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经典——韩非政治思想再释评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拥有最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关于道、德、理的观点,是其全部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由此发展起了关于君臣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整个政治理论体系。韩非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韩非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兴亡更替经验,形成了中国政治学说史上最为完备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韩非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甚至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国家主义倡导者。他先于马基雅维利1,700多年,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家与君主,并视国家利益为公共利益。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对待韩非及其《韩非子》,应当坚决抛弃其君主专制的消极内容,努力弘扬其依法治国的积极内容。

论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内在逻辑

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支配,二是对重臣的重点支配。前者确定官僚选任、考核、奖惩和监察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官僚政治的制度基础和运行规则;后者则意在防止重臣壅蔽,疏通有关国家治乱和地方民情等信息的流通渠道。常规支配重在“规范”,强调法令制度的“稳定性”,侧重于“治事”;重点支配则重在“防范”,强调权力运作的“灵活性”,侧重于“治人”。在常规支配和重点支配之间,作为理想执政者的明主随时转换角色,既通过治理官僚以高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又维护绝对的政治秩序。“明主→治官治民→至安之世”是内含于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重要逻辑,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得君行道”的思维范式。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韩非中主论探析

战国晚期,针对平庸者常处君位的现实与君权逐渐集中的趋势,韩非试图设计一套可操作的理论为“中主”服务。然而,真正能够如其所言兼用“法”“术”“势”治国、坚守公利为重、克制己欲、最终“尽人之力”者,绝非其所谓“中主”。韩非的君主理论本身存在矛盾,“法”的公开性、稳定性、公正性与“术”“势”的隐秘性、专有性难以兼容,更难被“中主”掌握。这使得韩非对“中主”的过高要求背离了为其服务的初衷。为实现君主“无为而治”的至治之世,韩非的理论中暗含将“中主”改善为“明君”的隐性需求,但该设想由于君主缺乏内部与外在动机仍难以成立,体现出其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韩斐运用“角药”治疗小儿抽动障碍经验

角药是针对一定病因、病机、病症,将3味药组合在一起以达到协同增效作用的一种配伍方法。韩斐教授是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多年来致力于小儿抽动障碍的研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文介绍了韩教授运用珍珠母合龙骨、牡蛎,白芍合僵蚕、蝉蜕,苍耳子合白芷、辛夷,首乌藤合石菖蒲、合欢皮等角药治疗小儿抽动障碍的经验,并初步分析其使用的原因及内涵。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韩斐教授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分析韩斐教授治疗抽动障碍(tic disorder,TD)的用药特点,探讨其用药规律。方法收集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就诊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儿科门诊,经韩斐教授诊治的TD患儿的病案数据。运用SPSS 22.0统计软件,采用频数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数据挖掘。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病例308例,剔除联合应用西药者8例,最终纳入首诊处方300首,涉及药物112味,共计6898次。高频药物前10位是龙骨(99.67%)、酸枣仁(99.67%)、僵蚕(98.33%)、白芷(97.00%)、柴胡(96.67%)、辛夷(95.00%)、柏子仁(89.33%)、首乌藤(77.33%)、藿香(73.33%)、荆芥(67.33%)。所用药物主要为安神药、解表药、平肝息风药,药性以平、温,辛、苦(微苦)为主,主要归心、肝、肺经。因子分析得到10个公因子,聚类分析得到7个核心药物组合。结论韩斐教授治疗TD以安神、息风、宣肺为治疗原则,尤重安神之法,并根据辨证配合使用清热药、补虚药等。

韩非思想与秦兵马俑艺术刍议

秦政治受韩非思想影响很大,韩非思想对秦兵马俑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韩非'势'的思想对秦兵马俑艺术宏伟气势的影响;韩非'质'的思想对秦兵马俑艺术写实风格的影响;韩非'严刑重罚'思想对秦兵马俑宁静、冷漠气质的影响。秦兵马俑艺术的创造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展示一代君王中央集权、至高无上的权威。

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

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老子否定周代主流历史观中的宗教和道德因素,为历史理性的独立发展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庄子发展了"性情"和"命"的观念,扩大了历史理性的领域,但却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韩非把人的欲望看作社会的基本内容,在理论上消解了历史的内在矛盾,使纯粹历史理性的历史观得以形成。两家历史观的异同与各自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可以得到道论上的证明。

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的逻辑自洽性和历史合理性——兼论其利弊得失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以法为本”思想相对于先秦其他士人的相关思想而言,在理论上更加完备,付诸实践则更加易知易行。其“以法为本”思想以普通大众所具有的自利之心为内在根据,以法律制定的现实性与正当性为基础,以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平等性为保障,具有逻辑自洽性。其反对崇古,坚持治国应务法而不务德;反对“势治”和“术治”,坚持“以法为本”,将“势”和“术”统一到“法”中;反对君主“释法用私”,强调君主严格守法,具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具有有利于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依法行政、正确理解与践行德法并举、完善立法的理论养分,应加以借鉴和吸收;其不当之处体现在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完全否定道德的作用,在实践中导致人治和对民众利益的践踏,不利于法治发展,也无益于国家治理。

