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数字人文教育对比研究

通过对中美两国数字人文教育的比较分析,总结美国的成功经验,找出我国在数字人文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推进我国数字人文教育发展的建议。通过系统梳理中美数字人文教育在参与主体、教育模式、课程设置、基础设施、质量保障等方面的异同,指出目前我国在数字人文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统筹协调有待加强、课程教学相对单一、数字资源建设滞后、质量评估机制不健全等,并提出了一系列经验与对策建议。对深化中美两国数字人文教育的交流合作,推进我国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而“美国优先”则是根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美国第一”为标准,为实现其霸权服务的美国对外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优先”在目标、原则、实现路径等方面存在根本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由理念到理论,由愿景到现实,由双边到多边,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美国优先”与世界发展大势背道而驰,破坏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必然不可持续。

美国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布局、制约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重构印太地区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以削弱中国的工业能力,并提升美国及其盟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市场的利益攫取能力。这一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布局有以下特征:基于双边合作的机制嵌套、基于地缘政治逻辑的遏华倾向,以及美国主导的行业“标准”与规则塑造。美国在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布局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盟伴之间存在利益诉求抵牾、美国对地区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意愿与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以及美国试图动员地区国家协同其对华地缘政治博弈与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存在矛盾等。美国试图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关键矿产海外供应风险,对中国矿企在地区国家的投资项目以及中国的产业链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但中国与地区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合作态势、产业合作效能等因素,也将在减缓此类负面冲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下的中美差异探究——以《流浪地球2》和《星际穿越》为例

电影作为人类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精神产物,必定会受到创作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进而展现其背后的民族与文化差异。长期以来,科幻题材因情节独特、创作难度大、人文情怀丰富而备受关注。本文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为理论框架,提取电影《流浪地球2》及《星际穿越》中的经典话语与文化现象,探究中美科幻电影中的文化差异及其深层原因,以期促进大众对不同文化的客观认识,并对文化电影的制作有所启发。

中美知识产权贸易影响因素测度

在全球经济转型中,象征着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于中美技术创新导致的知识产权贸易的优势差异,根据波特钻石模型,收集2010—2020年中美两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和其他10个东道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5个)的有关面板数据,并引入东道国全球竞争力指数(GCI),运用实证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基准回归、中介效应检验和异质性检验等,探究中美知识产权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考察期间知识产权使用费的收入均值中国远小于美国,同时收入差距中国远大于美国。(2)美国知识产权贸易仅受东道国的关税税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工自由度3个因素影响,而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受制约因素更多(共7个),其中受东道国关税税率和劳工自由度的负向影响较大,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的实力和比较优势与美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3)中介效应中国显著高于美国,其中东道国的关税税率和劳工自由度对美国知识产权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对中国而言则前者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后者为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东道国居民消费率为部分中介;此外,东道国GCI对中国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美国。(4)美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实力,而目前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的主要优势国为发展中国家。(5)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利于其削弱关税壁垒和人才流动的影响,于中国而言则可减轻受关税、人力资本和企业承载力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中国进一步增强资源承载能力和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等对策建议。

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及应对

与历史上的三次发展高潮相比,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既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其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符合市场周期规律且与拉美左翼回潮相伴而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二是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虽然声势浩大,但资源国普遍是在欢迎外资的前提下加强对本国矿产资源的管理和控制,与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日趋温和理性的大趋势相符。其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主战场从油气领域转向新能源矿产领域;二是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推动者从国家扩展到社区和区域层面,多元化趋向明显。资源民族主义自带排外属性,在当前中拉关系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应认清拉美资源民族主义长期性、反复性的现实,聚焦风险、危中寻机,推动中拉能源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同时助力拉美实现发展的夙愿。

缅甸“政变”的中美地缘政治话语比较研究

国际社会中强势的地缘政治话语,往往通过对特定热点区域的干涉,来压制地缘政治博弈对手的地缘政治话语,试图实现在该区域的话语霸权。近年来,缅甸逐步成为美国利用话语霸权形成对中国制衡的典型案例。研究利用Nvivo软件,通过对中国外交部官网和美国国务院官网关于缅甸“政变”的相关话语进行话语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稳定”和“民主”分别是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对缅地缘政治话语的核心;中国地缘政治话语强调地缘空间内国家之间的平等,美国地缘政治话语则重视主客体关系;美国对缅内政的干涉以及对中国的施压都是其“民主话语霸权”地缘政治话语的表征和路径,而中国坚持以“合作共赢”地缘政治话语来应对缅甸“政变”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合作共赢”地缘政治话语是对美国“民主话语霸权”地缘政治话语的一种价值超越,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积极互动。

