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与“有我”之间--路遥《平凡的世界》与传统的现代性转换

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是“人”之主体性的发现,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本位为核心而构建的“他人至上”的制度体系,二者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多形成一种“矛盾冲突”的复杂局面。路遥的创作既继承了“五四”个性解放的启蒙传统,同时又关注传统家庭共同体本位文化的固有价值,故“启蒙的再出发”便成为其创作的重中之重,突出表现便是对主体性的有无、强弱尺度的考量:首先,中国文化是一种“孝文化”,但随着几千年社会政治秩序的统治需要,“孝文化”不断被极端化,以至于变得刻板僵硬,形成一种双亲威权,对人的个性欲求产生了严重压抑;其次,群体本位文化注重群体间的人际关系,自有其正面的价值,但一旦极端化,就会导致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消亡;再次,宗法制是中国伦理社会整体秩序维持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血缘纽带、父系权威和等级关系,它既为个人的生存提供了庇护和归宿,同时又以父之名要求子女的献祭,从而造成个体人生的悲剧。

珍稀孤本稿本《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评介

清代“江南大儒”汪宗沂著有《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一卷,为清代新安未刊珍稀孤本稿本文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载。全书共论中医儿科病症50余种,载方90余首,引用文献30余种,辑逸仲景方论15条。汪氏尊崇两汉晋唐医学,倡导在儿科学中运用六经辨证,立论公允持平,无寒热偏性,善用晋唐古方,重视儿科脉诊。该书是一部精简实用、崇尚古方、特色鲜明的中医儿科学专著。本文从作者与成书缘由、版本、主要内容与构成、引用文献、学术特点,对全书进行系统考订。

陆羽两居古信州考

陆羽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游历至信州(今江西上饶),先是居上饶之东,号东冈子。贞元初,在信州城北构筑山舍,孟郊来访时,写有《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诗。当时代理信州刺史萧瑜与之交游,相得甚欢。贞元二年(786)冬,因萧瑜回洪州(今江西南昌)主留后事,邀陆羽前往洪州。陆羽此次寓居信州足有两年时间。第二次来信州茶山寓居,在贞元八年(792)末、九年(793)初,陆羽由广州李复幕府北返而来,至贞元十二年(796)迁居蕲州蕲水县(今湖北黄岗浠水),又在信州寓居了三年以上。其间,信州刺史姚骥钦慕陆羽的风范,常来相访,还一起“凿沼为溟渤之状,积石为嵩华之形”。

论路遥小说的书信镶嵌及其叙事功能

书信镶嵌,是路遥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在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中的书信文本,具有阅读关系的虚拟性、叙事选择的多样性与抒情议论的结合性等文体特征。从全书叙事逻辑来看,这些书信发挥着留白召唤的互文性、起承转合的结构性与谋篇布局的整体性等叙事功能。此外,由于书信叙事特征和作者审美理想的相互契合,加之中国现当代书信体小说的影响,以及从苏俄文学借鉴写作资源等原因,使得路遥在选择书信写作的同时,又通过内外嵌套、跨文体等方式,实现了对书信体的创新与超越。书信镶嵌是研究路遥小说新的向导,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也增扩了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构建作用。

路遥小说的道德空间

路遥是文学上的道德主义者。他的小说叙事,不追求建造美学的大厦,而是竭力构建道德的理想国。他以虔诚的道德热情、诚挚的生活关怀、深沉的苦难思考,以及史诗式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朗润和畅而又浩荡澎湃的艺术世界。他的小说,灌注着其道德信念、道德激情和道德理想,是"以道德完善为目的"的关爱人、教诲人、鼓励人、重塑人的布道式文学。因此,如何定位路遥小说的道德书写,阐释其道德空间,成为路遥研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

“路遥现象”探因

所谓"路遥现象"主要指路遥作品的广泛接受性和专家对它的冷淡形成的反差。这种反差源自于不同文学接受群体的阅读策略和评价标准。一般情况下,严肃文学作品对生活深度表现和形式创新的强调会影响它一般意义上的可读性;通俗文学则相反,但路遥的作品不属于通俗文学。"路遥现象"集中体现在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上,其原因有三:一是路遥的"巨著情结"与读者的关注点有明显错位,但这种"失败"被它的"常销"所遮蔽,也是"路遥现象"产生的前提;二是底层个人奋斗是《平凡的世界》最使读者印象深刻之处,但故事的正面化和道德化叙述使它在不同群体的接受中产生了分歧;三是小说的艺术形式不能同时满足两个读者群体的要求。

高加林形象的悲剧底蕴

路遥中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曾引起许多人的争议。生活与命运的抗争 ,爱与理想的抗争 ,自我实现与自我丧失的抗争 。

乍暖还寒——“平凡的世界”现象与“重写文学史”

"平凡的世界"现象由读者、体制、学术界三种不同力量的不同态度构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究其原因,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文学"去政治化"的追求、受西方中心论和进化论史观支配的文学史观、对《平凡的世界》艺术价值的低估都参与了这一现象的形成。近年来,随着"重写文学史"形成的文学史叙事被反思,《平凡的世界》重返文学史场域。路遥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坚持和通过"失衡婚恋"模式对人性、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值得重视。

