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秭归鱼泉洞泉域系统中六六六(HCHs)和滴滴涕(DDTs)的分布、来源与迁移

岩溶区特殊的地形地貌,使得地表环境中的有机氯农药(OCPs)很容易进入地下环境,对地下水的安全构成威胁。采用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GC-ECD)对湖北秭归鱼泉洞泉域系统中的典型OCPs——六六六(HCHs)和滴滴涕(DDTs)进行了检测,探究了其时空分布特征、潜在污染来源和迁移特征。结果表明:水体中HCHs质量浓度范围为0.09~5.17 ng/L,土壤和泉沉积物中HCHs质量分数范围分别为0.36~3.67,0.11~2.53 ng/g;水体中DDTs质量浓度范围为0.13~7.16 ng/L,土壤和泉沉积物中DDTs质量分数范围分别为0.22~19.13,0.73~11.53 ng/g,呈现出以DDTs为主的污染特征。水体中HCHs和DDTs质量浓度在冬季最高;土壤中HCHs和DDTs质量分数分别在夏季和冬季达到最高;泉沉积物中HCHs和DDTs质量分数分别在夏季和春季达到峰值。特征比值结果显示,水体、土壤和泉沉积物中HCHs主要源于林丹的使用;水体中DDTs主要源于历史残留,而土壤和泉沉积物中DDTs主要来源于近期使用。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HCHs和DDTs可从补给区地表水和补给区土壤分别向排泄区泉水和泉沉积物中迁移。HCHs和DDTs在介质中的快速迁移证实了岩溶区地下水的脆弱性。本研究成果可以为岩溶地下水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提供参考。

p,p'-DDT在中华绒螯蟹体内的富集动力学研究

为探究p,p'-滴滴涕(p,p'-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p,p'-DDT)在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体内的分布特征和生物富集动力学特点,基于双箱动力学模型,采用半静态水质接触染毒方式,通过对富集、释放阶段中华绒螯蟹肌肉、性腺和肝胰腺中p,p'-DDT含量的动态监测结果进行非线性拟合,得到了各组织器官的一级吸收速率常数k_(1)、一级释放速率常数k_(2)、生物富集系数BCF(bioconcentration factor)、富集平衡浓度C_(A-SS)、生物半衰期t_(50)等富集动力学参数。结果显示:各组织中k_(1)为0.021~16.039,k_(2)为0.102~0.191,BCF为0.146~83.974,C_(A-SS)为37.50~19423.50μg·kg^(-1),t_(50)为3.63~6.80 d。模型拟合优势度检验结果显示:中华绒螯蟹在25、500μg·L^(-1)的p,p'-DDT暴露下,肌肉、性腺、肝胰腺对p,p'-DDT的富集和释放过程符合双箱动力学模型。结果表明中华绒螯蟹肌肉、性腺和肝胰腺对p,p'-DDT的k_(1)和BCF随暴露浓度的增大而减小,C_(A-SS)均随暴露浓度的增大而增大,k_(2)和t_(50)则与暴露浓度无明显关联,不同组织对p,p'-DDT的富集效应强弱表现为肝胰腺>性腺>肌肉。

科学传播的“吹哨人”角色探究:基于卡森对DDT历史影响的案例分析

在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蕾切尔·卡森的科学传播活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吹哨人”角色。科学传播对DDT技术发展的具体影响常被低估,但通过深入分析DDT的历史发展脉络,并量化评估卡森的贡献,可以确定科学传播在工业生产与技术研发中的巨大影响。研究发现科学传播的两大核心着力点:第一,向公众传播环境风险预警,推动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第二,促使科研工作者反思技术,不断激发技术革新,从而在根本上缓解由技术应用引发的社会问题。

气相色谱法探讨p,p'-DDT的降解率

利用气相色谱法(GC-ECD)考察了进样口温度、衬管、进样模式和隔垫对p,p’-DDT标准溶液降解率的影响,确定了其降解率最低的气相色谱条件为脉冲不分流进样模式下,进样口温度为280℃时,首选超高惰带玻璃纤维衬管(5190-2293)和不粘连的流失与温度优化(BTO)隔垫(5183-4757)。