中美两国在遗传病基因检测发展上的差异及相关进展

目前,遗传病筛查和检测主要采用实验室自建项目(LDT)和商品化体外诊断(IVD)产品2种形式,但国内外在2种形式上略有差异。文章梳理了遗传病检测相关行业进展,介绍中国和美国在相关政策上的差异,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新形势下中拉伙伴关系如何提质升级

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均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层次高、升级快的特点。当前,中美竞争加剧和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孤立中国,并巩固美拉合作以排挤中国,给中拉伙伴关系带来挑战。拉美“左转”虽有利于中拉整体合作,但并不意味着拉美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支持力度会明显提升,可由结点国家升级为支点国家。新形势下中拉伙伴关系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用提质实现继续升级:首先,通过产能合作和建构价值链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其次,加强综合安全和全球治理合作;最后,在利益和安全共同体基础上通过建构共有观念寻求共同价值构建价值共同体。

拉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经验特色、困境及对中拉合作的启示

中拉在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的合作对未来双方战略合作的“提质升级”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发现,拉美地区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经验和特色主要在于:生态保护融资体制创新较早、生态保护区管理体系较为健全、重视REDD+机制等。与此同时,拉美国家也面临生物多样性退化的困境,其治理压力主要来自经济增长、农业增长、基础设施开发等多方面发展需求以及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

博士生教育科类结构演进逻辑与规模预测——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金字塔尖”,其学科结构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其培养规模事关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博士毕业生规模持续上升,学科结构趋向多元化。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的调整遵循着多重逻辑,即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及学术逻辑。从2021—2030年预测结果来看,中美两国科类结构分布不均衡。据此本研究提出精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依据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动向、强化学科体系调整与学科体制创新的联动机制等建议。

欧盟对华科技与经贸政策的特点分析与应对建议

中国崛起、中美博弈、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加速了欧盟对中国的防范进程,欧盟对华政策的保护主义正逐渐抬头。近年来,欧盟密集出台《芯片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外国补贴法案》等多个政策,不断强调对华“去风险”。欧盟对华政策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新格局的重要因素。通过全面梳理欧盟对华科技与经贸政策取向,分析其战略布局和政策工具的特点,得出结论,对华科技与经贸政策具有“三分定位、三角网络、三重壁垒”等特征,从而限制中国企业活动,影响中国技术发展。对此,中国应深化中欧科技合作,优化投资环境,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并加快形成开放创新生态,以缓解压力并推动双方互利共赢。

拉美国家石油公司能源转型关键影响因素及对中拉能源合作的启示——基于拉美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

本文以拉美国家石油公司(NationalOil Companies,NOC)为例,概述了该公司在能源转型中的举措,总结“优势产业协同”和“单一主业脱碳”两大转型模式,并从驱动力和阻滞力的角度分析其影响因素,通过系统动力学建模仿真,对三种情景下的拉美NOC转型作出预测。与此同时,分析了拉美NOC转型对中拉能源合作的启示。结果显示,以2050年碳减排90%及国际油价40美元/桶的情景为例,拉美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业务体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峰。受美国产业政策波及,拉美在美国能源结构中地位调整,及拉美国家寻求能源转型、抵制霸权和变革求索的背景下,中拉油气公司能源国际合作迎来了难得的窗口期和新的内涵。

中美知识融合网络与知识扩散网络对比

[研究目的]当前借助引文关系开展知识流动规律分析的研究已经十分常见,但对于知识的融合与扩散过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从复杂网络视角分析中美学者所创造知识的流动规律有助于厘清两地的科学生产力及知识流动的差异。[研究方法]通过引用关系构建知识融合级联网络和知识扩散级联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从网络数量特征、网络结构特征和级联网络国别等特征维度对中美知识融合网络和知识扩散网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论]研究发现,纯美国学者组发表文献不论是知识融合级联网络还是知识扩散级联网络规模均更大,形成的知识融合级联网络密度、接近中心性和PageRank平均数更大。物理学相比于社会学,其文献的知识融合级联网络和知识扩散级联网络呈现更加稠密、节点联系更加紧密、中心性更强的结构。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知识融合与知识扩散的认识,加深对中美两国科研生产力差异的理解。

