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ommand-and-control and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s on China'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a hot spot in current research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are based on Porter Hypothesis(P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in academia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weak" and "narrow" versions of P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application for paten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ECER) technology of Chinese city scale during 2008-2014, comprehensive energy price, pollutant emission, etc., mixed regression model and systematic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method were adopted, respectively,to study the impact of market-oriented and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 on China's EC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indered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immediate phase; however, it turned out to be positive in the first-lag phase. H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weak" PH is time-bounded. The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 played a more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irst-lag phase than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Therefore, "narrow" PH is not tenabl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China's EC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Regionally speaking, the impact which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 ha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sight was non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the central,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whilst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had a negative effect. And market-oriented policy tool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d strongest negative effect, which would diminish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become weakest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is was related to reg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 and the market economic vitality.

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分析

机构改革开启了文旅融合政策创新的新篇章,中央发布的文旅融合政策对地方政策创新和行业实践发挥“风向标”作用,但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文化旅游政策,而非融合相关政策,也鲜少以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去分析其结构和关联特征。文章以中央政策文本为例,构建了“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有以下发现。(1)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主体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为主,发文方式独立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政策文件的主体属性包括单核、多核、单边等6种。(2)融合路径存在偏好性,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主,其中,政策支撑、产业融合类型和高品质文旅产品等细分类别较为突出,其他路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3)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倾向性,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最少,其中,产业培育、目标定位、示范试点和公共服务是较为重要的工具类别。(4)文旅融合政策创新共有386条创新路径,提炼出6类典型政策创新路径。政策创新逻辑是以核心层部门为主,从体制、产品和业态等融合路径,调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促进文旅融合。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加强主体合作、优化融合路径和均衡政策工具4点政策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信息型政策工具如何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创新——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与创新动力的调节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信息型政策工具来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但是,信息型政策工具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企业持续创新,学界对此研究较少。以国内446家科技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信息型政策工具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信息型政策工具会对中小企业资源拼凑(探索式资源拼凑、利用式资源拼凑)及企业持续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资源拼凑在信息型政策工具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相较于利用式资源拼凑,探索式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更强;创新动力显著正向调节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之间的关系,且创新动力在利用式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强。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的影响

近年来,货币政策工具在发挥总量调节功能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2013年起,为加强对“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金融信贷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实体经济精准释放流动性,以期达到优化调节经济结构的政策目的。本文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间的关系出发,尝试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效果进行评价,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且在不良贷款率较低、地区GDP增长率较高的金融机构中具有更强的政策传导效应,更能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贷款增量扩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加强货币、财政、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改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效能。

借贷便利创新工具、资产收益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203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借贷便利创新操作会显著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显示,这一政策效应在区域性商业银行、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借贷便利创新工具通过抑制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渠道增加信用风险。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说明,资本监管力度和银行家乐观度的提高均会减弱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加剧效应。该研究结论对于中央银行适时适量地进行借贷便利操作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防控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文本分析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工具及其对技术创新影响研究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首要行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实现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为了检验“波特假说”并验证不同政策工具对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首先根据政策演进的时间逻辑,将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发展划分为从初步探索至优化完善5个不同发展阶段;然后针对1995—2023年间我国颁布的678个政策文本,按照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3种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工具的进行了词频、共词和语义网络图谱文本量化分析;进一步,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在可再生能源政策领域的有效性,分析得出了异质性政策工具对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在整体层次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存在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占比最高;在可再生能源不同的发展阶段,政策工具的使用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不同政策工具类型通过不同的手段对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产生了异质化的影响效应。最后得出需要强化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加大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投入,继续完善包括绿色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类等政策工具体系的使用频率等相关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态势及路径探析——基于“产业链-创新链-政策工具”维度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已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领力量。然而关键核心技术缺失、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产业低效赋能、潜在风险较大、创新人才短缺等问题制约人工智能产业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建立了“产业链-创新链-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明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探析创新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产业链的纵深发展需要基础层支撑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技术层开源框架搭建与深度学习训练带动应用层优化场景生态,产业链未来发展呈现“开放、共享”的创新模式;第二,创新链需要构造基于产品研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的技术闭环,以技术为驱动力创新人工智能商业模式,以环节间的实时互动带动创新链持续发展;第三,供给类、需求类与环境类三类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分别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推动力、拉动力以及间接影响力,需综合运用三类政策工具激发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在政策工具的影响下,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耦合协调,既有产业链带动创新链发展,又有创新链驱动产业链发展,二者共同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

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分为数量型中介指标和价格型中介指标两类,中介指标是连接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桥梁,通过中介指标监管部门可以提前判断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而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因此,中介指标的选择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以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越来越低,而以利率作为金融变量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不断增强,我国开始考虑向价格型中介指标过渡。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金融创新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运行现状,并进一步探讨金融创新对我国数量型中介指标的有效性影响,得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面临的困境,并给出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中医药科技创新政策文本分析