鼠李糖脂-纳米零价铁-丙酮酸钠强化微生物厌氧-好氧降解土壤DDTs效果研究

为了改善目前土壤DDTs污染微生物修复效率相对较低的现状,以沈阳市沈北新区某设施农业大棚土壤为研究对象,通过批实验研究了鼠李糖脂(RL)、纳米零价铁(nZVI)和丙酮酸钠(C)强化微生物顺序厌氧-好氧处理对土壤DDTs及其组分降解率的影响。结果表明:RL、nZVI和C强化微生物顺序厌氧-好氧处理可显著提高土壤DDTs和p,p′-DDT的降解率(P<0.05),不同强化处理土壤DDTs和p,p′-DDT降解率依次为RL+nZVI+C联合处理>nZVI处理>RL处理>C处理>CK处理;RL、nZVI和C联合强化微生物厌氧-好氧顺序处理90 d时,土壤DDTs、p,p′-DDT和p,p′-DDE降解率分别为43.05%~68.81%、12.06%~96.90%和3.33%~60.87%。其中,0.05 mg·kg^(-1)RL、0.50%nZVI以及0.30 mmol·kg^(-1)C联合强化厌氧-好氧处理土壤DDTs、p,p′-DDT和p,p′-DDE降解率分别为68.81%、96.90%和60.87%,厌氧与好氧降解比分别为3.97、6.70和5.00。研究表明,RL、nZVI与C联合强化微生物顺序厌氧脱氯与好氧放大处理,促进了土壤DDTs高效降解,同时避免了难降解、毒性更大的p,p′-DDE的产生与积累,展示了RL、nZVI与C联合强化微生物顺序厌氧-好氧降解在修复DDTs污染土壤方面的应用潜力。

农田土壤滴滴涕 (DDTs )残留量调查与评价

研究选取池州市近郊旱地、水田、菜地3种土地利用方式,分析滴滴涕(DDTs)四种衍生物在土壤中残留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各土地利用方式土壤中滴滴涕(DDTs)各衍生物的含量较低。在土壤样本中,DDTs的残留物主要有P,P-DDE和P,P-DDT两种。水田有4个土壤样品的P,P-DDD/P,P-DDE质量比大于1,由此推断池州市郊区水田在水稻种植期主要处于厌氧环境中。(DDE+DDD)/DDT比值在0.45~2.47之间,其中有3个样品的比值在1以下,说明使用DDTs杀虫剂的时间较短,应探究其原因,进一步调查分析。

天津地区土壤中DDT的残留分布研究

采集了覆盖整个天津地区的 188个土壤表层样品 ,并分析了样品中p ,p′ DDE ,p ,p′ DDD ,p ,p′ DDT ,o ,p′ DDE ,o ,p′ DDD和o ,p′ DDT等 6种DDT代谢产物 .结果表明p ,p′ DDT和p ,p′ DDE是表土中的主要污染物 ,其平均残留量分别为 2 7 5和 18 8ng·g-1.不同类型土壤∑DDT差异不显著 .污灌区与非污灌区内的样品中DDT及其代谢产物的差异不显著 ,但1970— 1980年DDT施用量较高的地区如今土壤中的残留量均较高 .土壤理化性质如pH以及TOC对DDTs的残留量有较显著的影响 .禁用 2 0年以来 ,DDT的总体残留量水平仍较高 ,是否依然有间或使用 。

广东省典型区域农业土壤中六六六(HCHs)和滴滴涕(DDTs)的残留及其分布特征

2002年10月-2005年11月采集广东省典型区域（汕头市、湛江市、东莞市、惠州市、中山市、珠海市和佛山市顺德区）的农业土壤表层（0～20cm）样品444个，采用气相色谱方法对土壤中六六六（HCHs）和滴滴涕（DDTs）进行分析，初步揭示广东省农业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分布及残留情况．结果表明：HCHs的检出率为95．9％，埘（HCHs）为未检出～104．38ng／g，平均值5．90ng／g;DDTs的检出率为95．7％，埘（DDTs）为未检出～157．75ng／g，平均值为10．18ng／g．HCHs的4种异构体中，w（β-HCH）最高，平均值为2．96ng／g，而P，P’-DDE是3种DDTs异构体中含量最高的，平均值为5．09ng／g．不同土壤利用类型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总量为水稻田〉菜地〉香蕉地〉旱坡果园地〉甘蔗地，汕头市土壤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总量明显高于该研究区的其他地方．与国内外其他地区农业土壤中的DDTs和HCHs含量和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相比，广东省典型区域污染程度较低.

