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t Views 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Song Dynasty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dentify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Song Dynasty of China.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Song Dynasty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for a long time.Song Dynasty has been remembered in different way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at different times.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ong Dynasty and evaluate Song Dynasty real istically and fairly.

夏代王朝体制的建立与内外服制的形成

尧舜禹时代洪水迫使长江、黄河、淮河、济河下游的人群向中原迁徙,奠定了中原的中心地位。在治水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建立起跨地域跨血缘的政治联盟,并向早期国家发展。禹和启在早期国家的基础上,经过强化天下共主观念,建立起中央王朝。早期中央王朝缺乏强制力和控制力,只能依据地域和融合程度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内外服制。

巫文化与夏初史事新解

夏初正处于巫文化盛行时期,人们的思维指向与行事方式必定受到巫文化的影响。然而古今学者研究夏初史事,极少关注到这个向度,这个盲区的存在势必影响我们对夏初史事的理解。自颛顼至周初,中国远古史上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君巫政治”模式时期,通天大巫为“帝”“王”获取天意,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同时也是“帝”“王”合法化的最大表征。不能得重黎—羲和氏族为大巫,就没有为“帝”、为“王”的资格。我们用这一视角观察后羿代夏、少康复国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羿“自鉏迁于穷石”,是为了接近羲和氏族,试图获得这个通天大巫的支持;“胤征”是羿寻求支持失败后对羲和氏族的报复性征伐;羿“以寒浞为相”实为以寒浞为大巫;羿“以嫦娥为妻”的性质与“以寒浞为相”是近似的,后羿在大巫不够“正宗”的情况下,娶嫦娥为妻,在巫文化思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帝伃征王寿与得“九尾狐”在巫文化系统中是一种“王征”,是夏人再得“天命”的瑞兆。

西夏与唐宋盗窃法比较研究——兼谈西夏对中华法系的继承与发展

“盗窃”是中国最古老的犯罪之一,历代皆有严格法律予以规制,以期维护社会稳定。文章对比研究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亥年新法》《唐律疏议》《宋刑统》及《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盗窃罪的条文,发现这些法典均设置了亲属内外有别、宽宥弱者、严惩官盗僧窃以及团伙共谋作案等主体处置措施,涵盖了牲畜、人员、佛神祀物以及官府文书等盗窃对象,量刑上均依据慎刑恤刑、告赏、邻里互助以及重盗重罚等原则。同时,西夏法典融入了大量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法律元素,完善了群盗、重盗等制度。概言之,西夏法典在充分吸收中原王朝立法精髓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行了创制和发展,在中华法制史上极具特殊地位。

俄语中“契丹”是源自辽朝的强盛吗?

关于俄语中“契丹”的来源,学者均认为是因为辽朝及西辽(哈喇契丹)的强盛,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蒙古西征也是一个原因。实际上,辽朝、西辽均不与罗斯接壤,罗斯也未与辽朝、西辽发生交往,故俄语中称“契丹”并非因为辽朝的强盛而导致的,而是源自早期蒙古人对辽朝的称谓。因称阻卜或达靼的早期蒙古诸部曾为辽朝西北路招讨司下辖的属部,而辽朝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契丹文国号为“哈喇契丹”或“契丹”,故早期蒙古人称辽朝为“契丹”。辽朝灭亡后,蒙古人兴起,他们继续称金朝乃至中国为“契丹”。后来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这一称谓也随之远播欧亚。因罗斯曾沦为蒙古金帐汗国的附庸长达两个多世纪,故俄语中称中国为“契丹”是沿袭自蒙古人。

中原文化视野下徐旭生学术路向的考察

徐旭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早年在处于中原文化腹地的郑州地区系统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法国选修哲学,归国后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他长期关注中国文化遗产境遇及参与保护、考察,最终确立了考古学、古史研究的学术方向。徐旭生由哲学到考古学的学术转型,是近代学人为应对社会变局而调整和发挥专业所长的典型之一。深层次地系统考察这一转型过程,则不难发现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重要的动因。

汉唐文脉下的“古代和田艺术模式”考析

大夏美术造型样式沿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形成古代和田派艺术模式,这种艺术样式在尼雅、达玛沟、约特干等遗址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丝绸之路使得汉唐文脉下的造型艺术体系得以确立,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从视觉图式扩展至风俗礼仪的各个环节之中。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和田的布扎克彩棺,棺上面绘制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西域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田木雕在装饰范围、表现形式及雕刻技艺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镂雕、平雕等技法被广泛应用,作品中渗透了现实气息,造型上趋向真实,并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强化装饰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汉风风格。

南宋临安城的西湖治理与环湖造园

南宋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为明清江南园林走向成熟与巅峰奠定基础。而其更重要的贡献是大规模开启了中国古代城市生态营造的渊源,深刻影响了杭州的城市山水格局。研究综述了南宋临安城与西湖相辅相融的关系,梳理了西湖的整体治理和环湖园林的兴造,并举例真珠园、聚景园、大石佛院等园林展开复原研究。最后指出兴盛的造园和游园活动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产业经济的繁荣,也进一步影响了造园的审美取向、工艺技巧和城园体系,这是以往古典园林史研究时容易被忽视的内容。

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推崇的《红楼梦》。从英译动机、译介策略和译文特征方面入手,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可划分为滥觞期(1884—1895)、开拓期(1896—1911)和发展期(1912—1930)三个阶段。译介队伍由初始的传教士拓展为作家、记者和汉学家等多元化译者;英译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报刊连载、文学史、作品集到独立发行的过程;取经前的故事内容译介频次高,反映了西方译者的翻译立场和审美价值。

