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篮球俱乐部“独家签约权”条款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进路——基于劳动法视角的考察分析

职业篮球俱乐部独家签约权条款在保护俱乐部的先期投入、提升俱乐部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困境,引发了实践中的诸多纠纷。从劳动法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独家签约权条款的法律性质及其与球员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互动、与服务期条款的对比等事项进行考察,发现当前我国职业篮球俱乐部独家签约权条款存在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约束力、与高位阶“服务期”条款相冲突、以严格的约束条件过度限制球员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等问题。为保障球员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并提升俱乐部的可持续竞争力,从加强立法、推进集体协商、放宽约束条件以及适用服务期条款等方面提出了我国职业篮球俱乐部独家签约权条款的完善进路。

《海牙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公约(草案)》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建议

我国对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制订《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公约》关于知识产权问题时,应采取以下立场:(1)除版权及其相关的邻接权外,应尽量将其它知识产权权利有效性案件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以外;(2)原则上应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排除在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排除,则应当限制当事人的选择范围:即只能在侵权行为发生地和被告住所地之间进行选择;(3)对于知识产权合同案件,可以允许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4)其它知识产权案件应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

社会排斥视角的农民工类别差异与政策选择

文章从社会排斥视角对不同类别的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面临社会关系、生活保障、消极和限制性排斥以及不公平待遇排斥等,进而探讨城市政府应实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治理政策。

排斥与团结:社会分层机制下的教育选择

文章提出在团结与排斥的分配机制中,教育选择成为既可以化解精英冲突,又能有效维持地位再生产的重要的社会维护手段,并对教育分流、考试制度和阶层传递这三种教育选择方式进行了分析,得出教育选择的后果是非整体性在生产和下层精英地位的崛起。

互动背景下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政策选择

协调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规则的解释、适用、遵守与外国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维护国际海洋秩序的主要议题。根据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是否包括从事军事活动权利为标准,本文将各种立场划分为"包容性解释"和"非包容性解释",并根据国家海军力量大小,将理想的博弈分为弱国—弱国、强国—强国、强国—弱国三种类型,博弈结果就是在两种立场之间做出占优的策略选择。分析结论表明,如果对中国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周边国家都持"非包容性解释"立场,则中国的收益偏低;若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都持"包容性解释"立场,除了中美博弈过程中中国收益为负外,其他情况下总体收益为正。因此,倡导和维护一种以"包容性解释"立场为核心的海洋法律秩序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排他性与非排他性策略下创新授权契约机制研究

分析了不完全信息下,拥有提高产品质量技术的创新企业,在(非)排他性授权策略下,向进行Cournot竞争生产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企业技术授权的契约优化问题。研究表明,在排他性授权策略下,双重收费契约下信息不完全能使接受授权生产企业赢取更多的创新企业特许权补贴;在非排他性授权策略下,不完全信息能够削弱创新企业通过双重收费契约设计对产品间接市场的垄断程度。在排他性授权交易下,信息不完全使特许权收费契约优于固定收费契约成为可能,这不同于Li and Wang的研究结论。基于提高社会创新能力视角,政府应鼓励创新企业更多采用特许权收费授权契约,削弱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赢取更多研发投资利润回报。

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启示

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作为国际范围内统一民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重要成果,建立了“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的管辖权模式,采用了新的“国际性案件”划分标准,鼓励选择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针对被请求国承认和执行惩罚性赔偿判决问题达成了妥协,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具有重大启示。

试论排他性文化选择在近代中国的成因

中国近代的排他性文化选择,以其排他程度激烈、波及范围广泛和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自有其特殊的生成机制:来自内因方面的知性思维被唯一化和终极化,并跨越时代从中世纪延续到了中国近代;而在近代又恰恰遭遇了强烈的民族情感的煽张与强化,于是在内外合力的聚合之下,形成这种极端化的“非此即彼”式的排他性文化选择模式。由这种文化选择模式给我们的思想文化发展所造成的致命伤可知,辩证思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社会排斥视角的农民工类别差异与政策选择

从社会排斥视角对不同类别的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农民工分别面临社会关系、生活保障、消极和限制性排斥以及不公平待遇排斥等,进而探讨了政府应实施的有针对性的治理政策。

论《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对选择适用国的约束

《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具有选择适用的特点,仅对选择适用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缔约国在决定是否选择适用该制度时,首先必须考虑自己将受到怎样的约束。采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就《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的约束对象、约束事项、约束内容和约束性质等展开深入分析,认为《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对选择适用国施加的约束是特定的和明确的,这种约束有助于促进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国际统一。

排他管辖权条款对中国中小货主的影响及对策

针对管辖权条款是否具有排他效力这一问题,海事理论与实务中一直持否定的态度。通过比较联合国《鹿特丹规则》有关选择法院协议(管辖权条款)在批量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具有排他效力,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对第三人也具有排他效力之规定,探讨其规定可能给中国这样一个FOB贸易出口大国的众多中小货主带来的被动局面,并从理论上提出应对策略。