DDT及其主要降解产物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

用植草方法研究了受DDT及其主要降解产物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试验 ,比较了 1 0种草在不同污染浓度下对 5种土壤的修复能力 .研究表明 ,同一品种的草在不同土壤中对污染物的清除能力是不同的 ,不同品种的草在同一土壤中对污染物的清除能力也是不同的 .在植物修复的过程中 ,通过草对有机污染物吸收的途径而去除土壤中污染物所作的贡献很小 ,植草 3个月后 ,草对DDT及其主要降解产物的吸收与富集仅占原施药总量的 0 1 3 %—3 0 % ,而 7 1 0 %— 71

渤海表层沉积物中DDTs、PCBs及酞酸酯的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第2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数据,研究渤海表层沉积物中DDTs、PCBs和酞酸酯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DDTs和PCBs的高值样点主要分布于秦皇岛近岸、辽东湾近岸和渤海湾近岸海区;酞酸酯的最高值和次高值样点分别出现在莱州湾近岸和辽东湾近岸,而秦皇岛近岸海区的平均水平高于其它海区.目前,渤海表层沉积物中PCBs和酞酸酯的含量相对较低,对周边底栖生物尚未构成威胁.另一方面,DDTs组成的比值关系显示秦皇岛近岸、渤海湾近岸和辽东湾近岸海区近期出现DDTs的输入,并且DDTs含量已超出相应的生态效应低值区间的标志水平,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在渤海海区大多数样点,DDTs的主要代谢产物为厌氧条件下的DDD.

黄淮海地区典型农业土壤中六六六(HCH)和滴滴涕(DDT)的残留量研究 Ⅰ.表层残留量及其异构体组成

定量分析了黄淮海平原典型农业区七个县的129个表层土壤样品中的六六六(HCH)和滴滴涕(DDT)含量以及它们的异构体组成,以全面了解该区域农业土壤中有机氯的当前含量水平和评估其潜在的环境毒害能力。结果表明,所有样品均能检测出不同含量水平的HCHs(HCHs=α-HCH+β-HCH+γ-HCH+δ- HCH),平均为4.01±2.21 pg kgll;DDXs(DDXs=4,4’一DDE+4,4’.DDD+2,4’DDT+4,4’一DDT)的检出率为93%,平均含量为11.16±17.29μgkg-1;所有样品的HCHs均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50μg kg-1),但有3.1%的样品的DDXs值超过该级标准。与国内的天津、欧洲、美国等农业土壤相比较,黄淮海平原农业土壤的有机氯农药污染现象总体来说并不严重。HCH的4种异构体中,β-HCH含量最高,平均浓度为2.48±1.88μg kg-1;而4,4’-DDE是4种DDT异构体中含量最高的,平均浓度为6.91±13.67μg kg-1。各化合物与土壤有机质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

热带海洋环境中BHC和DDT的行为特征研究Ⅰ.中国珠江口区旱季BHC和DDT的含量与分布

本文于1994年11月用气相色谱法研究了旱季珠江口区环境中BHC和DDT的含量与分布。结果表明，表层海水BHC含量为0.187μg/L，DDT为0.080μｇ/L；底层海水BHC为0.117μｇ／L，DDT为0.506μｇ／L。沉积物BHC为11.15×10－9（干），DDT为33.46×10－9（干）。海水中的盐度、DO。

