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辨析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许多需要再认识之处。它的提出绝不仅仅为了剿共,而有其特定的多重原因;安内的对象不惟中共及其军队,是变化的、多样的;它非蒋介石一人之主张,而是得到国民党和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同;其反动性应看是否反人民、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而不宜以是否反共论。

“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个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中共与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处理实有三个层面,其一,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皆为统一之"障碍",均欲解决而后快;其二,地方实力派与中共是"内""外"有别,经历初期优先"安内"轻视"攘外"后,确认"安内"必先"攘外";其三,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时,对中共寻求政治解决,攘外逐渐成为蒋的政策重心,其政策调整亦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步趋。

也论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在"七七"事变前制定并实施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根据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此政策进行客观分析可知,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由国民党政府的本质和国家的对内职能决定的,也是当时特定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的产物,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新生活运动“反共论”析

本文主要就史学界有关新生活运动“反共论”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两面性，应予全面、准确的把握．

汪荣宝与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出笼——以1931年“朝鲜排华运动”为中心

1931年7月,在日本精心策划和挑唆下,中朝民众因租地出现对立,酿成了万宝山事件。朝鲜民众不明真相,甚至以日本撑腰而将矛头对准在朝鲜的华侨,掀起了惨无人道的"排华运动"。朝鲜排华运动发生后,中国国民政府采取妥协的方针和立场,并借此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从而导致了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的被免职。

略论国民党政府反日舆论宣传的政策逻辑——从济南惨案到“八一三”事变

面对日本"拧紧螺丝"的局部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严重威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攘外必先安内"框架内展开了反日舆论民族主义操控。其反日舆论政策形成于"五三"惨案,"九·一八"至"一·二八"走向失控,淞沪停战签订后蒋介石着手调适,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内外压力下转向抗战动员。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在"战略反日"旨趣下利用国家民族主义,以动员、安抚、分流与规制等手段规训抗议型民族主义,将民众纳入国民党政府反日路线的"正轨"。国民党反日舆论宣传政策深受宁粤权势结构的制衡,漏洞百出、矛盾重重,在全民族抗战大局压力下虽胜犹败。国民党的反日舆论政策集中了违反舆论宣传规律的各种表现,彰显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步性,其经验教训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