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司法现代化

司法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法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司法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华司法文明为根脉、以高远法律价值为目标、以能动司法为功能定位、以司法体系建设为主体工程、以司法体制改革为根本路径、以现代科技应用为强大动力、以提升涉外司法能力为紧迫任务的司法现代化。

气候司法本土化的三重逻辑:规范、价值和功能

在全球气候治理司法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司法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呈现出全面积极的态度。气候司法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新领域,亟须形成体系性的本土化方案。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彰显主体性,需要将气候司法的概念体系、功能定位、审判机制、裁判体系与规则等置于中国法治现代化特定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之中予以把握,其内在逻辑是涵括规范体系、价值序列和功能定位的动态体系。当前,中国气候司法规范体系中的多层次立法呈现间接、倡导属性,且多元化司法规范创制不足,体系化任务尚未完成,继而诱导出气候司法规范的周延性困境和融贯性难题。在此情形下,气候司法所保护法益的识别和核心价值尚未被清晰地析出,且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政策权衡、经济诱因等诸多外部因素限制着对气候变化案件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深刻地影响气候司法作为公益型司法与治理型司法的双重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为此,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方式与进路需要基于规范、价值和功能三重逻辑及其呈现的问题或要求展开。首先,强化多重规范秩序的塑造,从公私法协同出发推动气候变化立法体系化,通过强化次级气候司法规范凝聚共识,借助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提升气候司法规范体系的融通性。其次,以利益为核心建构法律论证的权威,通过涉碳利益的衡量强化裁判的实质理由,通过气候环境利益的多维保护强化裁判的开放性,通过外在因素与法律因素的平衡强化裁判的权威理由。最后,精准塑造气候司法的双重功能,以风险预防原则构建预防性公益型气候司法,以政策的司法化构建服务于“双碳”目标的治理型气候司法。

生态修复目标司法确认的类型化构造

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决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配置程度。司法确认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实践中存在损害前状态和功能的适用不合理、可接受风险水平被基本弃用和具体指向笼统模糊等问题,其原因在于司法中恢复原状思维的影响难以消弭以及现实危害的规制被过度关注。司法应当将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划分为基线水平、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和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然后根据生态环境的特质确认适宜的修复目标。对于价值较高的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价值特殊的生态环境,即便在经济不合理的情况下,也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人类密切相关的受污染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当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较为宽松之时可以考虑将其作为修复目标进行适用。

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进新时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

全国人大已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本届人大的工作规划之中。作为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约束诉讼主体行为的基本法律,应该明确刑事诉讼中公权力机关之间职能分工的工作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同时也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确立的公权力机关之间职能分工的指导原则,具体表现为公检法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原则。民主集中制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权力的集中本位及其分工的相对性。新时代应该发展刑事诉讼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顺应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时代潮流,以实现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自洽,推进刑事诉讼现代化。

司法裁判如何实现社会治理

司法裁判的微观修复功能源自司法权的本质,宏观社会功能来自案件传播中的观念磨合与共识形成,司法裁判与社会治理在法理上是相融共通的,也会推进公平正义、稳定秩序、公共理性与个体尊严等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司法裁判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包括: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形塑公众观念和行为。司法裁判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司法的职能定位和基本逻辑,强化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能力,注重司法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拓展和优化司法裁判的共知共享途径。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法律风险及法治应对

2022年11月底,OpenAI发布ChatGPT;2024年2月16日,OpenAI又发布了Sora,呼啸而过的科技带来的是一个新时代。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在辅助机制方面确有实际效用,但也引发了算法不透明、决策权重配置、裁判规则僵化、对司法权威的损害等诸多司法实践难题。法律风险需要法治应对:首先,数据隐私和安全需建立严格保护机制;其次,人工智能决策可能不透明和不公正,需要可解释性和透明性技术确保公正;再次,人工智能可能存在歧视和偏见问题,需要数据治理和审查减少影响;最后,人工智能应用可能挑战司法程序的公正和人权保护,需通过法律和伦理规范解决。应当坚持司法主体责任,允许实验性设置决策权重,保持制衡并强化人机交互决策制度在人工智能司法中的体系定位,力求扩大和完善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制度功能与法律规范供给。

