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及其形塑逻辑

以“一乡−多村”为乡村关系的两个主体,突破过去将乡村关系中的“村”视为一个抽象整体的研究进路,提出“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在“行政消解自治”乡村一体化的背景下,乡镇与其下辖的各行政村的关系存在“亲疏远近”之别。形塑这种亲疏远近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特定行政村在中央或地方涉农政策中的重要性。政策性位置越突出,其与乡镇的关系越亲近。二是特定行政村村治情况良善与否。村干部治村能力越强,其与乡镇的关系越亲近。三是特定行政村在体制内有无先赋性外联关系。这种外联关系越重要,其与乡镇的关系越亲近。自上而下的各类资源在各行政村之间的配置,相应由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来形塑。

资本下乡的经营策略与农业强国建设

我国的农业强国建设并不意味着要消灭小农户。在维护小农户利益的基础上,资本下乡与农业强国建设具有一定的适配性。研究发现,基于资本属性和投资目的的不同,下乡资本可划分为外来资本和本地资本,这两类资本在进入农业时存在着投机和投资两种动机,不同类型的资本和不同动机的资本相互匹配形成了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资本下乡的四种理想类型,投资型资本衍生出生产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两种经营策略,对应着农业现代化的两种道路。要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强国,需要综合考虑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并将农业产业发展置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视域中,建立起资本报酬有限与劳动报酬稳步增长的有机衔接机制、大中小不同类型规模经营主体协同发展机制、亩均土地产出率与人力资本效益相协调的发展机制和高收益农产品与大众消费品搭配合理的生产配置机制。在此基础上,分阶段稳步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民主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村民自治生成的历史与制度背景考察

村民自治尽管发端于乡村社会内部,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但其从社会自发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推行则是国家行政推动的结果,是"民主下乡"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村民自治是一种民主化的乡村整合方式,是晚清以降现代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整合乡村社会的延续。现代国家通过"民主下乡",推行民主取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

河南农村宗教活动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省农村宗教活动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有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宽松的政治环境、人的精神需求、社会矛盾冲突和宗教自身的功能和特点等。提出了打击邪教组织扫清思想障碍、加强宗教知识及党的宗教政策教育、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充实农民精神生活、强化法律意识、割断宗教与宗族势力的联系、打击官僚腐败和重塑基层政权的“公仆”形象等对策。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

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一是扫除文盲,二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由于传统的文化背景、民众对识字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社教中强化政治教育而弱化识字教育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使扫盲的实际效果与扫盲理想相差甚远。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重要、更突出。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实现了在边区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并通过社会教育控制了全部乡村社会资源。

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路径探析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这是我们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的生动体现。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国家政权的基础,大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激活农村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思政教育功能及实施路径初探

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是高校育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以实践育人为切入点,调研目前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开展的现状,分析其在育人方面的功能和实施方向,探索建立提升社会实践育人效果的具体路径,建立全面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养成教育、道德素养的三下乡社会实践课程体系,科学有效地提高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思政教育功能。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中国乡镇行政体制管理模式的演变及前景

20世纪,我国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四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清末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取消农业税,标志着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

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百年实践、经验与启示

“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组织经历了动员性组织、改造性组织、赋权性组织和整合性组织四个阶段。从组织目标、组织特征等方面回顾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的百年实践,可以总结出基本经验:构建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融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服务国家目标与满足农民需求相结合,在组织农民过程中尊重农民的主体性。2021年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需要创新组织农民的方式方法,健全组织农民的制度机制,以引领和回应能力实现组织农民的目标,坚持党对农民的组织与农民的自我组织有机统一。

政党下乡、角色建构与乡村振兴——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考察

驻村第一书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主体,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激发驻村第一书记内生动力、规范驻村第一书记行为活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文章以角色理论为基础,提炼角色认知、角色职责、角色转换、角色激励和角色退出分析框架,立足多案例对乡村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展开探讨,发现乡村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对脱贫攻坚中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延续、变革与发展,旨在继续弥补农村社会领导力不足问题,通过外部嵌入、党建引领和资源整合等方式维护村民利益,从而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但在适用情境转换过程中存在着角色认知不清、角色职责过载、角色转换困难、角色激励模糊、角色退出不畅等制度性障碍。倘要在乡村振兴中更好地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需要在适应情境转换基础上,明确驻村第一书记角色定位,调适驻村第一书记权责清单,保障驻村第一书记角色转换,细化驻村第一书记激励机制,健全驻村第一书记退出通道。

