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政府统计研究

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包含丰富的统计数据,涵盖户籍人口、赋税徭役、军情战报、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我国古代政府统计演变历程极为宝贵的史料基础。为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本文基于对《资治通鉴》中统计活动、统计数据、统计思想和统计方法的细致钩沉与深入解读,聚焦典型案例,突出数据治理,从政府统计工作组织开展情况、政府统计的主要内容,以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等三个部分对五代及以前时期我国政府统计的状况加以刻画与总结。研究发现:我国古代政府统计起步时间早,渐趋成熟和稳定;统计工作历来备受重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和相关决策的重要基础;统计造假问题时有发生,防范和惩处力度较大;统计数据的收集利用程度与经济社会状况高度相关;统计与其他领域深度融合,专门的统计问题研究较为欠缺。

梁繁荣教授“治神和脏”学术思想论治新冠后失眠经验撷英

本文从理论源流、治法、选穴处方及操作要点探析梁繁荣教授“治神和脏”学术思想在新冠后失眠的运用经验。梁繁荣教授认为新冠后失眠病因病机在于疠气扰神,神受邪扰,或疠气伤脏,脏不藏神,神失所养,致神不入舍,出现寤寐失常,或难以入寐,或寐而易醒,或寐而多梦。临证治疗以“治神和脏”为治则,选取头项部腧穴及背俞穴通督治神,募原穴或俞募穴相配调和脏腑,针刺手法强调虚实有别,补泻有度,对于阳虚失眠伴抑郁者辅以督脉火龙灸温阳开郁以增效,并附验案1则,以期为针灸治疗新冠后失眠提供参考。

《金匮要略》“支饮”病名含义考释

支饮病是《金匮要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其疾病命名含义,长期以来充满争议。后世医家或从医理角度、或从临床实践角度,对这一疾病命名含义作出训释,而基于文字学角度进行探讨者却较为罕见。通过对“支”字形字义之考证,同时结合对张仲景原文记载之分析,“支饮”之“支”当为“支撑”之义,“支饮”病名含义为“支撑于胸膈之水饮”。支撑于胸膈间之支饮,与位于人体腹部之痰饮、四肢之溢饮、胸胁之悬饮,涵盖了人体之大部,与“水在心”“水在肺”等“水在五脏”条文互为羽翼,从不同角度构建了仲景痰饮证治理论体系。

熄风化痰止眩汤联合悬灸治疗风痰上扰型后循环缺血性眩晕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熄风化痰止眩汤联合悬灸对风痰上扰型后循环缺血性眩晕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5月-2023年5月江阴市中医院脑病科中医收治的81例风痰上扰型后循环缺血性眩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3组,各27例。其中中药组患者服用熄风化痰止眩汤,悬灸组患者采用悬灸治疗,联合组患者采用熄风化痰止眩汤及悬灸联合治疗。各组治疗周期为4周,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眩晕症状评分[Berg平衡表(BBS)评分、眩晕评估评分量表(DARS)]、脑血流速度[椎基底动脉(BA)、左椎动脉(LVA)和右椎动脉(RVA)]、中医症状积分。结果3组患者治疗后的各指标均优于治疗前。联合组的总有效率为92.60%(25/27),中药组为70.37%(19/27),悬灸组为74.07%(20/27),联合组的疗效明显优于中药组和悬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的BBS评分明显高于中药组和悬灸组,而DARS评分显著低于中药组和悬灸组(P<0.05);联合组BA、LVA、RVA明显高于中药组和悬灸组(P<0.05);中医症状积分在联合组明显低于中药组和悬灸组(P<0.05)。结论熄风化痰止眩汤联合悬灸治疗风痰上扰型后循环缺血性眩晕患者,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后循环血流和眩晕症状,具有明显优势。