对美国“门罗主义”两百周年的再思考:缘起、发展和反思

2023年是美国《门罗宣言》问世两百周年。以《门罗宣言》为基础的“门罗主义”是美国自独立以来对拉美政策的重要遵循。尽管“门罗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各有不同,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其不变的主题。自诞生以来,“门罗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先后经历了“初步酝酿、自发生长”“快速发展、急剧扩张”“回归平静、暗藏波涛”三个发展阶段。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门罗色彩表面上虽有所淡化,但实质上却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中国因素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拉政策的重要考量。与此同时,随着拉美左翼东山再起,拉美一体化进程再度提速,拉共体的建设也进入加速轨道,拉美地区联合自强、团结对外的趋势逐渐增强,“门罗主义”对拉美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中拉新型合作模式和伙伴关系深入人心。

产品质量差异对购买力平价的影响——来自中美比较的证据

各国产品质量问题是国际比较项目(ICP)自1968年成立以来一直无法攻克的难题。本文从产品质量这一新视角出发,以中美两国为研究对象,采用支付意愿法量化两国产品之间被ICP忽略的质量差异,并使用Sato-Vartia指数法测算产品质量差异对中国购买力平价(PPP)以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ICP匹配到的两国30种产品之间存在较大的质量差异;经质量调整后的2011年和2017年中国30种产品整体PPP高于质量调整前的测算结果,两年的偏差结果分别为9.00%和9.02%;经30种产品质量调整后的2011年和2017年中国GDP层面PPP高于质量调整前的测算结果,两年的偏差结果分别为2.33%和2.42%。此外,由于ICP未能完全控制两国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异,2011年和2017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至少被高估了2.28%和2.36%。本文一方面对中国PPP进行质量调整,尝试解决我国PPP和实际经济规模测算偏差问题,有利于维护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被ICP低估的PPP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质量调整思路和方法,对改进全球ICP测算质量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的美国人工智能决策联盟涉华话语分析

[研究目的]美国人工智能决策联盟正不断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考察美国人工智能决策联盟涉华话语有利于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体现的权力关系。[研究方法]以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为理论依据,采用文献分析与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批判话语的角度分析美国人工智能决策联盟的涉华话语。[研究结论]研究表明,美国人工智能决策联盟视中国为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对手和威胁。从文本看,美国人工智能决策联盟在词汇层面将中俄捆绑并置、使用负面价值表达型词汇,在语法层面使用隐喻、设定及物过程的特定参与者与环境成分,以建构中国对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威胁性形象;从话语实践看,美国人工智能决策联盟通过话语预设植入对华负面认知,通过话语描述与文外声音形成交际链,服务自身政策建议论辩;从社会实践看,美国人工智能决策联盟的涉华话语实践受到政府政策、“中国威胁论”叙事和科技霸权思维的影响。

危与机:后疫情时代中拉合作的路径突破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全球陷入重大卫生危机。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贸易结构互补性不强、合作不确定性加剧、拉美‚选边站‛等问题阻碍了中拉进一步的合作,但也给中拉在外交、数字经济、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后疫情时代,中拉应以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着力点,拓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外交模式,通过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经贸结构优化升级。由于拉美政治生态变局与国际竞争格局的双重影响,中国应高度关注拉美政局变化,采取灵活务实的应对策略,在公共危机中探寻发展新机遇。

冷战与传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闻处对华宣传中的目标人群与媒介运用

在冷战前期中美对抗的时代,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宣传攻势。这种攻势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中国内地居民,运用中文媒介“对华宣传”;另一种是运用外文媒介在国际舆论中开展“涉华宣传”。对华宣传的目标人群主要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运用的主要媒介是广播和邮寄印刷品;涉华宣传的目标人群是外国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主要媒介是新闻和出版物。大体上,美国对华和涉华宣传针对的受众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传媒介的选择相应地也是“智识活动”和“知识体验”式活动(广播读书会、时政新闻和书刊、社会纪实小说等),内容多围绕深度时政新闻话题展开。这是美方针对第三世界社会精英一种惯常的宣传技巧,体现了冷战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关联性。

大变局下大国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大国关系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成为大变局中的重要变量。当今大国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呈现的主要特征是:世界主要力量趋向多极均衡;大国关系伙伴化;亚太地区日趋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的中枢;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轴;全球治理成为大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既包含着积极因素,也存在着消极因素。中国必须积极应对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使大国关系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