巴马区域长寿现象的初步探讨

位于桂西北的巴马瑶族自治县,是一个近年来学术界和各种媒体共同关注的长寿人口密集地区。作者对照中国老年学会区域长寿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区域长寿标准”,经过初步考察,并通过对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等资料的统计分析,初步认为巴马存在区域长寿现象。同时认为,这种区域长寿现象的形成,与遗传、生态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社会文化状态等因素有关。

路遥: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

从路遥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经历入手,通过对路遥作品、创作随笔以及路遥生前好友回忆文章的仔细解读,分析了青年时期的红卫兵经历对路遥精神气质、性情、心理所发生的重大影响。红卫兵经历形成了路遥一生都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具体体现为受难情结、政治情结、绝望意识,这直接影响到路遥的创作心理以及作品的具体写作。

路遥研究述评

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从内容上看 ,关于路遥的创作研究 ,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和本体研究上 ,从时间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今后的路遥研究还需要在加强文本和本体研究的同时 ,正确地评估与定位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

“老土地”的当代境遇及审美呈现——路遥与中国传统文化

路遥文学世界的整体"创作命题"来自于他对传统文化走向当代命运的深沉思考,他在"平凡的世界"里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生存方式、生命样态的"现代性"观照,寄寓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审美判断,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在与传统的痛苦而富有"激情"的"告别"中宣泄着作家难以摆脱的心理矛盾与困惑,这一切构成了路遥文学世界的基本色调及内在张力。路遥创作中蕴含的丰富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同样体现着20世纪中国一大批作家普遍性的文化心理特征———他们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这种沉重而痛楚的存在,正是他们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以及创作追求的重要表征。

地域文化与作家审美个性及风格——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论之一

地域文化与作家文学创作审美风格个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联系。从陕北、关中和商洛地域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民歌、戏剧等文化艺术等方面,对陕西三位代表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艺术审美风格个性及其形成,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得出陕西三个亚子文化圈哺育出三位审美风格各异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

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

路遥的小说世界里,在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变革的激流中,在那些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并创造新生活的普通人身上,蕴含着沉郁浓重的悲剧色调。《人生》描写了一场极其复杂、令人思绪纷纭的人生悲剧,但在复杂的悲剧表象下隐约透出了生活的某种确定性。路遥是一位“用生命歌唱”因而值得人们尊敬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城市·农村·中国革命:路遥小说解读

城市与乡村在路遥小说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路遥小说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的深刻影响。"乡下人进城"是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路遥作品的核心情节,两者间的重合和矛盾反映出带有"革命"特色的中国现代化之路。路遥的乡村文学人物在"进城"过程中释放出的巨大情感能量、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和"城"与"乡"在他们心目中的象征意义,都是中国革命特定历史进程和意识形态的产物。

追求一种有“温度”的书写——以路遥的创作为例

路遥是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他始终坚持为人民写作,视写作为"一种不潇洒的劳动",坚定地走着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以深入生活,面对现实,立足大地,关注中国问题的创作态度坚守着自己的审美追求。底层写作是路遥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特殊视角,他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书写底层民众的苦难史、奋斗史,呈现出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底层写作文本不同的精神旨向。现实主义是路遥创作的基本底色,他对现实主义的坚守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与柳青一脉相承,显示出相当可贵的价值和意义。

路遥的乡土情结

本文揭示出路遥创作中＂乡土情结＂的深层精神意蕴：童年心灵的巨大乡土意识投影；农民式的乡土观念和理想；对土地与人的艺术哲学思考。

《惜抱轩书录》与姚鼐的学术倾向

《惜抱轩书录》为清代著名学者姚鼐所撰的四库提要初稿集,从其提要稿被《四库全书总目》采弃的情况中能充分地看出,姚鼐与当时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清代的汉宋学术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失落文化,两种歌吟——哈代与路遥乡土小说思想基调之比较

哈代和路遥是中西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同处乡土文化被工业文明侵蚀的社会变迁时期,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威塞克斯和陕北黄土地。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两位作家在思想基调上表现出各自的特性。哈代小说深受古希腊悲剧宿命论的影响,他笔下的农民面对变化无所适从,听凭命运的摆布和捉弄,通常陷入毁灭的结局。路遥小说中的农民则对儒家思想做出了现代性的诠释,他们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勇于摸索拼搏,不畏坎坷多舛的命运,始终力求掌控自己的人生。哈代和路遥为生存逆境中的农民描绘出一幅社会全景图,尽管基调不同,但均关切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浮沉,思索探寻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映射出当代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迷茫和困境。

路遥的“农民气质”与陕北农民文化

陕北社会自耕农经济特质下的农民生活方式构成了路遥早年生活的文化氛围。路遥与农民的精神联系根植于家族的血缘文化,乡土文化非自觉地构成其精神气质。这种“农民气质”转化为无意识创作趋向,渗透于路遥的小说创作中,在成就他的同时也限制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