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从文学史书写角度梳理近百年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剖析其经典塑型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下价值。总体而言,中国红色诗歌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出现过三种经典塑型模式,它们历时性地出现,共时性地存在,相互渗透和彼此融会。其一是人民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50—80年代初期;其二是现代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其三是民族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起并流行开来,且目前有方兴未艾之势。在新时代里我们需要实现三种经典塑型模式的话语融合,逐步建立一种兼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式人民美学话语体系,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红色文艺(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唐诗远游:中国特色文学在俄苏

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独具特色的文学类型,唐诗远游俄苏是中华优秀文学走出去的杰出代表。本文从翻译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唐诗远游俄苏的历史与当下,分析其特点、总结其经验、剖析其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唐诗远游俄苏历经百年不停歇,得益于汉学家和诗人的优秀译者群体、多样化的传播载体、译研相结合的传播模式。但也存在对诗人研究有限、受众范围窄、译入国占主导地位等局限。文化外译互通互助,21世纪唐诗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总结唐诗在俄苏传播的经验,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建构21世纪唐诗“远游世界”的模式,对中国其他优秀文化外译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清诗词中“西郊”的文学空间建构

清代诗词中“西郊”的显性外层空间是通过物象与事象搭建起来的,是其隐性情感空间建构的重要现实依托。在建构“西郊”的文学空间时,往往有时空一致、时空交错和时空回旋三种建构模式。时空一致模式打造出的隐形情感空间多承载着较为简单的情感;时空交错模式虽然只涉及一次时地变化,但创建的隐性情感空间已能容纳些许复杂的思绪;时空回旋模式涉及多次的时地转化,意味着它筑造的隐性情感空间能容纳更复杂多变的情感。文人会依据情感表达的需要选择适合的建构模式。清代文人在西郊所行之事与“西郊”这一空间都具有共同的过渡状态,在空旷的“西郊”里浅吟低唱,吟唱中蕴藏着他们的归隐之意、乱世之悲、济世之怀、闲适之乐、伤时之憾和离别之愁。

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机制论

诗人—新诗文本—初始读者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系统的原初结构。进入现代传媒空间后,中介改变了初始传播接受结构个人性传播特征,大众传媒使初始传播接受形态演化出复杂多样的运行结构,诗性价值的再生长性是其重要的传播接受机制;新诗传播接受运行方式可分为三大类型,具体形式包括报刊原发、媒体广告、读者评论、广场朗诵、跨语际翻译、结集出版、文学史著述以及诗人创作转化等,它们组构出百年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形态。新诗传播接受与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变动、文化转型尤其是人的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形成中国式运行机制与功能,传播者与接受者身份转换、层级性传播接受形态、通达与阻碍、跨时空语际性以及解构与建构等是其突出特征。发掘与阐释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机制,有助于深化认识新诗创作发展史和诗性生成史之规律。

“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与古代诗文创作、接受

作为第二次启蒙文化背景下的有机语言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形态,体认语言学提出了“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和“像似性”语源学基本原则。在此理论视野下,文章发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人类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逐步形成“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此种现象在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尤为突出。从《诗经》的赋比兴、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到楚辞的比兴象征,从汉魏辞赋的“联边”辞修,到后代的“联边诗”甚至是“神智体”诗的出现,率皆为“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影响下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结晶。

诗歌民刊与网络诗歌的“崛起”——诗歌传播方式变化之于新世纪诗歌的意义

新世纪之初,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中国新诗在传播方式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诗歌民间刊物和网络诗歌悄然"崛起",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为诗歌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不同,而且对于诗歌的精神面貌、思想质地、艺术品质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推动和加速了诗歌艺术的变化与创造,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革命性的。

自然——贯穿《二十四诗品》的美学精神

"自然"是中国人的长远追求,浸透于其人生、思想、美学和文学艺术等等方面。"自然"也是贯穿《二十四诗品》的一种美学精神,《二十四诗品》的尚"自然"有其特色和贡献。本文主要通过简析其中的《自然》《疏野》《实境》三品,对《二十四诗品》崇尚"自然"的基本情况、特色和贡献做简要的揭示和讨论。

七言诗并非源于楚辞体之辨说——从《相和歌·今有人》与《九歌·山鬼》的比较说起

七言诗源于楚辞体,是现代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材料就是沈约《宋书·乐志》中录有《今有人》一诗,是由《九歌·山鬼》改写而成。但是,两首诗之间的改写关系不能看成是两种文体的演化。从本质上讲,楚辞体与七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楚辞体在汉代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种是以楚歌的形式和骚体赋的形式继续存在,一种是变为散体赋中的六言句式,而七言诗的产生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受其它文体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小说与戏曲、诗与词、词与曲之间都有影响关系。但是在进行文体影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较双方在表面形式上的异同,更要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本质特征。

多模态视角下诗画语篇解读

中国自古有之的诗配画语篇是比较早的多模态语篇类型,但从多模态角度对其研究却不多见。根据语类研究理论对诗画语篇进行了界定并分类,将其分为题画诗(诗配画)和题诗画(画配诗)两种类型。在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框架下,依照Kress & Leeuwen的视觉语法和张德禄的多模态话语形式及关系,以郑板桥的诗配画语篇(竹石图)为例,分析该语篇诗文与图画的关系及其对语篇连贯的促进作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诗配画语篇的意义及多模态语篇中模态的关系及连贯。

