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基原藏药生等本草考证

为明确常用藏药材生等的基原及用药情况,为临床用药提供可靠依据,通过查阅历代藏医药文献及汉译本著作,对藏药生等的名称、基原、产地及功能主治等进行本草考证;发现生等最早记载于《四部医典》。经本草考证,12世纪前古籍文献中未见生等的优劣之分,12世纪起以品种和颜色分为赞旦生等、吉尔巴生等和松生等;搜集文献发现,其基原品种涉及无患子科、鼠李科、三尖杉科、豆科、苏木科、红豆杉科等6个科的16种植物;结合历代藏医文献及汉译本著作,判断上品藏药生等可能为产于印度、缅甸、非洲以及中国广东、云南、浙江、广西、台湾地区等地生长的豆科植物儿茶Acacia catechu(L.f.)Willd.的干燥茎枝。其他属地方习用药,多基原藏药生等以赞旦生等、吉尔巴生等、松生等入药使用是权衡生态资源和藏医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属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由于藏药特色资源日益匮乏,今后此类现象会更加明显,应加强开展藏药传统药性、现代化学及药理药效研究,确定最佳用药植物。

再论周汝登劝善思想义理及其新时代价值

作为阳明后学的重要构成,周汝登的“劝善”思想既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又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从“知善知恶”“自讼内省”“改过迁善”“良知之致”四个层面深入分析周汝登的劝善思想义理,从“八士会”“日记录”等存在形式来考察周汝登劝善思想的实践载体,对新时代提升德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增加行善实践在德育评价中的比重,发挥家庭与学校在德育治理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科举教育与“剪灯二种”的禁毁

关于中国小说史上首次禁毁的原因,学界的认识值得商榷。如果从明代科举考试与官学教育的角度审视,我们就会有新的启示。在科举考试的挤压下,明正统年间的国子监教育陷入了严重危机。临危受命的国子监祭酒必须重拳出击,严厉整顿已是必然选择,这是"剪灯二种"禁毁的必然性。但如何整顿,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则与继任者个人的立场、性格与行事方式有关,因人而异,这是"剪灯二种"禁毁的偶然性。禁毁事件严重影响了"剪灯二种"等小说的传播,很不利于明代中前期小说创作的复苏。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由扬情到崇理──“剪灯二种”之比较

“剪灯二种”均为明初的文言小说集，既往的研究多侧重二者的相通之处。本文采用文学社会学及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瞿佑和李昌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及两位作者的遭遇入手，阐释“剪灯二种”的同中之异，即情与理的对峙。这突出地体现在“剪灯二种”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方式及艺术风格的差异上。

邓建军精神的解读与核心能力的构建

邓建军是高技能人才的成功典范,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培养邓建军式的人才,是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深层次教育改革问题。对学校来说,除了让学生掌握一些需要不断更新的技能外,社会适应性和终身发展能力培养应成为改革的攻坚目标,即培养具有邓建军精神和核心能力的邓建军式技能型人才,这也是高等职业院校应尽的社会责任。

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本事考

阮屿的《传奇漫录》是越南小说史上第一部汉文传奇小说集,具有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开启了越南传奇小说创作的高潮。在情节内容、艺术构思和语言等本事方面,《传奇漫录》主要模仿、借鉴了《剪灯新话》,同时也借阮屿非凡的文学才华和超群的艺术想像力进行了创新,在融合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插图与“剪灯二种”之传播

明代刻书事业发达,且无书不图。由"剪灯二种"的地域版本比较看出,插图优劣与地域书坊发行策略密切相关。建安书坊以射利为主,几乎刻遍明以及明以前的小说戏曲文本,然质量粗劣。徽州木刻插图走精品路线,实现了木刻插图由辅助阅读到艺术欣赏的跨越。"剪灯二种"插图之质量、风格与小说传播密切关联。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白骨丛中的愤世嫉俗 恍惚迷离的悲欢离合——《剪灯新话》思想略论

