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

文章在深究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的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

清代咸同时期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

清代学术史对戴震义理接受图景的描述,向前聚焦于乾嘉时期,向后聚焦于光宣时期,往往忽略咸同学界对戴震义理的接受。戴望作为咸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是表彰戴震义理的重要学人。1863年,戴望系统阅读了戴震的考证与义理著述;1862—1864年,戴望与谭献曾围绕戴震义理展开激烈论争,推举戴震为清代学术史上一流的学者。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天道、人道、王道秩序进行了论述,诸如气化的天道观、一元的性善论、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的修行工夫、体情遂欲的王道理想等等。勾稽咸同年间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可以推进学界对戴望其人其学、咸同戴震学术接受实况、清代学术思想的认知。

戴震语言修辞技巧研究——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例

戴震非常重视命词遣意,在其著述中大量使用了语言修辞技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例,戴震利用譬喻、比拟等手法构建了传神生动的修辞文本;利用对偶、排比、错综等手法构建了齐整和谐的修辞文本;利用顶真、设问、反问等手法构建了关联强化的修辞文本。这些修辞文本的构建,既利于立论说理,强化表达,同时又能够扩充文本内涵意象,增加语言表达张力,提升文本审美情趣。

絜情论与戴震的公共理性

21世纪的戴震学研究成果中,絜情论一直是思想界讨论最多的重要议题。“以情絜情”说是戴震在批判程朱“理欲对立”论所导致的伦理困境基础上而提出的。具体说来就是,工夫论意义上的理欲对立导致本体之理的公共性缺失,这是宋明理学自身面临的困境。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强大理性主义传统下,明清时期关于情感、欲望的话题却一再地被关注和讨论,解决理学的内在困境,迎合时代的发展潮流,成为明清士人的重要学术使命。戴震通过“以情絜情”这种道德决策的思想程序,以达致具有公共性之理的实现,就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他论证了迥异于意见的公共性之理中情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此来兼顾道德个体的情感与社会的共识,同时融合具有主智特征的认识论,从“他人之情”与“心知能力”两个方面来规范,因此“以情絜情”求得的理更具公共性,与戴震眼中宋儒意见式的理迥然不同。

论梁启超与胡适“戴震学”阐释的同尊异由

1920年代,在科学玄学论战的背景下,梁启超与胡适同时提出了对于戴震学术的新阐释与新发明,一称戴震的治学方法已然具有西方科学精神的雏形,二谓戴震哲学具有西洋现代哲学色彩,共同推动戴震形象向“科学家”“哲学家”转移。两人对于“戴震学”的新阐释存在着不同,梁启超重“情感”,胡适主“知识”。这不仅体现出二人学术及思想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术现代化思索的多歧性。

惠栋易学的气论哲学向度——兼议《易微言》是否影响过戴震思想之争

清儒惠栋平生对汉代象数易学进行全面梳理考掘,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他在哲学义理方面无所成就。通过爬梳惠栋有关著作中的思想,可见他在接受汉易卦气说的同时,亦以汉儒“以气为元”的本体观念为哲学向度,并立足于此反思宋学的“天理”说,其义理观点非常明确且颇具特色。钱穆曾提出惠栋的《易微言》影响戴震思想之形成,此说迄今仍有争议。通过辨析二家著作体例和义理思考指向的相似性,及戴震本人思想转向的时间线索,乃至惠栋和戴震在气论哲学取向上的一致性,可证此说应能被谨慎接受。

殊途同归:对训诂与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与戴震阐释学思想探微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可从传统中寻到滋养。训诂与义理,是中国儒家阐释传统中两条清晰的路径,千百年来此消彼长,亦有辩证统一。到了集大成之清朝,戴震与章学诚看似针锋相对,其实两人都致力于超越训诂与义理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章学诚以校雠为方法,建构以史学为中心的阐释思想;戴震以考证为手段,致力于明晰义理。二人在考证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一隐一显,一者不掩锋芒,直书己意;一者以考证为掩饰,有志闻道,可谓是殊途同归。

戴震“横被四表”之説在清代的影響

《尚書·堯典》“光被四表”之“光”,孔傳解爲“充”,鄭玄注爲“光耀”,蔡沈釋爲“顯”。戴震認爲“光”乃“横”之音變字訛,故“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爾後學者接受並發揮其説,總略有五:一、“横”脱誤爲“光”,二、“光”與“横”文字相通,三、“光、横、廣”同源通用,四、“充霩廣遠”爲詞義相通之源(義根),五、今古文版本問題。然對戴震也有誤解:一爲誤將“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等同於“古本必作‘横被四表’者”;二則誤將“光被、横被”兩異之詞,混而爲一。究其根本,在於混淆了“版本”(作爲歷史版本的“光被”)與“語言”(符合經文本義的“横被”)。從“光被四表”的考證可見清人學術之概貌:一在文獻材料之全方位挖掘,二在文獻語言學之萌芽,三在理性思維之闡揚。戴震“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的學術理念,是其文獻語言研究自然生成的“理必思想”,也是中國學術史上史無前例的科學突破。