河北水库及湖泊沉积物中DDT农药的残留特征与风险评估

分析了河北省主要湖泊水库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DDT）的残留特征与生态风险．2004年秋季采集了河北12个水库和2个湖泊的表层沉积物样品，利用GC-ECD测定DDTs农药的含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残留与组成特征以及生态风险．结果表观：1）河北省主要湖泊水库沉积物中DDTs的平均含量为3．328ng·g^-1，其含量范围为1．014—9．022ng·g^-1；并且，不同样品中DDTs的含量的差异较大，变异系数均超过65％．2）临城水库、陡河水库、龙门水库3个样点的表面沉积物中ωDDT／（ωDDD＋ωDDE）〉1，表明有新的DDT输入；岗南水库、邱庄水库、黄壁庄水库3个样点的表面沉积物中ωDDD／ωDDE〉1，说明DDD降解环境为厌氧条件；其余8个样点ωDDD／ωDDE〈1，说明DDD降解环境为好氧条件．3）所有样点中DDT、DDD和DDE浓度均低于ERM，并且大部分小于ERL，表明其生态风险大多低于10％；但11个样点的DDTs含量介于ERL和ERM之间，表明其生态风险大多介于10％～50％．

一株DDT降解菌的筛选、鉴定及降解特性的初步研究

从DDT污染的土壤中筛选具有DDT降解能力的细菌,经过富集培养、分离纯化得到56株细菌,将其接种到基础盐酵母培养基,7d后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法初筛得到降解率较高的一株菌,编号为D-1。通过16SrDNA序列分析结合传统分类学方法确定该菌为寡养单胞菌属(Stenotrophomonas sp.)的一株菌。对菌体降解DDT的特性的研究表明,在培养温度为30℃,底物质量浓度为40mg/L,pH7.0,摇床转速为200r/min的条件下,该菌株对DDT降解10d的降解率为69.0%。

黄淮海地区典型农业土壤中六六六(HCH)和滴滴涕(DDT)的残留量研究 Ⅱ.空间分布及垂直分布特征

主要研究了黄淮海地区7个县的典型农业土壤中六六六(HCH)和滴滴涕(DDT)在每个县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在4个土壤剖面的垂直分布模式.空间分布图表明,HCHS(HCHS=α-HCH+β-HCH+γ-HCH+δ-HCH)和DDXS(DDXS=4, 4′-DDE +4, 4′-DDD+2, 4′-DDT+4, 4′-DDT)各浓度在每个县的分布基本上是随机的,DDT的变异性大于HCH.DDXS浓度超过国家规定的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50 μg kg-1)的区域集中在禹城县的东部.该研究同时表明在制定具体的土壤有机氯农药管理措施前研究它们的空间变异性的必要性.HCHS在剖面30 cm以下的含量水平与表层相似,其异构体中以β-HCH的含量最高;而DDXS则主要集中在土表0～30 cm,大于30 cm深度其值显著降低或低于检测限.结果表明在官方禁用20多年后,HCH和DDT在黄淮海地区0～100 cm土壤剖面的含量在绝大部分地点已经降至安全水平.

Tween 80对DDTs污染场地土壤的增溶洗脱效果研究

以苏南某滴滴涕类化合物(DDTs)污染场地土壤为研究对象,进行实验室批量洗脱试验,研究了环境友好型表面活性剂Tween80对土壤中DDTs的增溶洗脱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Tween80显著地增加了DDTs表观溶解度,在临界胶束浓度(CMC)以上对DDTs的增溶曲线呈指数衰减函数关系,DDTs各组分洗脱量顺序为4,4′-DDT>4,4′-DDD>2,4′-DDD>2,4′-DDT。Tween80的浓度、洗脱次数及土壤吸附作用共同影响其对DDTs的洗脱效果。去离子水能有效去除土壤中残留Tween80,Tween80解吸附率最高可达72.66%,大大降低了Tween80二次污染土壤的风险。Tween80增溶和去离子水解吸附联合过程对DDTs洗脱效果产生显著的协同作用。10000mg·L-1浓度条件下Tween80对DDTs的去除率最高为72%,其次为8000mg·L-1的Tween80水溶液,去除率为66.72%。采用8000mg·L-1的Tween80溶液进行土壤洗涤处理,结合其他修复技术,可能会是修复DDTs污染土壤的有效技术方案之一。

