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脸谱化”叙事反思——基于“法律东方主义”的考察

时下对传统法律文化一直存在着一些“脸谱化”描述,如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法一统,社会与法律绝对停滞,司法行政完全混同,专制之下毫无法制,等等。在黑格尔、韦伯等西方视野中,传统中国更是反法治的代名词。这些描述有一定合理性,但有不少放大与扭曲,不乏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国的偏见与傲慢,是“法律东方主义”的叙事体现。古代君主权力虽然强大,但也会受到某些制约,并非想象中的恣意妄为。古代法律不能局限于律典律令,而是礼典、习惯法、伦常等组成的多元性的礼法体系。除却刑法之外,也存在行政、经济、民事、礼仪等各方面规范。行政与司法并非完全混同,而是“合中有分”,中央一级多由不同部门执掌行政司法两权。绝对停滞论则抹杀了历史上的法律变革,最终让中西文明沦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理应批判,但不能过度扭曲,而应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对其制度治理的合理资源应该重视。

《管子》国家管理思想的历史地位探讨

中国古代国家管理思想的发展一般认为从礼治开始,经过法治,然后到汉代有了比较成熟的"德主刑辅"这样一个过程。汉代的"德主刑辅"影响是深远的。而事实上,春秋初期的管仲提出并实践的礼法并重,是从礼治到法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更是"德主刑辅"的基本源头。

浅谈中国古代“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法制思想

中华法制文明历史悠久,法律思想博大精深。结合众多法律历史学家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世之道及其法制实践进行了评析,指出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一个礼、乐、刑、政多维的社会规则体系,四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反映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是中国几千年法律思想的结晶。

《诗经》棫柞诗与西周礼乐文明

《诗经》中有四首诗关于棫柞,是西周初期大姒、文王借助梦境表达周人其命维新的具象,它们以礼乐为载体,充分体现了天命靡常、有德居之的政治思想,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本心。周代建元以后又由天命祥瑞拓展出国势强盛、人才济济等多元意象,体现了《诗经》的本质、形成及演变规律。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仪式化威权功能

中国是遭受过战争创伤的国家,且在近代有一系列战败的历史。竞技体育在中国只能成为一种建立在医治战争创伤基础之上的治疗仪式。在仪式治疗的市场需求原则的支配下,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依然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主体性国家管理机构。现代社会更像一种成人社会,国家体育总局则是中国式成人仪式的主导者。国家体育总局还承担着现代社会中驱魔仪式主体职能,其外在的表征则是胜利仪式。中国体育所制造出来的高度幻想化的乐观主义精神源于更为实用的巫术传统。国家体育总局在文化学的高度上看更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国家体育总局作为一种新时代的社会机构,依然会发挥其无法替代的文化功能。

朱熹《论语》释论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朱熹在《论语》释论中谈到大量音乐美学问题,主要见于《朱子语类》第十九卷到第五十卷之中。朱熹在《论语》释论中的音乐美学思想有音乐本体论、音乐审美主体论、音乐教育论以及音乐形式论,还涉及古今乐的对比以及具体的音乐鉴赏。朱熹的音乐美学思想十分丰富,这既是出于其"格尽天下之理"的理学思想之要求,又来自他自身音乐实践的艺术审美体验和对音乐的理论探究。研究朱熹音乐美学,可以丰富作为艺术家的朱熹的一面,进而推进朱子学的研究。

荀子礼学思想结构整体性探析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为政以礼的思想,把礼看做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以人性为出发,从人文和历史的高度揭示礼的起源和深层意蕴;从社会、政治、人生和道德等多方面展示了礼的内涵和价值。礼仪制度的落实、礼的价值的实现需要和强制性的法与感情性的乐共同作用才能实现。乐、礼、法三者是由内而外、由弱到强的统一的整体,从而礼的教化和学习也就成为全社会的责任。

儒家“礼乐刑政”和谐治国方略及其启示

儒家"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方略,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礼治"、"乐治"、"刑治"和"政治"各具特色,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道德、文化艺术、法律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建设的具体经验。"综合为治"则彰显四大方略融通并举,共促和谐治世之效,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对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启示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从性恶论出发,创立了"隆礼重法"的德法并举的治国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对荀子的"礼"、"法"思想的阐释,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至今不泯的对于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现代启示和时代价值。

儒家思想与礼乐文明

《论语·先进》篇记录了孔子所向往的礼乐之治。礼源于上古时代的祭祀与习俗,用于规范行为、区别是非;乐则用于协调秩序、促进和谐、陶冶情操,即"用乐之和弥补礼之分"。"礼乐"不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欢,而是引领人心向善。孔子在文化上继承并超越了周公的制礼作乐,提出仁政思想以及"仁"和"礼"的治国原则。在礼与乐的关系中,儒家认为,礼为德之端,乐为德之华。礼的根本在乐和诗,礼要靠乐和诗来风行天下,"美善合一"是孔子所推崇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礼乐文明就是"乐至则无怨,礼至则无争"。儒家仁政思想的实行途径就是在"礼乐"中达到的"仁道"和在人间实现的"仁政",而仁政的实行必须是仁者和良法的结合,即仁政是由有仁心者去实践先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