从榺花到华勝:首饰“胜”的工具起源考

华胜作为汉晋时期流行的首饰,是古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榺花与华胜的名物对应关系为据,结合两汉礼俗文化,论证了华胜起源于织机构件榺花,并基于西王母神话东传的文化背景,将华胜的成型时间推至两汉之际。在华胜的象征意义上,本文认为起源于榺花的华胜影响了西王母早期形象的塑造,两汉纺织技术的革新促进了西王母戴胜、持纴形象的变迁。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夏代信史”说的考古学观察——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

夏代是否真实存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从文献记载、碳十四测年技术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形器遗物三个维度分析,二里头遗址与夏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我们推证夏代信史说提供了有力持证。进而,通过对遗址存在时间、地理方位及受战争破坏程度的探究可以认为,二里头遗址并非夏都斟鄩,亦非商都,而是一个跨越夏代中后期与商代早期的城邑。

南宋临安西湖沿岸土地利用与公共游赏——基于《西湖清趣图》的分析

基于长卷式写实性绘画《西湖清趣图》,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切入,将画卷分为5段,对南宋西湖沿岸景物进行识别并分析其土地利用状况以及公共游赏地的建设情况,从而反映南宋西湖如何从土地供给和公共游赏设施建设角度支持公共游赏。研究表明,南宋西湖沿岸公共游赏用地(43%)最多,其次是宅园用地(28.1%)、寺观用地(10.3%)、商业用地(8.8%)、衙署用地(6.5%)和水利设施用地(3.3%);建筑以两层为主,屋顶多为歇山顶和硬山顶,组成独栋、合院式、多进院落等建筑空间形态;北岸清丽、雅致,西岸简远、幽静,南岸华丽、典雅,东岸繁盛、别致;公共游赏设施完备,游人游赏形式多样,大多数宅园会定期开放,作为公共游赏地的补充,寺观园林更是承载着公共游赏功能,这都促进了南宋西湖成为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大园林”。

西夏瓷质扁壶的设计源流

西夏瓷质扁壶的前身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皮囊壶,皮囊壶是其畜牧业特有的代表产品之一。随着西夏的建立和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西夏社会由畜牧生产的游牧生活逐渐转为农牧并举的定居生活,皮囊壶也由畜牧业的皮质材料转化为学习了中原制瓷技术的瓷质材料。西夏瓷质扁壶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一方面受前代唐朝扁壶的影响,其胡风融合的创新发展为西夏扁壶融合皮囊壶的造型提供了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对后世元代扁壶在造型和装饰的发展上起到延续的作用;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既吸收了宋代北方窑口技术的引进,又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其夏辽的使节朝贡成为其形制引进的中介,夏金的榷场贸易丰富了其釉色的发展,使得西夏扁壶呈现出多元的设计源流。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辽夏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辽夏关系一定程度上受到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辽夏关系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圣宗时期,辽主夏从,联合制宋,辽朝占据主导地位;兴宗时期,辽夏交恶,战事迭起,辽朝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仍维持辽夏臣属关系;道宗、天祚帝时,夏辽敦睦,协同抗金,尤其是辽末,西夏反客为主,在辽夏关系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从《西湖清趣图》看南宋园林中的勾连搭屋顶

收藏于美国弗瑞尔美术馆的《西湖清趣图》再现了南宋西湖边情景样貌,图中出现了大量的勾连搭屋顶建筑,建筑体量庞大,屋顶造型独特。为探究画中建筑虚实,复原想象南宋西湖园林真实样貌,从南宋园林概况着手,深入解读《西湖清趣图》,对画中勾连搭屋顶做了系统的研究与统计;通过平面转译,剖析宋画中近似屋顶建筑平面构成,推演此类屋顶形成与演变;比对历代画作中屋顶形象,进一步推测其产生年代;最后于实景照片、现存实例中查找,还原历史中勾连搭屋顶建筑的真实样貌。

西夏对萧关道的经营及其影响

萧关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关隘,也是关中地区通向塞北的重要关口,由萧关衍生出的萧关道在西北地区政权交迭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西北少数民族通过萧关道来往密切,到北宋时期,西夏政权对萧关道高度重视,着力经营。通过建立南疆堡寨、发展宋夏榷场等方式,促进萧关道在西夏境内的繁荣发展。萧关道也为西夏提供了政治文化传播的渠道与经济发展的动力,为西夏稳固西北赋能,为宋夏之际西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贡献。

中国宋代与西方19—20世纪纸衣应用比较研究

中国宋代与19—20世纪的西方都盛行用纸造衣,两种文明对纸衣的应用不约而同地展现出纸材料特殊的物质性,在用户阶层和纸衣的社会特征上也具有共性。而在服装形式、制作方式、日常用途和符号象征上存在差异,甚至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两种设计观。从中西方纸衣应用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再造与传统材料现代化的一般路径。

朱元璋的元朝观和正统论

朱元璋元朝观与正统论的核心内容是他对元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评判,以及对明朝具有正统性的论证。其正统论中的天命观是他评判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的首要依据;夷夏之辨是他在贬抑元朝以反衬明朝正统性时的重要理论工具。朱元璋总体上肯定元朝的天命及正统,同时也持夷夏之辨,在此基础上论证明朝的天命与正统。其正统论顺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