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历史民族图志对比研究——以(康熙)《贵州通志》“蛮僚”与“百苗图”为例

(康熙)《贵州通志》"蛮僚"与"百苗图"为贵州重要历史民族图志,两书分别对清代前后黔省各民族发展、分布、民俗、劳作诸情形进行了细致描述与刻画,为西南民族史研究重要文献资料。由于成书背景、纂修人各异,图志内容也互有区别,揭示其间异同,挖掘各民族生计模式与环境的适应,可以为今天贵州省山地高效农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易经直指》”条辨正

明代贵州建省以后,出现了大量的经学著作。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将明代易贵的《易经直指》列在第一位。然而,弘治《贵州图经新治》、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康熙《贵州通志》等书在著录易贵的著作时,只有《诗经直指》,并无《易经直指》的记载。梳理文献可知,乾隆《贵州通志》在抄录康熙《贵州通志》时误将《诗经直指》抄成《诸经直指》,道光《贵阳府志》在抄录乾隆《贵州通志》时,《耆旧传·易贵传》又将其误记为《群经直指》。莫友芝在编撰《黔诗纪略》时,留下了“易氏《易经直指》亦十五卷”的记载。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则依据《黔诗纪略》的记载,收录了《易经直指》一书。《贵州历代著述考(经部)》虽然对《易经直指》一书是否真实存在提出了质疑,但未能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本文意在辨析将《诗经直指》误记为《易经直指》的缘由。

曹本康熙《贵州通志》修纂时间考辨

康熙初,贵州巡抚曹申吉奉旨组织修纂了清代首部《贵州通志》。该志修纂耗时较短,纂成后流传不广,研究不多,后世多将其修纂时间定为康熙十二年。细读其冠首四篇序会发现,该书的修纂时间各序记载存有牴牾处。结合相关史料,清晰考辨此问题,并推测各序记载舛误的因由,对于该志的研究、所存史料使用,以及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康熙初年的政治、历史、文化等的研究,将有重大意义。

从穷荒异瘠到荒年甚少荒地甚多——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认知的转变

本文通过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描述的对比研究发现,康熙时期文献显示贵州多山少树、田土多石,部分地区已出现石漠化景观,是一片穷荒异瘠的土地,地方官员劝垦的态度消极悲观,更多的是向康熙争取特殊政策。雍正时期地方官员以积极的态度在贵州实施劝垦,认为贵州气候适宜,即便气候异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证贵州不会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贵州的森林往往是"逆苗"藏身之处,成为剿苗的障碍,故"焚烈山泽"成为如同"疏浚江河,挑筑沟坝,垦辟荒芜"一样重要的政务。文章指出,两朝官员眼里的贵州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朝最高统治者治理贵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二是地方官员针对的地区相异。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记载了贵州自宋至清初14府11州31县600余名贞节列女,这些贞节列女大体可分为节女、烈女、孝女与义女四种类型。其中节女最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分析节女的守节,可知其面临父母、翁姑、外族及天灾等阻力。但节女多数仍摆脱了各种阻力,从而为夫家养老抚幼,为国家育人讽教。因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旌表措施来表彰这些列女,如旌表门闾、建坊立祠等。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不少列女未得到旌表。

《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上)

(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①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百苗图》对《贵州通志·苗蛮志》(乾隆)的批判与匡正(下)

《贵州通志.苗蛮志》①(乾隆)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贵州通志·万历志》点校商榷——以“铜仁府”为例

《贵州通志》是明代贵州仅存的七本方志之一,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为宇内唯一,其点校本《贵州通志·万历志》中有不少错误,以"铜仁府"为例,短短11页文字,就有200余处错误。点校本之误主要有错字,增字,脱字,异体字、繁体字未改,底本之误应校未校及标点错误等形式。

清代陪都第一部志书——康熙《盛京通志》

盛京是满族肇兴之地。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定都于此。太宗天聪八年尊为盛京。世袒定鼎北京，以盛京为留都。康熙皇帝为“追述祖宗功德。纂修《大清一统志》，以昭示来兹。爱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以便汇辑，为诸省弁冕”。奉天府尹董秉忠“檄令各属咸至．量能援事，分类采辑；更取各属新志，增删订正，数月而稿成。”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尔雅集韵》”条辩证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著录黄彭年撰《尔雅集韵》一书。而追索《艺文志》著录的史源,并取其他史料相印证,推寻其致误的原因,证明黄彭年曾批校《尔雅》《集韵》二书,但并未撰《尔雅集韵》一书。此外,又据各家书目题跋,梳理了黄彭年批校《集韵》的经过及其批校本流传情况。

