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生存空间的歧异——前清遗老圈里的生死节义

民国初年前清遗老是一个久被忽视的社会群体,遗老圈内生存法则、方式都迥异于世俗社会。世俗对遗老圈评议话语的转变,以及遗老与当道交接,在生死节义问题上之心态,给世人呈现了民初近代化语境之外另类生存空间的多元和歧异。

论《为吏之道》的思想特色

《为吏之道》的出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就简文分析,其思想内容很有特色。第一部分是对吏员思想品行方面的要求;是继承传统社会各种箴言形成具有集锦特色的宦学教本,没有学派性质,应为当时官僚普遍遵从的社会伦理观念。第二部分是对良吏、恶吏的评价,可能是佐吏升迁的一种评语形式,这在汉代的碑刻中也有体现,凸显了《为吏之道》中要求的道德思想对为吏升迁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对为吏的具体事务方面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朝统治层的思想倾向与演进。

“雷人”官话背后的冷思考

"雷人官话"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言说者的权力运行逻辑:权力从何而来,权力该为谁使用?而权力的本质在利益,目前与此有关的一个焦点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即执政党到底有没有自身利益?为此,有必要澄清围绕党的利益问题所形成的某些错误观点,必须正确界分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分清党的利益与特权利益、既得利益的差别;正确认识执政党利益问题不单纯是个重大理论课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是关系执政党自身建设,关系国家改革大业的大命题。

《型世言》与晚明吏治

《型世言》中的循吏缺少了一些理想化的色彩,增加了一些脚踏实地的作风,是体现作者参政意识的典型形象;是对吏员作用的全面反映,披露了吏员在封建吏治中的复杂影响,它是开拓话本题材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李陵变文》看敦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李陵变文》为敦煌陷蕃时期民俗变文中的代表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到敦煌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立与统一,尽管民间文化对李陵更多的是同情,官方文化则更多贬斥,但充斥其间的“忠”则是统一的;吐蕃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直接冲突在《李陵变文》中也有反映,李陵尽管身着胡服,却有着一颗尊汉之心,显然乃陷蕃敦煌民众现实心态的如实展现;《李陵变文》援儒入佛,乃唐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一种表现。总之,从《李陵变文》可以看出多种文化在敦煌的碰撞与融合。

政治冲击、银行信贷与会计稳健性

文章以市长更替刻画政治冲击,运用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政治冲击影响企业会计行为的渠道与后果。研究发现,市长更替导致的政治冲击会显著减少企业的银行信贷规模。为了规避这一影响,企业尤其是具有更多债务的企业会提高会计稳健性。提高会计稳健性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信贷优势,不仅更易获得信贷,而且信贷规模增加。分产权性质的检验表明,政治冲击对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更大,但民营企业在政治冲击下提高会计稳健性更能显著增加其银行信贷优势。

政治冲击、不确定性风险与商业信贷合约

基于地方官员更替的视角,考察了市委书记更替这种政治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对微观企业商业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冲击增加了微观企业的风险,使企业的商业信贷能力减弱;政治冲击与商业信贷的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政府质量低的地区以及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且这种效应因官员异质性而存在差异。为了规避这种不确定性风险,企业会提高会计稳健性,增加现金持有。

清康熙间四川边吏张韬之“文化休克”——以《天全六番稿》为中心

以往,学界多通过史料了解中国封建社会高级疆臣的施政之功,却很少关注低级边吏的日常生活。清康熙间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经历张韬,通过其游记诗集《天全六番稿》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认知边吏内心世界的窗口。于此,论文以"文化休克"理论为视角,审视秉承江南儒家文化的边吏张韬在少数民族土司文化环境中,所遭遇的以"跪拜土司之妻"为焦点的文化冲突,及随后产生的文化疏离感与"冷官"情结,从而管窥清代边吏由中原地区来到边疆地区任职期间,所必然面对的跨文化适应问题。

高官落马、政治资源与中国上市企业绩效

文章基于2006～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3430个样本的面板数据，结合31个省份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的数据，检验高官落马对中国上市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高官落马数量与拥有政治资源的上市企业绩效负相关，且影响持续一年，但高官落马数量与没有政治资源的上市企业绩效关系不显著；（2）高官落马对拥有政治资源的上市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是震慑效应，这种震慑效应不但减少腐败官员与上市企业的利益输送行为，而且阻碍其他官员与上市企业高管和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交流；（3）震慑效应在政治集权时期有所加强，但是在沿海地区却有所减弱。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政治冲击、制度效率与企业创新——来自主政官员更替的证据

将政治冲击、制度效率与企业创新纳入统一框架,选取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主政官员更替所产生的政治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制度效率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主政官员更替所产生的政治冲击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力度,而较高的制度效率(市场化和法制化水平)可以有效强化该促进作用;政治冲击程度越高,促进作用就越强;国有产权性质会弱化这种促进作用,而民营企业会通过加快内生增长、加强自主创新应对政治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