功夫只在自己——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论解读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以“功夫之病”为问题意识的,其展开和建构是一种功夫论的进路。具体来讲,他认为做功夫有诸多缺点、错误,诸如“己私之病”“外驰之病”“支离之病”“忘助之病”,而救治“功夫之病”的药方是“知行合一”。不过,“知行合一”只是“权说”,不是“实说”。若“实说”,则乃“知行不分”,而“知行不分”的本体乃“良知”,故“实说”便是“致良知”。就“致良知”讲,针对诸种“功夫之病”,王阳明既讲了一般原则,又讲了四种针对“功夫之病”的具体对治功夫。在“致良知”功夫论说时,王阳明贯穿其中并凸显的是“功夫只在自己”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既赋予人以“主体性”,亦赋予人以“责任性”。

基于徐荣谦教授的《神魂意魄志论》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中医康复诊疗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发生涉及多个脏腑功能失调。徐荣谦教授所提出的“神魂意魄志论”可解释ASD的多种核心临床表现,通过深入分析神魂意魄志的功能,挖掘出本病的发生与“五脏神”相关,尤其与心神、肝魂、脾意、肾志的联系密切。临床中将这一“形神并治”的理论体系用来指导治疗ASD能使形气相得,获得较好疗效。

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讨

以“智慧树”平台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为例,首先,探究了该课程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设计和实践。具体包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特色与优势以及面临的问题。其次,深入探究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建设目标和建设思路,从教学资源与管理、教学设计与方法和教学活动与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色,对教学实践成果进行了展示。希望能为相关课程教学提供参考和启示,促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渐近自然扬真性——胡直感怀诗探析

胡直作为明中晚期江右王学的代表人物,诗文亦名噪一时,其感怀诗更是直接抒发性情,颇能体现其个人特色。胡直的感怀诗主要有三类:一类感怀身世遭遇;一类由景或事而生,怀念友人;另一类则专注抒发对时事灾祸的感慨。从内容上看,胡直感怀诗较为贴近他的生活,故也能藉此真实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在艺术特色上,胡直感怀诗突出地展现了自然和真挚的特征,同时精于用典和构造意境,极具美感和价值。

挚虞的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

挚虞是西晋重要文学家,一生著述宏富,惜其书宋后悉皆不传。从辑存的佚文看,在文学成就方面,他于各体文学创作均有一定成就和建树,尤以议礼议政之文最称宏辩,又最切实用,成就最为突出。在文学之学术贡献方面,他编纂了我国首部诗文总集《文章流别集》,撰写了我国首部文体研究专著《文章流别志论》,编撰了我国首部文学家传略集《文章志》,此三者均有首创之功,尤以《志论》对古代文体论及文体学贡献卓著,最受重视,影响深巨。因此,他自应在我国文学史特别是文体理论与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大智移云物”背景下饲料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困境及优化策略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饲料企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为保持竞争力,饲料企业必须寻求更高效、灵活的运营模式。而“大智移云物”的应用则为饲料企业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通过对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能为饲料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支持。尤其是在财务管理领域,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不仅能实现财务信息的集中处理,而且能通过数据标准化分析,为饲料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支持,从而提高财务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本文从“大智移云物”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入手,根据饲料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困境,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以期提升财务管理水平,为饲料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身体话语建构——以《林泉高致》为文本的考察

在自古贯之的儒家修身立德和道家去欲保身的身体实践下,无论是郭熙提出的“身即山川”“饱游饫看”的山水画创作与身体力行之道,还是主张“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可游可居”的绘画观照体验,抑或从山水画欣赏角度对“林泉之心”等身心合一观念的推崇,都可以看到绘画艺术与人的身体或身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基于当代“身体崛起”的话语场域,从身体理论视角对《林泉高致》中的身体言说进行系统的阐发论述,不仅可为激活与丰富中国古代画论资源提供新的方法论,还可管窥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身体观相异于西方的独特意蕴。