浙北农田土壤中HCH和DDT的残留及其风险

通过采样及样品测试,分析了浙北平湖县和海盐县两地81个样点的农田土壤HCH、DDT及其代谢物的残留情况,采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了不同深度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HCH、DDT残留。结果表明,HCH残留低于DDT,ΣHCHs介于0.20～20.1ng·g-1,平均值为1.73ng·g-1,ΣDDTs介于1.50～362.84ng·g-1,平均值为44.68ng·g-1;残留水平较高的是p,p′-DDE、p,p′-DDD和p,p′-DDT,平均值分别达到15.45、5.79和13.71ng·g-1,23.5%的表层土壤中的ΣDDTs超出了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自然背景值。HCH、DDT残留与土地利用类型呈较好的相关性,水田土壤高于菜地土壤。浙北农田土壤中的HCH残留对于土壤生物的风险较低,而DDT对食物链高营养级生物具有一定的风险。

DDT降解菌株DB-1的分离、系统发育及降解特性

从农药厂下水道污泥中分离、筛选到1株能够在好氧条件下降解DDT的细菌菌株DB-1,根据表型特征、生理生化特性及16S rDNA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将菌株DB-1初步鉴定为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 sp).该菌株能在含酵母膏(40mg/L)的DDT(40mg/L)无机盐液体培养基中降解DDT,10d降解率达到83.6%,菌株DB-1在25～30℃长势较好,最适生长pH值为8.0.

污染物浓度与土壤粒径对热脱附修复DDTs污染土壤的影响

采集2种不同性质的土壤(黑土和棕壤)作为供试土壤,自配不同污染浓度(棕壤)和不同粒径(黑土)的DDT及其同系物(即DDTs,包括p,p'-DDT,o,p'-DDT,p,p'-DDD和p,p'-DDE)污染土壤,采用热脱附方法,分别对300℃,5个停留时间(10,20,30,40和50 min)下的DDTs总去除率及热处理前后各组分的脱附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污染水平〔w(DDTs)分别为290.17,498.69和718.69 mg/kg〕的污染土壤中,DDTs的总去除率差异不显著.此外,在整个热处理过程中,污染水平对4种DDT及其同系物在土壤中的去除率也没有显著影响.而土壤粒径(0.25～0.85 mm,0.15～<0.25mm,<0.15 mm)对DDTs的去除率影响显著,粒径越大的土壤越有利于DDTs脱附.单因素方差结果显示,粒径对土壤中p,p'-DDT和p,p'-DDE的脱附和转化有显著影响.

活化过硫酸钠氧化法修复DDTs污染场地土壤研究

本研究探讨了利用Fe2+活化过硫酸钠氧化修复长江三角洲地区某典型DDTs污染场地土壤的可行性。研究了不同因素对目标污染物去除效率的影响,包括起始pH与矿物耦合因素、过硫酸钠/Fe2+浓度比值因素和过硫酸钠浓度因素等。结果表明,当磁铁矿和赤铁矿投加到只含有过硫酸钠的泥浆体系时,在酸性和中性条件下都能显著提高DDTs的降解率(P<0.01),并且pH 3.2条件时DDTs的降解率高于pH 7.7条件时的DDTs降解率;零价铁和菱铁矿因其二价铁含量较高,导致矿物近表面Fe2+过剩而消耗硫酸根自由基,进而降低了DDTs氧化效率。pH 3.2时,Fe2+/Na2S2O8的最优值为1/20,在此条件下0.16 mol/L的活化过硫酸钠反应24 h后得到DDTs最高降解率约为90%。同时还比较了活化过硫酸钠、过硫酸钠、Fenton试剂、H2O2、双氧化试剂(活化过硫酸钠与双氧水混用)和高锰酸钾6种氧化剂对DDTs氧化效果,评价了不同氧化剂的优劣之处。研究发现Fe2+活化过硫酸钠可以有效地降解DDTs的4种同系物,pH 3.2条件时6种氧化剂对DDTs的氧化降解率由大到小顺序为:活化过硫酸钠>过硫酸钠>Fenton试剂>双氧化剂>高锰酸钾>H2O2。本研究结果表明活化过硫酸钠氧化法是修复DDTs污染场地土壤的有效方法,有较好的应用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