明代贵州的列女现象——以明万历《贵州通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万历《贵州通志》中列女的存在及记载,是有明一代整个社会风化的一个缩影。通过对贵州地区列女的梳理研究与分析发现,即便在偏僻一隅、交通不便达的边远地区贵州,儒家伦理道德的纲常理论、男尊女卑思想以及贞烈操行等,通过政府的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历史传承及女教书籍的教化以及女性社会身体的建构及身份认同等方法,已经俨然深入到贵州女性心里,贵州列女呈现出“贞”型和“烈”型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尤以贞妇类情况最为复杂,既有节孝双行、抚孤养嗣等,又有面临经济贫困生存之苦、精神亡夫之痛以及忍受夫家的恶待等诸多苦节,苦节之下,贵州列女仍践行儒家伦理纲常,甚至出现极端过激行为守节尽孝,诸如割股、毁容等。贵州烈型列女更为决绝,常以捍卫封建伦理纲常甚至殉节自己的生命。研究贵州列女对推动贵州妇女史研究以及新时代女性研究意义重大。

康熙《畿辅通志》中廊坊地区医药文献钩沉

致力于发掘、整理与研究康熙《畿辅通志》中廊坊地区中医药文献,主要辑录了医学人物、医事机构、疫病流行、药物、文物古迹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结合各种史志等资料及其他相关学术成果,对元代道医张道宽的生平事迹作了细致考证。同时对其他类资料作了分析,初步确定了这些资料的研究方法与方向。以之展示廊坊的中医药历史状况及文化传承脉络,为整体建构廊坊中医药历史做准备,为当下中医药平台建设实际规划提供参考。

乾隆《贵州通志》的价值与局限

乾隆《贵州通志》一百馀万字,是明清《贵州通志》中分量最重的一部。这部方志是记载贵州省在康熙、雍正两朝对贵州省行政建置调整完善后的一部通志,是我国古代贵州省唯一一部较完整、较全面记录贵州历史文献的《贵州通志》。由于乾隆《贵州通志》所收集的资料丰富、所辖疆域广泛,载录史事较此前志书为多,故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很大。但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志书并非尽善尽美,也有部分缺失存在。

康熙《泗州通志》考述

康熙十二年(1673)泗州知州李德燿主持、泗州文士戚玾修纂完成《泗州通志》三十卷,这部泗州方志未曾刊印,以稿本删改本的面目传世,现亦为孤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这部《泗州通志》修纂于泗州地区面临因洪水而衰败,乃致城邑废弃的历史"小时段"中,为研究明末清初的泗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变迁等提供重要史料。笔者结合各种材料,对于修纂者李德燿和戚玾的生平,作简要考述,同时对其版本内容特色及历史文献价值作一定的探讨。

数十载修纂民国《贵州通志》的任可澄

任可澄因与清末维新派人物李端棻有姻亲关系,又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思想倾向改良主义。1909年,任可澄与唐尔镛、华之鸿等人组织宪政预备会,为宪政派首领之一。期间任可澄任贵州教育总会会长。贵州在自治学社领导下完成了辛亥革命,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任可澄被选为大汉贵州军政府的枢密院副院长。民国元年(1912年)2月2日,贵州军政府被推翻。2月27日,滇军唐继尧入黔后,唐任贵州都督,任可澄得任都督府右参议。1913年至1915年,先后任黔东观察使、镇远道尹、云南巡按使,还代表贵州出席北京约法会议。

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

关于清代前期的贵州各府人口,史籍记载较多。但比较系统的只有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分别记载了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贵州各府人口数。

贵州发展速度的历史解读与哲学解读

一、贵州发展速度的历史解读 在贵州的发展过程中，贫困一直伴随着贵州的历史进程，从速度的视角看，贵州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始终围绕零上下小幅度徘徊。贵州之穷，自古以来，已成定论。《贵州通志·财赋》（嘉靖）中说：“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贵州为最后，故贵州财赋所出，不能当中原一大部，诸所应用大半仰给于川湖。”郭子章《黔记·止榷》中说：“贵州崎岖……国家以滇南门户而郡县之，兵倚协川、湖征解，愆期动欲脱中；商苦贱盗，却往来稀少，天下最为苦之地，不宜惊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