《剪灯新话》在宋元传奇整体式微的趋势下,以元末明初的战乱为背景,继承了唐传奇的现实主义传统,敢于刺世嫉邪,直面现实的黑暗和不公;敢于悲世不遇,流露士子的感伤与哀怨;敢于倾吐胸中块垒意,书写悲欢离合情。其思想深刻在文言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明代“剪灯”系列小说序跋与小说生态环境的考察几种传播途径

"剪灯"系列小说是明代文言小说领域的重要作品,通过对其序跋的研究,可以透视明代初期洪武年间到明代中期万历年间小说的生态环境;四个阶段的序跋恰好体现了明代小说逐步突出困境,日益赢得受众的喜爱,同时又不能不受主流思潮制约的过程。

志怪之胤:论日本近世怪异小说家浅井了意的跨文化翻案

假名草子集《伽婢子》是首开日本近世怪异小说先河之作。浅井了意吸收了明朝"剪灯"系列小说和其他中国志怪、传奇小说的精髓,将中国的怪异题材、故事情节与日本历史、文化巧妙融合,成功地进行了翻案。《伽婢子》之所以能引发日本近世"怪异"文学的潮流,不仅在于它源自域外中国,带有异国风情,更在于浅井了意为近世怪异小说的创作树立了典范,这也成为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一例。

翦伯赞的《杜甫研究》及其引发的批评

1944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在《群众》周刊第9卷第21期发表《杜甫研究》一文。其文舛误甚多,曾招致訾议和讥评,尤以杜呈祥《与翦伯赞论〈杜甫研究〉》为代表。这桩学术史上的公案,知者较少且知之不详,故叙其来龙去脉。同时,翦伯赞在此文中的失误,对当下的杜甫研究者而言,亦不乏警示。

李昌祺《剪灯余话》述论

李昌祺《剪灯余话》是明初重要的文言小说集,标志着明代文言小说的复兴。其中的作品或关注古今政事,或叙写爱情婚恋,或表现商人生活,或炫耀才华,多以元明之际的动乱为背景,大力揭露批判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这些作品想像奇特,情节曲折,叙事细腻,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剪灯新话》中的“人鬼恋”及其文化意义

作为文学母题的人鬼恋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明初文言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中有多篇描写人鬼相恋的作品,大致可分三种类型:邂逅型、主动性和还魂型。其中的女鬼形象又可分为三类:因爱而死又为情而活型、主动寻爱贤惠识礼型、不甘寂寞邪恶害人型。这些人鬼恋作品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是刻画了元末明初的大动乱带给人们的时代伤痕;二是歌颂男女至情,淋漓尽致地展现情欲,形成扬情抗理的思想倾向,具有思想启蒙意义;三是瞿祐性情与遭际的一种彰显。

不慕神仙爱鬼怪——论《剪灯新话》的鬼神故事

《剪灯新话》22篇故事中,有16篇涉及到鬼神。这些鬼神故事因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剪灯新话》中的鬼神故事明显地体现出作者在题材上对人神故事的弱化和对人鬼故事的偏爱,这是异类题材内部发展演变的结果,更是作者借小说反映和批判现实的有意选择。

宗教文化对“剪灯二话”的影响

"剪灯二话"产生于三教合流之时,颇受宗教文化之影响。"剪灯二话"呈现的果报观念、安命顺时、循吏情怀与宗教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但也与瞿佑、李昌祺各自生活经历、时代环境相关,致使"剪灯二话"呈现不同特色。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透过“剪灯二话”看明初文人心态

《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少有诗名,但一生沉沦下僚,始终处在统治中心的边缘,就借志怪的形式来渲泄内心的郁闷；《剪灯余话》的作者李昌祺官至一方大员,然而几经遭贬,宦海的沉浮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积极入世到消极迟避。透过他们的作品可看出二人心态之变化,其实这也是明初文人心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