目的:分析我国中医药科技创新政策的侧重点与不足,为后续政策优化提供参考。方法:检索2007年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中医药科技创新政策文本,采用二维分析框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结果:27份政策中,X维度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分别为48.98%、39.29%、11.73%;Y维度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占比最高(29.03%);推动中西医结合发展使用最少(1.08%)。结论:政策工具结构性失衡,政策目标分布差异性显著,政策目标内部政策工具使用失衡。建议:优化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完善政策目标结构,推动政策工具在中医药科技创新政策目标上的动态组合运用。

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演进历程、阶段特征与趋势展望

基于政策年均发布量、政策类别、政策词频等多角度分析,2000年至今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总体呈增长趋势;政策工具包含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类;政策文本类型多样,包括意见、通知等。经过长期探索,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的内容关注点由局部转向全局,由地方转向区域协同,由企业、产业创新逐渐转向科技创新、信息化服务等纵深领域,呈现出渐进式发展、跃迁式提升的过程。区域协同创新政策表现为以区域协同规划为统领、以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创新为着力点、以系统创新为支撑、以重点领域创新为突破点的全方位、有重点的政策体系。未来应继续优化区域协同创新软环境的建设,着力解决协同创新中的知识产权等重点问题,及时梳理相关发展经验,加强人才体系建设等。

中国医药科技型创新企业支持政策量化分析

目的以“支持政策量化分析”为框架,分析中国医药科技型创新企业支持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情况,从而为中国医药科技型创新企业政策落实和完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Roy Rothwell和Walter Zegveld的创新政策工具作为分析基础,结合政策类型维度对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共筛选出47篇有效政策文件,其中包括国家发布的22篇和北京市政府发布的25篇。通过政策条款拆解,共纳入104项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最高(60.58%),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相对较少。从政策类型角度看,规划类政策文件较多(25篇),而具体实施型政策相对较少(22篇)。结论应当重点优化支持政策的制定阶段,完善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更好地满足医药科技型创新企业的需求。

1999—2022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演化过程研究

为将中国不同阶段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演化过程研究直观展示出来,以支持政策工具的决策布局,以1999—2022年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样本为研究对象,研究该时间段内3个阶段国家级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演变情况。将供给型科技创新政策工具、需求型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和环境型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演变过程,基于Python软件构建主题河流图(ThemeRiver)模型,以主题河流图实现演变过程的可视化。结论显示,第一阶段以环境型科技创新政策工具为主;第二阶段需求型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增长迅速;第三阶段各类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占比趋于平衡。据此提出了政策决策者应客观认识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演变阶段;总结剧烈的变革调整阶段的经验,优化布局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的投放与使用;持续重视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优化和布局,设计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组合的柔性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发挥科技对科技创新的提升作用等政策建议。

政策情境与工具选择:行为助推何以促进政策创新

行为助推不仅是一种源于认知缺陷的行为纠偏手段,更是一种基于人性化设计的政策创新工具。本研究从政民互动视角出发,构建起“政策情境-工具选择”的二维分析框架,呈现出行为助推政策创新的工具选择与搭配现状。进一步地,通过对25个助推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决策者选择何种助推工具受到上级政府态度、核心领导动员、政府创新行为、政府行政伦理、公共服务动机、政策满意度、政府信任度、合法合理性感知和关键人物斡旋之间的综合影响,主要呈现出权威主导型、民主主导型、中庸主导型、贫乏主导型四种不同的选择路径,并在此实证基础上构建起行为助推政策工具选择的“政府创新-公民遵从”的内在逻辑框架。本研究将该逻辑框架内嵌于中国情境下的政府运转系统之中,解构出行为助推促进政策创新的内在机理:一是助推政策的产生更多源于政府决策者多重动机集的驱动,包括完成任务的动机、政绩亮点竞争的动机以及亲社会公众的公共服务动机;二是政府和公民对政策问题的积极回应、议程思考与协商执行共同构建起行为助推政策的自动选择与遵从的行为公约束机制。因而,本研究认为在行为助推政策的选择与执行过程中,政策情境、主体结构、行为策略三者共同构造了一个具有动态循环性的政策创新系统,推动了公共治理目标的达成。本文探究了行为助推促进政策创新的内在逻辑,既有助于行为助推理论的本土化构建,也对进一步改进我国的政策议程设置有所启益。

