——跨文化典籍翻译必须做到精准理解和传达对象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化,否则,其传译成果可能出现“文化失真”。

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重新理解《大学》《中庸》的诗学路径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苗蛮图》传世音乐画本演绎内容与歌舞分类研究

《苗蛮图》是源自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以及清代各类相关古代“五溪蛮”地区各民族民俗生活的图册总称,比较真实地描绘了该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音乐活动,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从目前已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苗蛮图》图文并茂,最多有86个文字条目,且人物图像清晰、线条轮廓明朗,其中载有音乐活动事象和民族乐器的图像条目共24幅(条),包括土家族的锣、苗族的芦笙、侗族的琵琶等乐器约15件。借助这些传世音乐画本,文章分别探讨了《苗蛮图》中音乐画本的内容、类型和特征。经过研究可以窥视到古代“五溪蛮”地区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嬗变的过程,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形态及音乐发展历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经学语境下的文学解读与“务探诗人意旨”的文本阐释——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意蕴

《诗经原始》是中国《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本文在文学与经学不可分离的诗学解释学背景下探讨了《诗经原始》文学解读的可能性,强调《诗经原始》无论是以经学教化的眼光看待《诗》,还是对《诗》做出富有美感和诗意的阐释,都能立足于文本,以“务探诗人意旨”为目的。它所提出的“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等解读原则与方法,以及从诗体自身看待《诗》之正变、以“托辞”言《诗》等,都做到了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细读,重视读者涵咏体验在《诗》的解读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切,相对于中国诗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自得“”私意”参与作品的释义、轻视本文客观释义的理论来说,无疑体现出新的特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本诗学理论的内涵。

对《诗经》中的几个问题的解读

作为一名初学者,将学习《诗经》中对几个问题的探讨呈现给大家,以求得专家学者的帮助。

述论《关雎》诗解

“诗解”一词包含两层意蕴,一是对诗文本的疏解,二是对诗所负载的社会功用的判定。《关雎》原为先民歌谣,在儒学独尊的背景下被奉为圭臬,历代研究者对其不断注解疏正,诗解延传更迭,赋予《关雎》个人进德、主文谲谏、人伦教化等社会意义或功能。回顾千年的《关雎》诗解史,“诗学”和“经学”构成了两条基本的阐释路径。该文选取《关雎》诗解发展中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论及先秦、两汉、宋代、清代、近代的代表诗解,希冀以此把握《关雎》诗解的发展脉络。新时代再读《关雎》,其体现了完满的男女相合之义,当为礼制影响下的爱情诗之冠冕,是古典爱情诗歌范式。

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

在西周时期诗与乐舞结合起来,成为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仪式的一致性。由西周仪式中歌诗发展到春秋时期的赋诗,诗的仪式性逐渐淡化,文本意义逐渐凸显。诗的传播经历了由重仪式到重文本的转变过程。在春秋赋诗中,诗仪式一致性逐渐解体,而文本的一致性尚未产生。这导致了关于诗文本意义的多义性解读,从而使得诗所承载的西周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面临传承上的断裂危险,恰恰是赋诗中遵循的"赋诗观志""歌诗必类"等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直至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诗文本进行经典化阐释,诗变为《诗经》,形成了诗的文本一致性,保障了中华文化的一致性传承。

《诗经原始》成败之我见

《诗经原始》是近代诗经学的一部名作,也是云南历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价值在于:突破了《诗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旧说,把《诗经》从牵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旧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但它也有一些倒退,这与作者的封建卫道思想和生活见闻的局限有关。

《诗经》翻译中的难题与对策

从《诗经》翻译的历史来看,《诗经》翻译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为首者乃文字训释和题旨训释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明确《诗经》翻译的难题所在,对《诗经》翻译实践有指导意义。

《诗经》阐释的盲点与洞见——兼论其对中国诗学理论的贡献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其卷帙浩繁的阐释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蔚为壮观的洪流。从现代诠释学的视角审视《诗经》诠释传统不同流派的诗经学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了解这部诗集为何是中国文学的源泉,其琳琅满目的解读为何如此多样甚至互不兼容,也有助于我们找到建构合乎现代诗学的理论创见。使用后结构主义的诗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诗经》的评点注疏、理解阅读和治学方法,可以看出阐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自其诠释的开放性,而开放性得益于《诗经》诠释中的盲点和洞见,这些盲点和洞见构成了诗经诠释学的支柱。因此,应该致力于从多元的当代视角重新审视《诗经》诠释传统,既要找出其盲点,又要发掘其洞见,不仅要为阅读诗集的诗篇提供新的路径,更要关注其对中国诗学理论所作的贡献,为古代诗学的现代化提供启示。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论“以色喻于礼”的释诗体系

先秦至汉代出现了《诗经》的三种释诗体系,先秦最早出现的乃"断章取义"体系,汉代的为"比兴美刺"体系,介于两者之间,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的则可以称为"喻"的体系,其核心概念为"以色喻于礼"。此一释诗体系既不"断章取义",也不运用"比兴美刺",其特色是把整首诗歌理解为一个从色到礼的简单叙事,毫不避讳汉儒极力隐蔽的男女私情、"好色之愿",旨在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喻"的过程,从满足个人欲望转向遵守礼仪规范,从而启发人们知晓礼仪。这一过程做到了色和礼、私和公的两全,被称为"改"。"以色喻于礼"命题有助于我们把握《诗经》的美育意义。

纬书的《诗经》阐释与诗学理论

纬书作为汉代经书的辅助性撰述,在《诗经》阐释和诗学理论建构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纬书对《诗》的理解,贯穿着天人合德的星象政治思维,对《诗》意的曲解十分明显,但由于注意到"天道幽微"的《诗》意展现对于人伦社会的警示作用,为《诗》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容,提升了《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神话叙事是纬书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亦包含着某种历史文献价值。纬书所提出的重要诗学观点,如"诗者,天地之心","诗含五际六情","诗者,持也","圣人作乐,不可以自娱"等,对于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亦产生了一定影响。

《诗经》异文训诂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异文研究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梳理了历代对于《诗经》异文研究中的三个取向,即辑佚整理、理论探析、地下材料考证,在此基础上提出《诗经》异文对于研究文字演变情况、训诂发展历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诗经》的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

从历史上来看 ,对《诗经》的解读方式共有过三种 ,即政治解读、历史解读和文学解读。政治解读是传统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观照和积极入世的精神 ;历史解读是一种过渡 ,把“五经”当做历史典籍 ,但是并未真正与政治解读划清界限 ;文学解读是近现代以来的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人生与个性的重视 ,反映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应该结合起来 ,从而更全面地解读《诗经》 。

《诗经》阐释与中国古代诗学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是以儒家为主体的诗学理论,它主要建立在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解释传统基础上。不过,对于儒家经典阐释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关系来说,最值得重视的是《诗经》的阐释。这是因为,《诗经》不仅与文学诗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可以看成是儒家经典的一个总汇,最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所以成为儒家诗学阐释的内在根据,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