农村费改税之后如何避免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浅议农村税收制度的改革及其配套措施

历史上的历次并税改革最终都陷入了"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当代中国要避免费改税之后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根本出路在于尽快建立起规范的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现代农村税收制度和廉洁高效精干的农村政权。

控制、汲取、激活: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农村治理政策的三个维度

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对农村治理的70年,仅仅从农村自身角度是不够的,必须从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把握。概括而言,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治理政策的70年变迁基本围绕着"控制—汲取—激活"三个维度进行展开与切换。在治理的控制层面,通过土改、集体化、政党下乡等政策实现了权力渗透与下沉;在治理的汲取层面,通过统购统销、税费征收和户籍政策维持和保障了必要的工业化积累;在治理的激活层面,通过土地承包、村民自治与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实现对农村发展活力的释放与激活。中国共产党农村治理政策的70年变迁,始终围绕着"国家建构"进程展开,一直贯穿着国家与社会张力的主线,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双重发展的70年。

方志敏式根据地的建立是实行武装割据的伟大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但是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所发动的弋横大起义就是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武装割据的典型,是我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革命实践,为丰富和充实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赣东北苏区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中央苏区的重要屏障。

功能性嵌入:新时期乡村监督体系的组织运行机制——基于鄂东南S镇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实践考察

当前,我国正处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国家试图通过推动监督体制改革来强化行政权力的合规性运行,进而降低基层治理场域中可能产生的治理风险。本文基于鄂东南S镇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实践,分析了乡村监督体系进行自我重构的组织结构调整过程,同时依靠重点同步、过程同步、目标同步的方式完成了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再嵌入。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乡村监督体系的运行逻辑经历了从依附性嵌入到功能性嵌入的总体性变化。借助条块关系的重新调整,乡镇纪检监察机构得以通过具有总领性的问责权介入乡村治理事务的全过程,形成了制度纠偏和提升治理效能的绩效增量,最终改变了以往组织悬浮的合法性困境。

高校团学“三下乡”项目实践引领的思政作用

高校暑期"三下乡"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累进发展中已然成为独具特色的实践育人平台,是第二课堂建设中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指向。将暑期"三下乡"嵌入当前社会扶贫体系乃至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更好地"全程、全方位"培育作为第一个百年目标生力军和第二个百年目标主力军的当代大学生,为全民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发挥实效作用、富有长效价值、边际作用广延的现实青春力量,也能在不断优化升级的乡实践中实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提升高校育人水平、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等多层聚合的弥散作用。以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引,不断深化对高校暑期"三下乡"活动及其嵌入社会扶贫体系乃至乡村振兴战略价值性意蕴的把握,才能更好地为其转化为现实性作用提供基础认知参考。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

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弱化趋势。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的干部下乡活动可以视为政府自我调整或矫正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它既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当代延续,也是维稳政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路径之一。如果将干部下乡活动作为国家"政治仪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旨在建构政治信任的"仪式"背后国家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机制以及"仪式"展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意外后果。而以"关系"的视角从微观上考察这一下乡活动,我们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关系"双方主观方面的理性计算,也来自双方客观上的社会距离,更在深层次上与某种泛家族主义观念相关。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条件和新机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归结为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个主要方面,应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发展农村全面教育事业三个着力点进行建设,从而实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参与式监督”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浙江省H县的调查

村级权力监督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在东部农村,密集的资源下乡带来了村级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村级小微权力监督成为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为了改变村级权力监督困局,地方政府开启了“村级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建立了“参与式监督”模式,形成了村级有效治理局面。党建引领规则下乡为群众参与村级治理提供了公共平台,其有效运作在于建构了村庄社会精英的政治吸纳机制、村庄民主协商的激发机制和村庄多元主体的决策机制,充分激活了村民自治制度。与已有的监督模式相比,“参与式监督”模式形成了权力监督的外部化,广大村民能够参与到村级权力实践,保障了村民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上的平等权利,增强了村级组织合法性,重塑了村庄治理公共性。

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危害及防范措施

农村宗族势力对基层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危害了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 ,严重冲击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因此 ,要大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采取正确的原则和得力措施 ,打击和遏制农村宗族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