公共选择视角下“公共品”的再认识——基于传统理论“公共品”界定缺陷的探讨

传统理论以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作为公共品的界定标准,仍存在一些难以自洽的缺陷: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符合传统理论标准的纯公共品、同一物品会在不同分类结果中反复摇摆不定、传统理论推演的变化趋势与现实的变化趋势出现背离等等,这就要求对"公共品"进行重新认识。文章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探索性的回答,并认为公共选择是物品成为"公共品"的关键性因素,公共品就是人们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共选择途径,将个人偏好转换为集体偏好(政府偏好或国家偏好),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要的物品或服务。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制度经济解析

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视角,对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内在逻辑和改革这两个问题作以诠释。

论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CISG适用的默示排除——以比较法为视角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生效近三十年来,各国对CISG适用标准的把握并不一致。实践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对于符合CISG适用条件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选择法律,对于争议也并未依据CISG起诉与抗辩时,裁判机构应如何处理。通常,裁判者或径行依据国际私法,选择适用一国国内法作出裁判,或将当事人的行为解释为对CISG的默示排除,适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但基于对该公约的相关条款的分析,以及各国在实践中的处理方式的考察,在合同订立实施的不同阶段,排除公约适用的标准应当保持一致。因此,现行司法实践中的处理方式存在不当之处,各缔约国宜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相关问题探讨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问题虽然没有直接作出规定,却间接涉及了这一问题。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有效要件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不违反相关国家的公共秩序,等等。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效力的准据法依被选择法院国家的法律确定。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应独立于它所服务的国际民商事合同的效力。

互联网平台“二选一”的反竞争效应研究——以京东诉天猫“二选一”案为例

随着京东商城诉天猫商城以及阿里巴巴"二选一"被调查,互联网平台"二选一"问题成为近期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文章结合京东诉天猫平台"二选一"案例,运用Hotelling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平台"二选一"前后用户归属变化,并探究了互联网平台"二选一"的反竞争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平台"二选一"后该平台企业入驻的商家数量随着平台交叉外部性与边际成本之差的增大而增加;(2)互联网平台交叉外部性与平台边际成本之差是影响社会总福利的重要因素;(3)大型互联网平台"二选一"显著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据此,文章提出应注重反垄断执法的边界,并对初创企业和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分别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和严格监管机制。同时,需要建立"相关市场-平台特征-影响效应"的分析框架,从而推进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执法能力的提升。

公交优先条件下小汽车出行向公交转移的预测模型研究(英文)

研究印度城市道路上设置公交专用道后小汽车出行向公交转移的可能性.借助新的混合交通流仿真模型测定设置公交专用道后公交服务水平改善状况.基于陈述偏好入户调查的抽样数据,本文还引入其他影响出行方式转移的变量,标定出行方式选择二元Logit模型.根据实际和预测数据,确定了公交服务水平改善条件下小汽车出行向公交转移的一系列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两种方式出行时间差,绘制出行方式转换概率曲线,并为多变量宽值域条件下交通方式转移的预测提供一种易于操作的方法.

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利弊分析及我国的对策

考虑到我国当事人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关系中经济地位的改变,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同时《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为克服其固有弊端规定了一系列制度与规则,建议中国及时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促进我国法院判决的跨国执行,完善中国涉外司法与国际仲裁制度,提升中国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有效的法治保障。同时,在知识产权、专属管辖和实际联系要求3个方面作出限制性声明,并利用批准《海牙公约》的契机,明确和丰富中国法院对"国际性案件"的认定标准,改变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互惠的标准,明确选择法院协议有效性的准据法为被选择法院地法。

电商平台“二选一”的法律规制

电商平台巨头实施“二选一”行为打压竞争对手的现象十分普遍。“二选一”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限定交易,不仅损害互联网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也侵害到经营者与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围狭窄、《反垄断法》适用门槛高、《电子商务法》条文存在适用模糊之处,导致“二选一”行为屡禁不止。因此,有必要扩大《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围,使《电子商务法》与《反垄断法》协调适用,引入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并激活公益诉讼制度,从法律制度层面对“二选一”霸权行为有效规制,使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司法运作中的协议管辖:挑战与应对措施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逐渐步入正轨,作为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之一的协议管辖,依旧沿袭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受制于现行的协议管辖制度,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难以发挥吸引当事人、扩大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作用。为了调整协议管辖制度与国际商事法庭目标的偏差,我国应制定位阶更高的法律规制国际商事法庭,并在协议管辖制度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包括明确协议管辖的效力认定标准、认可排他性协议管辖的推定、扩大解释实际联系原则等。同时,积极扩大国际商事法庭间的国际司法合作,充分利用《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促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良性互动,推动我国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的重要解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