红楼诗社——曹雪芹理想的社会模式

“红楼”诗社平等的态度、民主的原则、公正的价值尺度和和谐融洽的气氛,体现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模式。它既是我国古代文人结社中朴素民主思想的体现和发展,也与明末清初的民主思潮相关。

古意传久远,动静两相宜——唐宋诗词传播模式研究

唐宋诗词作为承前启后的传世之作,其传播是极具典型性的。作品依托帝王、名士、歌者这几个关键的传播介质,在不同场合和渠道进行着动态的组织、互动与传播,并以题壁、题红、题扇等方式实施着静态的转换、保存与传播。在大量的诗话、词话、笔记和作品等史料的基础上,对不同传播环境和传播介质的特点与效果进行对比,着重分析唐宋诗词的动态创作活动及其由动转静的过程,并试图从通过传播模式的研究,探求其传播规律和方法。

汉英诗歌第一人称指示词隐显模式的美学比较

第一人称指示词在汉英诗歌中有着迥然不同的表现形式 ,即汉语诗歌中第一人称指示词常常处于隐匿状态 ,而在英语诗歌中则表现得彰显。这种不同的隐显模式并不只是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 ,而且反映了汉英诗歌不同的美学追求与审美实践。该文旨在从诗歌美学观、诗歌解读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方面对汉英诗歌中第一人称指示词隐显模式的美学功能进行探讨 。

唐代艺术与诗歌文化传播

唐代诗歌与艺术体现了文学与多种艺术形式的关系；艺术作品成为了唐诗传播的媒体；乐舞独特的传播效能，促进了诗与乐的交融；口头吟诵以语言符号为传媒，显示出鲜明的社会效应和丰富的传播信息；书法、铭刻使诗歌作为传播方式具有长久性和观赏性；绘画从视觉感知上发挥诗歌的传播功效；

关于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理论模式建构的思考

为了探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的概貌,全面研究中国古代批评方法的丰厚遗产,文章提出以"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三种类型为支架,建构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理论模式的设想。这个理论模式既有完整囊括所有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的广阔空间,又具以简驭繁,以少统多的功效,且在逻辑上显得层次清晰,井然有序。

抗战诗歌的几种特殊传播方式

整个新诗史上诗歌传播方式最为丰富的时期是抗战期间,人们为了发挥诗歌鼓舞抗战的社会作用而采用了多种方式来传播诗歌。本文主要论述了诗朗诵运动、诗的歌唱活动、诗画展、街头诗运动和利用民间文艺形式等几种特殊的诗歌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方式为我们今天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清代滇人学者朱庭珍的《筱园诗话》及诗法主张

诗法是中国古典诗学主要探讨的一个核心命题,但历代诗话对诗法加以系统探讨和关注的论著并不多见,且谈法都显得比较琐碎、零散。古典诗学中对诗法主要持"死法"与"活法"之说,"死法"不可取,"活法"之说又大多语焉不详。《筱园诗话》对诗法持"有定法"与"无定法"有机结合的辩证观,对诗歌创作之技巧与法则作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是中国古典诗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诗歌创作之谈。

唐诗在唐朝的传播方式

唐人已有很强的传播意识,他们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传播唐诗。手抄是唐诗在唐朝时最主要的传播方式,题壁是唐诗发表和传播的另一主渠道,歌伎演唱使诗歌走向市井,走向民间,而选编诗集以及刊版印行则保证了唐诗得以跨代流传。

三种诗论的诠释学观照——《孔子诗论》、《左传》、《毛诗》解诗差异之分析

《孔子诗论》突出了个体主体性与人本主义立场。与《左传》的神秘主义解诗方式和《毛诗》文本意义的体外言说机制均有不同。三种解诗方式使得诗的仁德之旨具有三种不同的意义走向,是主体独特的生命感悟与历史语境结合的自觉选择,反映了在世者对“存在”意义的不同领悟。

屈原抒情模式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诗词创作的诗学传统

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而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以屈原为代表的诗学传统。屈原将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屈原以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屈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离骚》《九章》等作品的自塑形象是古代版的"美图秀秀";而晚年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宋代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最简洁可信的表述。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主体性的遮蔽与敞开——《孔子诗论》与《毛诗》论诗方式的差异

《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毛诗》共同面临着诗乐合一而以仁德为终极趋归的诗歌文本,孔子立足于文本,全力开掘诗歌的基本意蕴———带着个人的体验,使文本意蕴植根于主观体验之中,达到文本与主体情志的融合共生,这种“带着个人体验”的主体性阐释是孔子论诗方式的根本特征。《毛诗》悬置文本本义,却刻意经营诗歌对于王公大人的刺美之旨,指向政治教化,建立了文本意义的体外言说机制。不同的观照视角和感知方式导引出相异的文本意义生发之路,折射了阐释者主体性之遮蔽与敞开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