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意识与经典味道——论王彬彬近期的散文创作

王彬彬近期集中创作的散文,主题上表现出浓烈的启蒙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人性深处习而不察,甚至有些扭曲了的人性现象的揭示。这种揭示发人深省。散文在艺术上散发出经典的味道,主要表现为在叙事结构、叙事语言、文本意蕴等方面,与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文本具有颇为类似的特征。其散文写作在艺术上一出手就显得颇为成熟,并且独具特色。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汪曾祺《受戒》中的乡土情结探究

《受戒》是汪曾祺晚年的代表作品,其中有很多作者乡土记忆与乡土情结的体现,使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乡土味道。《受戒》在语言运用上多用口语词汇,对话语言简短、直白、风趣,还有民间小调的运用,呈现出乡土化的语言风格。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塑造性格勤劳淳朴、真诚自然、不拘小节的乡土人物群像,在明海和小英子两个主人公的形象设计上,突出了两人在自然乡土中生长所形成的自然、纯真的天性。《受戒》大量描绘了苏北地区的乡村民风民俗、商业、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以及河边人家、水上芦苇荡等江南水乡的优美自然风景。在情感表达上,汪曾祺以柔和温暖的叙事基调、勤劳善良的人物塑造、自然纯粹的爱情描写表达了对记忆中乡土的爱与眷恋。这些共同展现了《受戒》中的乡土情结。

校园内外的“日规”——论汪曾祺写作中的学院性格

汪曾祺的文学穿越漫长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绽放异彩。这一让“寻根”文学倾慕的写作,其最初的营养来源何在?汪氏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实是他文学的一个根源。汪曾祺文学在战时学院的“工作而等待”氛围下起步,吸收中西现代主义资源,相信“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日规”式的学院人格理想。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当代史中,特别是校园以外,汪曾祺也客观而有分寸地书写了“日规”式学院人格的意义和限度,这在联大老学生们对母校的追慕和塑造中,达到了他人不及的深度,是一个珍贵的“大学想象”的样本。

内倾·外寻·坚守:汪曾祺小说创作历程中的重心之寻

汪曾祺自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其创作历程存在着两段空白期。或许正是无意间的留白,促成了其小说创作风格转变的契机。汪曾祺以自身文学创作探寻人生几何之重心,其初期小说多以内心世界的意识流为探寻重心,在文本空间建构中追寻个人主体性空间存在;而后经历过创作空白期的汪曾祺选择回到现实主义与民族传统,将人生重心探寻的视角逐渐转向外部。

汪曾祺短篇小说《八千岁》中的狂欢色彩

汪曾祺的创作极富民间意识,风格谐趣幽默,广泛地包容了民间生活的生动趣味。以短篇小说《八千岁》为例,小说展现了一个风云变化的时代中芸芸众生的生活百态,在形式、语言、思想内容等方面,体现出了带有平等性、包容性、颠覆性、开放性质的乌托邦色彩,小说中具有着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特质。

论伍尔夫对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深受伍尔夫影响。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为其接受伍尔夫影响提供了可能性,自身创作主张与伍尔夫小说理念的契合使汪曾祺具有学习现代主义的自觉性。汪曾祺借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时空蒙太奇的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先驱意义。借鉴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汪曾祺在文体形式上融入中国元素,在审美追求上提倡“和谐美”,创造出具有本土性的现代主义小说。

论阳明记体文的教育功能

阳明理论具有实践性品格,他所作的一系列记体文,注重对孔孟宗旨的阐发和对世道人心的补正,意欲教化民众、士子和官员,有着敦风化俗、风励士习和学为圣贤三方面的教育功能。记体文写作贯串阳明整个仕途历程和心学形成过程,体现出阳明的人格形象,包含心学的诸多义蕴,也留有阳明事功之痕。

论汪曾祺小说中“具体的乌托邦”——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

相较传统乌托邦,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更具开放性,通过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推定出更完满的未来。艺术“先显”通过描绘愿望图像,感性地显现“具体的乌托邦”。《受戒》《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其愿望图像立足于苏北水乡贫困愚昧的现实,通过人类的美好品质,营构了以宽容、博爱、和谐为显著特征的“具体的乌托邦”。这一愿望图像具体反映了汪曾祺融贯中西的人道主义,以务实而开放的态度呼唤本真人性与寻找尚未之乡。

论汪曾祺《大淖记事》的叙事空间

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延续五四以来的抒情性传统,在主流文学之外建构起另类的叙事空间。基于加布里尔·佐伦的叙事空间理论,划分出小说多个层次的空间,并发掘空间对于叙事的作用和意义:一是地志空间的抒情性建构,二是不同时空体空间达成和谐,三是文本空间的反戏剧化,最终,提升至整体的叙事空间,封闭的“桃源”空间却指向文学史的开放空间。

文学坐标系的重寻:汪曾祺小说空间叙事质素研究

汪曾祺小说创作经历着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坐标系重寻,写意与回忆间,空间叙事因子以共时性特质,重构叙事历时性。其形成受中国文艺传统、西方现代派意识流、现实主义、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回溯与展望中,以语言为媒介重构记忆故乡之中的“三维”空间,寻历史文化之根,构筑理想生活形态的存在。汪曾祺以自身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实现了对时代、社会的担当,实现着自身“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理想。