戴震《尚書》學著述考論——兼論其學術史意義

戴震《尚書》學研究貫穿其學術的前後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前是其学术研究前期,主要著作有《尚書今文古文考》、《經考》等。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後是其學術研究的後期,代表作爲《尚書義考》,其成書最早不過乾隆二十七年(1762)冬。《尚書今文古文考》簡明扼要地勾勒出漢代《尚書》今古文源流;《尚書義考》雖未成書,但其義例之謹嚴,當爲世人所重。戴震的學術研究遵循“以聲音求文字,由文字求訓詁,以訓詁求典章制度,由典章制度求義理”的學術路徑,並貫徹“以詞通道”的研經原則,垂範後世。

徽派朴学中庸观探赜——以戴震、程瑶田、凌廷堪为例

戴震、程瑶田、凌廷堪三人的中庸观堪为徽派朴学中庸观之典范。戴震中庸观建立在以血气心知为内核的人性论基础上,认为中庸之德是尊重并合理对待血气心知及其条理;程瑶田中庸观以慎独和诚意为立足点,强调以经权和礼制应事,并在应事过程中领悟中庸;凌廷堪中庸观以礼为中枢,主张去理存礼,中庸是顺应性情和以礼节制性情的统一体。三者的中庸观均异于程朱理学重天理、轻人欲、明体用的哲学思想,折射出徽派朴学的两点学术特色:扬弃前贤思想,建构新哲学;由训诂以寻义理,因文以求道。

谈《屈原赋注》的考据方法

《屈原赋注》文辞约要,精于“因声求义”之理,从字音入手推敲原文之意,常以“语之转”标注。广引大量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尔雅》《说文解字》等字书、古注、《史记》《礼记》等古籍,利于厘清文意,为后世屈赋考据提供了方法依据。

国医大师张震疏调气机学说与傣医风塔之比较

国医大师张震通过继承中医气的理论及功能特点并加以总结,开创“疏调气机”学说,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傣医风塔主气,常“风气”并提,在临床治疗上有“以风辨病”之说。从气的来源、运动规律、功能、气机失调特点及治疗出发,将国医大师张震所提出的疏调气机学说与傣医风塔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二者在论述气的基本特征上如出一辙,这为傣医在疾病治疗方面融入张老师的疏调气机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中医、傣医的深入交流。

戴震辑佚成就述论

在清代辑佚学史上,戴震是引领风尚的人物,其遍治经术,补缺匡失,成就甚伟。然而,今人言辑佚之事,极少提及戴震。本文从实例出发,试对戴氏在辑佚方面的成就加以探讨。

戴震语言研究思想的学术价值

现阶段汉语言学或语言单位分析的价值判断、界定标准、剖析工具等多依赖于"西式语言学",使得汉语研究生出诸多牵强附会的弊端,当下回归"中式语言学"尤为迫切。基于此,我们考察了清代戴震小学中的音韵考辩、训诂推理、析字名物等方面的学术活动,析出诸多有价值的语言研究思想与方法,具体包括:破除"蔽己"与"自蔽"的研究陋习;倡导多重互证的研究范式;宣传"以词传道"的语言实用功能;推动由"经验"向"科学"研究的转型等,希冀学界借鉴与重视。

戴震的“讳言”——论《天主实义》与《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

已有研究者指出《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之影响,但侧重史学的学理依据,而缺乏哲学的学理依据。从哲学上看,《孟子字义疏证》从方法到原理,都有《天主实义》间接和直接影响的痕迹。但《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影响并非根本性质的。《孟子字义疏证》的思想仍处在新儒家语境内,与《天主实义》的神哲学实有本质区别。这是戴震虽受了《天主实义》的影响但却讳言其影响的学理原因。

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从民间学术视野考察可知,徽州朴学家的学术起点和重点在于实用性的学问。他们首先是小学、历算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经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戴震走出徽州后,也是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显扬于世,并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取向,故能成就大家,引领风气。

论戴震与西学

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他从徽州乡野来到京师后,以素衣秀才的身份在很短时间内就"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其学术何以迅速得到认同,是当今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文章通过梅文鼎、梅瑴成、江永、戴震等对待西学问题的考察,说明戴震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学"替换"西学"的特有方式,使人耳目一新。其学术地位的迅速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的学术变革时期,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心态有关,由此也凸显了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应对。

钱载与戴震交恶之缘起

就戴震进四库馆后与钱载发生激烈争执一事,追溯钱戴争执的缘起,在乾隆三十一、二年,戴震曾因议论朱彝尊《经义考》而招致钱载极大不满。馆中的争执,不是双方交恶的开始,而是交恶的持续和总爆发。从中可见戴震在治学方向上的自觉及考据学的高涨所引起的社会反映,同时也能看到朱彝尊在乾隆年间北京学人中的显著影响。

再论戴震学术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在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中,戴震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对象之一,也是引起争论较多的学者。本文就戴氏《七经小记》、《经考》与《经考附录》、《声类表》与《转语二十章》、《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等书籍与文章,以及戴氏早年与晚年的学术取向等,在前人与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梳理与考辨,以期厘清误解,并希望能对戴震学术的研究有所裨益。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