从法书文献到童蒙读物的流传轨迹——以启功先生《说〈千字文〉》为线索

智永的《千字文》以楷书和草书体书写,有多种版本。启功的研究展示了法书文献的复制方式及流传轨迹,还强调《千字文》具有启发童蒙、流传广远的实用价值。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法书文献的版本知识、认识“王羲之这个角色”、拓展法书文献出版物及书法教学“启发童蒙”的功用,同时也为研究中国特色的阅读史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

特殊教育学校职业课程实施困境与纾解之道——基于陶行知特殊教育理论视角

当前我国特殊教育学校职业课程的实施困境主要表征为:特殊教育学校职业课程体系建设不足;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育基础较为薄弱;特殊教育学校职业课程实施相对乏力等。基于陶行知特殊教育理论视角,各特殊教育学校应做到:构建专业化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夯实课程实施基础;改善职业课程实施内部条件,完善课程实施机制;以人为本,促进特殊教育职业课程体系建设;课程实施面向市场与就业,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等。

《隋书·经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例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敕编汉籍目录,其内容、体例和思想主要参考了我国唐初时期著录最全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体现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录学研究。文章主要从著录致用性、分类有序性、伦理价值性等方面,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隋书·经籍志》进行由浅入深的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古代日本对中国目录学的受容策略、经验与智慧,有助于完善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及其影响。

从近代“夷”形象嬗变看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海国图志》为中心

《海国图志》中的“夷”形象嬗变,标志着中国近代“异域”形象由“夷”到“他者”的转型,其主体由传统“少数民族”转型为近代“西方列强”。这一深刻嬗变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文化机制由传统“华夏中心”一元构架向近代“中西冲突”二元构架转型;二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这不仅论证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是在中国古代各民族“自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伴随着近代强势他者的出现而“自觉”形成的,还揭示了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的时间节点和推动中华民族意识演进的文化机制。

王士性《广志绎》所见民族接触现象解析

明人王士性一度在西南诸省任职,对当地的民族关系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在其史料笔记《广志绎》中可以看出。梳理《广志绎》的相关史实,从民族接触的形式、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揭示该书所反映的明代西南地区民族接触的真实情况:不同地区民族接触的形式、程度不一;政治政策、经济贸易等是推动民族接触的积极因素,自然地理环境则有可能阻碍民族接触;民族接触对语言词汇、习俗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既可以凸显史料笔记在民族接触研究上的价值,也可以为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语料。

曹植《白马篇》创作时间再思考

五言诗《白马篇》是表现曹植理想的代表性诗歌,这首诗通过描写骁勇善战、忠贞报国的游侠儿英雄形象,寄寓了诗人“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强烈渴望。联系曹植的生平及创作经历,以曹丕称帝(220年)为界,明显分为前期、后期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前期作品主要抒发理想与抱负,后期作品主要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及被压抑的苦闷。因此,《白马篇》就被认为是曹植前期的作品,这是不够恰当的。曹植生活的后期,特别是曹叡统治时期,他的诗文并不仅仅表现苦闷与悲愤,同样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如《杂诗》及《求自试表》等。同时,《白马篇》所反映的匈奴、鲜卑叛乱的时间也大致在魏明帝太和四、五年(230-231年)。所以,《白马篇》应为曹植后期的作品。

彭州竹瓦街出土青铜觯考源

四川彭州竹瓦街曾于1959、1980年两次发现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窖藏,计出青铜器40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己觯为殷人铜器。殷人铜器在成都平原出土,学者以为是蜀人随武王伐纣获得的战利品。其实,也可能是周公东征之后,大规模分割迁徙殷遗民,某个擅长制造青铜器的殷遗家族,不愿接受周人的统治,便不惜翻越崇山峻岭,远为迁徙,最后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到了这里,对所归附的蜀地贵族不仅赠送了原属自己的青铜觯、尊,还帮助仿造了一批既有蜀地特色又与中原铜器相似的青铜容器和兵器。这或许就是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杂有殷人铜器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