苏辙与王巩交谊考论——以苏辙诗文为例

北宋文人好交游,因各自志向、理想或是政治倾向组成了不同的文人集团。苏辙为北宋官员,“唐宋八大家”之一,性格深沉,感情细腻。王巩出身官宦世家,性格洒脱,潇洒恣意。二人因较高的道德水平、相似的仕途经历、相同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交游长达数十年。二人互相扶持,彼此成就,是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之交的典范。本文以苏辙诗文为例,探讨二人友谊的发端及发展过程并简要总结二人交谊密切的成因。

汪曾祺文学批评论绎

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映照,以极高的辨识度共同组成丰富的文学世界。汪曾祺的文学批评属于“印象派批评”,摒却理论,纯以鉴赏家艺术眼光聚焦于作家作品情感内核,修辞立其诚是其批评审美创造的核心要义。他看重批评的美学功用,主张文学教育、审美作用统一,却又对不公与丑恶直言相对。他厌恶批评的评论腔和八股气,极具语言自觉和文体自觉,以独特“汪氏文体”推动批评臻至美文之境界,为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了新的审美范式。他甘愿为青年做梯,心怀关爱照顾之慈心,更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尤具警醒之义,也是重读汪曾祺文学批评之现实意义所在。

写作是我最美好的人生方式

好的写作是从生活出发,将自己的观察、发现和感受表达出来。真情实感在写作中最为宝贵,是应该坚持的写作态度。写作应该克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坚持辩证的立场。当前应该改变模式化写作,倡导境界式写作,努力进入哲思和审美的境界。写作的创新在于张力中的平衡与和谐,追求张力效果、复式结构和宁静致远的智慧。散文与诗歌、小说在文体上平等,真正好的散文应该是平淡自然的。

汪曾祺作品的审美表现艺术探析

汪曾祺被尊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温暖仁爱,具有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深受恩师沈从文的影响。不仅创作起点高,创作类型多,小说、散文、诗歌皆有成就,而且他的作品质量高,有意识地尝试多种艺术手法,在题材、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文体的创造实验。汪曾祺下笔有情,创作讲求意识、印象、诗情和空灵,不仅追求画面感,强调音乐美,并且以“意象”作为表达情感的媒介,塑造出独特的艺术世界,让读者感受到自然旷达的诗和远方。纵观汪曾祺作品的审美表现艺术,既有叙事写实,也有景物写意以及有意识地运用虚实相间的表达手法,这是以往研究者忽略的地方。

画卷与诗囊、风火与赤血——论王礼锡散文

王礼锡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卓越的人民外交家、抗战文艺的杰出领导人、国际反侵略的伟大战士。他的散文以笃厚的人格、广博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恢宏的气度、隽永的画卷、浓郁的诗情、敏锐的思想、挚诚的情感、简洁的语言、优美的意境,开拓了序跋散文、日记散文、游记散文、通讯散文等独领风骚的情韵与境界,呈现了恢宏丰富的广阔画卷,情思蕴藉的优美诗囊,刚柔相济的思想风火,笃厚挚诚的生命赤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王礼锡是值得重笔一书的散文大家。

散淡之心:散文写作的理论与实践——王兆胜访谈

散文之散在于心灵的散淡,这种“心散”是艺术创作和学术创新的重要品质。当前中国散文的最大成绩是保留和继承了中国文化、文学的基因密码,不足之处则是模式化和虚无主义成风。应该打破西方崇拜、理论迷思,将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作为资源,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智慧精神进行美学表达,树立中国散文自信。王兆胜紧跟散文创作动态,总结散文发展历程,以“心散”说超越“形散”和“神散”之论,以天地之道突破“人的文学观”,为中国散文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式”表达与“民族性”建构——汪曾祺小说《受戒》的乡土叙事解读

汪曾祺的小说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讲述中国故事,契合了广大受众的文学理想和文化需求,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感染力,承续了当下社会所需的精神营养,从中传达了中国文学理念和民族精神。结合《受戒》,梳理蕴含在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中国式”表达与“民族性”建构因素,揭示汪曾祺为何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风靡文坛的深刻文化动因,了解其乡土叙事角度下主体创造精神和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

括号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平衡

括号的使用贯穿汪曾祺小说写作始终,是其小说显著的行文特征之一。但由于括号表面看来无足轻重,以往的研究者始终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事实上,相对于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汪曾祺对此符号的运用方式可谓自成一格。作为一种表意症候,括号既是表征其小说折衷、平衡的语言特色的符号,又是探究其小说和谐美学的一把钥匙。更为重要的是,括号折射出了汪曾祺之于时代的某种不变的姿态。尽管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在1950—1960年代经历了调整和变化,并参与促成了他1980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风貌,然而,括号在其写作生涯中持续且高频次的使用,从一个侧面表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变”中依旧有“不变”的部分。

王兆胜“写作”的特征与贡献

散文创作和散文研究是王兆胜“写作”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对话、渗透与启发。融通散文观念的散文创作,具有“形神合一、心灵散淡”的创作特质,达至“人文关怀”与“天地情怀”相交融的创作境界。吸纳散文创作经验的散文研究,具有“心灵对语式”特征,采用了“心、脑并用”的创造性写作方式。王兆胜探索出一条散文理论、创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写作”道路,以“心灵”为基点统摄散文创作与研究,用自己的方式为当代散文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