《解老》 《喻老》的性质及其文体学意义

《解老》与《喻老》是《韩非子》当中两篇可称为"解释体"的文章,尽管其思想内容、文章风格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整体上却有着一致性,从性质来说,都是对《老子》的解释之作。《解老》当是韩非求学于荀卿时所作,并非专题性论文,而更像是读《老子》的注解,亦有读书笔记的性质。《喻老》当为韩非后期重读《老子》所作的解说之文。正是这种创作时期的不同,使得二者甚至在文本上也有了一定的差异。这类文章的文体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经说体"的继承与发展上。

譬论：先秦诸子言说方式的转变--以《韩非子·内外储说》之异闻为例

先秦诸子言说方式,至战国中期而一变:从早期至理、名言之语录,一变为充满譬喻故事之论辩。《韩非子》之《说林》、《内外储说》的产生,不过是这种演变的极至化结果;中国早期小说之"譬论"的重要文体特征,正是在先秦子书这种演进过程中生成的。《内外储说》"一曰"所记载的异闻传说,都是与其相对应的经文、说的正文故事同时写作而成的,并非是后人添加进去的;"一曰"之异闻作为"未完之稿"而产生、存在的意义,不仅体现了韩非对于譬喻故事的特殊兴趣,体现出传说故事的丰富性、口传性,而且还透露出"譬论"文体(早期小说)诞生的重要根源。

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司马迁提出了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文章在论证韩非思想本于黄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韩非关于"道"、"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黄老思想进行比较。韩非重视"道"的规律义,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不同于黄老通过直观方式体道,韩非提出根据"道"的功用和表现来认识"道","理"、"法"均为道的表现。韩非继承黄老道法结合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道生法"的主张,他的"法"是根据现实问题而制定的成文法。

“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和产生历史时期析辨

关于"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产生于什么历史时期,现在学术界对此提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其中有道理的说法是:"三纲"的内涵是"要求‘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的绝对服从";"三纲"一词的提出者是董仲舒,但"三纲"思想的发明权在韩非,即韩非的"三顺"说,因为"三顺"说与"三纲"的内涵相同;韩非是战国末期人,所以"三纲"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各种其他说法均欠妥。

论韩非之死

韩非的法治思想尤其是加强君权的理论为秦王所激赏,但遗憾的是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以自杀结束生命。这一结局是法家内部派别之争,现实政治生活中权利之争,以及知识分子与统治者之间矛盾的综合作用的结果。韩子之死,值得治史者反思。

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

从人性"自为"、"自利"的认识出发,韩非子为君主尽心谋划权力制约之道。在权力制约的对象上,他提出以近臣、重臣、朋党为权力防范的重点。在权力制约的方法、手段上,他主张法、术结合,要求君主在以法治吏、以法制权的同时,掌握"术"道,以"术"察奸止奸。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对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机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借鉴韩非法治观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来医院暴力愈演愈烈,医疗索赔越来越高,防御性医疗越来越明显,如何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阐述韩非以法为治,定分止争,重刑止奸,法不阿贵和布之于百姓在医事立法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借鉴作用,探讨如何通过建立法律化、规范化医患关系来缓解医患冲突,改善医患关系。

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

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包含有今本《老子》共三十一章的内容,《庄子》一书涉及今本《老子》共十六章的内容,《韩非子》一书引用了今本《老子》共二十五章的内容,再加上《吕氏春秋》《荀子》《战国策》等著作对《老子》的引文,说明今本《老子》一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至少已具有了其中六十四章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在这六十四章中,只有三十八章是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老子》某章内容,且它们全都出于郭店楚简《老子》和《韩非子》引《老子》,其他先秦诸书所引《老子》则属只言片语或概述大意。这又说明,到《韩非子》成书时为止,《老子》一书实际只有三十八章完全具有了今本《老子》的文本形态。今本《老子》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统一思想由丞相李斯主持完成的。

法家利民学说的政治学评析——以商鞅、韩非思想为中心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都是社会进化论者,他们主张用现实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现实社会是以实力为原则的,实力就藏在民众中,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开掘。在商韩看来,追名逐利是民众的本性,统治的诀窍就是“利而用之”,商韩的耕战学说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主旨。从商韩“利民”学说的政治实践看,“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商韩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给“民”更多的保障和利益,而在于利用这种统治手法实现对民众更进一步的控制和驱使,所以其政治学说最终走上了与“民”对立的结局。

“法”与“道"——韩非政治法律思想源流辨析

韩非、法家的思想与道家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本文的观点是:韩非及法家思想以道家学说为源流,这除了道家的“无为”适宜于宗法制集权统治外,更在于“道”等概念满足了法、国家权力运作等的形式普遍性需求。

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