数字人民币与银行信贷——兼论创设新型货币政策工具

本文基于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特性,构建了一个嵌入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用以探究数字人民币对商业银行信贷期限结构的作用机制,以及央行定向回转的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人民币推广有助于降低经济系统的波动性,为经济稳定提供新支撑;(2)数字人民币对商业银行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呈现期限异质性:长期贷款主要受到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而短期贷款则更易受到数字人民币转换的直接影响;(3)数字人民币的转换会对商业银行的利润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压;(4)央行通过定向回转数字人民币方式,虽然可以缓解数字人民币带来的短期贷款市场流动性问题,但对于长期贷款市场的深层次影响有限。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央行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以推动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同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不同信贷市场的流动性需求。本研究为探讨数字人民币发行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

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工具-目标”适配性分析--基于2010年以来的15份政策文本

为探析国家层面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工具选择及其与目标的适配性,选取我国自2010年以来颁布的15份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文本,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工具-目标”适配性分析框架,发现在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工具选择上,政府偏向使用能力建设工具,旨在通过提升高校能力和人才自身能力,为创新发展打好人才基础;在政策目标维度上更重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且与其他政策目标的重视程度差异明显。目前的政策文本存在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的风险及对人才引进政策目标不够重视的问题;在“工具-目标”适配性方面,存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问题。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应从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政策目标管理过程的完善和促进“工具-目标”的适配均衡三个角度进行优化。

基于三维政策工具分析框架的省级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目的:分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政策中政策工具的侧重点与不足,为提高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提供建议。方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政策工具-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政府干预强度三维分析框架,使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政策进行编码和统计分析。结果:政策工具的运用以环境型(占49.06%)为主,供给型政策工具(占38.40%)运用适中,需求型政策工具(占12.53%)运用最少;从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维度看,服务体系占主导(占30.03%),其次是中医药产业(占20.78%)和管理机制(占17.49%),科技创新(12.60%)和教育人才(12.53%)占比较为接近,中医药文化占比严重不足(占6.57%);从政府干预强度维度看,混合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高,强制型政策工具次之,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低;各维度内部构成均有待优化。结论:建议要加强政策工具使用的协调性、提高不同政策工具内部的均衡性,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各维度协同发展,政府干预强度应合理、适度。

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政策逻辑探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目的/意义]推动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重要议题,因此探究相关科技政策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采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方法,按照“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的分析框架,结合数据要素“收—存—治—易—用”循环价值链的逻辑,对政策如何推动数据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逻辑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中央政策主体较为分散,数字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推动作用明显;供给面政策工具和环境面政策工具是主要政策工具;“数字创新”“数据应用”“数据交易”和“数据治理”为主要政策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布局上存在一定差异性;未来可优化“主体—工具—目标”体系,以及普适性政策工具和特殊性政策工具的组合,提升政策效率。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抗肿瘤创新药物政策文件分析

目的通过对我国抗肿瘤创新药物政策文件分析,探讨抗肿瘤创新药物相关政策的侧重点以及不足,为未来抗肿瘤创新药物领域政策制定及优化提供参考。方法通过访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委官方网站,以“癌症”“肿瘤”“肿瘤药”“创新药”等为关键词,收集2015年1月—2022年12月国家层面发布的抗肿瘤创新药物相关政策文件;基于政策工具和利益相关者二维分析框架,对收集的政策文件进行分类、编码、统计。结果共纳入政策文件30份,政策工具视角下共产生政策编码90条,需求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分别为24、43、23条,占比26.67%、47.78%、25.56%;以政策工具为基础,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共产生编码183条,政府部门、医药企业、医疗机构、患者分别为70、36、54、23条,占比38.25%、19.67%、29.51%、12.57%。结论我国抗肿瘤创新药物政策上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占比最多,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缺位,整体存在应用不平衡现象;利益相关者分布格局不协调,政府部门与医疗机构关注度高于医药企业与患者。应合理促进抗肿瘤创新药物政策工具协同应用,科学规划抗肿瘤创新药物政策子工具布局,均衡考量抗肿瘤创新药物政策各方利益主体,保障政策高效实施。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再检验——基于双重预期传导的分析

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基于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和货币政策操作的双重预期构建多部门BGG-DSGE模型,探讨双重预期对宏观经济波动以及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有效预期有助于平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而对货币政策操作的预期则会降低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削弱政策调控效果,这与理性预期理论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但在双预期共同交互作用下,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期能够强化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说明改善和培育市场主体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提高政府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数量型调控政策,价格型调控政策更为有效,当然创新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最为有效。因此,需要重视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预期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预期的联动,发挥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合理预期的正向效能,加强对货币政策操作的预期管理,进而优化宏观经济调控效果。

高校科技创新、政策工具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高校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利于提升高校创新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科技创新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这一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高校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政策工具的正向调节,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影响最大,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需求型政策工具则不显著;高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与时间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高的区域以及“双一流”建设政策实施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