民事司法解释的历史性进步——最高人民法院《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亮点评述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是民事司法解释历史性进步的重要标志。《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坚守民事司法解释的法律定位,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民法典》立法原意,压缩了《民法典》有关条款或多或少的争议或歧义空间,其中,合同解释规则堪称典范。《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充实民事司法解释的基本功能,以更为具体、明确、肯定的行为规则强化《民法典》有关条款的确定性,其中,清晰合同行为的识别标准、填充合同行为的场景因素尤为出色。《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运用40余年的民事司法解释积累的经验,自觉避免以往时有的路径选择不当的情形,形成固定词句含义与范围、指引合同行为与裁判、强化裁判程序与功能的鲜明特色。《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的历史性价值与意义应当得以彰显和认同,以便未来的民事司法解释自觉前行。

司法的政治属性:欧美法律思想史的审视

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思想史上讨论的话题。司法活动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还是政治权力决定了司法活动的性质,欧美法律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历史上看,司法权历来是国家治权的一个部分,政治从来不缺席司法活动。以欧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古代学者认为,司法活动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学者则确信,司法活动的理想状态是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反对政治干涉司法。进入20世纪之后,欧美的法律社会学、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政治学对法律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分别从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法官个性、法律与权力动力学的角度批判司法中立的虚构和幻想,认定即使在现代社会,司法的政治属性仍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他们揭示出司法活动中的政治逐力与意识形态较量。

司法“去地方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证据

高质量法治是加快形成和发展我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司法“地方化”问题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是地方保护的一种体现,阻碍着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便是中央为此所做的一项重要司法体制改革举措。本文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巡回法庭设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司法“去地方化”制度创新对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巡回法庭能显著提高覆盖区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效应在更易获得地方保护的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以及政府补贴倾向型企业中更为明显,但不会受到企业所在地是否是巡回法庭驻在地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分割程度、地区契约执行效率和企业投资效率是巡回法庭设立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本文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提供了新证据。

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公正性、伦理价值及限度

智慧司法建设促使人工智能量刑系统逐步介入审判活动,对实现“同案同判”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在司法领域应用时存在适用性不良的问题,从而降低其应用价值。因此,确定人工智能量刑系统介入审判活动的限度可以提高司法实践价值。为此,可以从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多层面的配套措施为其划定应用边界:在理念层面拓展应用外部边界;在制度层面合理限缩应用边界;在技术层面挖潜应用内部边界。但必须明确的是,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不是以促进司法公正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提升司法效率为主要目标。

司法裁判如何安置“社会命题”?

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论证要同时运用“规则命题”和“社会命题”。社会命题既能够作为裁判理由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又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的内容辅助发挥依法裁判的功能。按照说理效果的不同,可区分出法官有强法定义务援引的社会命题,法官有弱法定义务参照的社会命题,以及法官仅有道德义务去参考的社会命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在法律论证的外部证成层面呈现不同的结构关联:一方面,社会命题可以通过实质理由、解释依据或替补性法源的方式与规则命题相融合;另一方面,社会命题也可能与规则命题发生冲突,在依规则裁判优先的前提下通过设定差异化的论证负担来创制例外。由此,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共同致力于实现司法裁判的“二阶正确性”。

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分类和程序分野

民事公益诉讼入法的十余年间,司法实践的发展形态与立法者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检察机关迅速在公益诉讼中处于一家独大的领导者角色,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可能的隐患。面向未来,应当区分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功能和纠纷解决功能,并根据两个功能配置不同的程序规定,在坚持检察机关主导诉前程序的同时,强化法院审判权在公益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以此实现从一家独大到双轮驱动的转变,更好地实现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和目的。

争议点理论的司法价值、应用及其限度

起源于古希腊法庭辩论实践的争议点理论既是司法论辩制度的理论升华,也是司法技术的具体延伸。就当事人而言,找准案件争议点可以促使当事人尽快熟悉司法问题而使得法庭论辩更具有针对性;就法官而言,确定案件争议点有利于聚焦问题并找到纠纷解决的有效方法;就司法而言,争议点理论强调对具体案件核心、关键问题进行有效争辩和对话,有利于事实澄清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作为一种实践性较强的理论既需要从法理上进行审视,也需要从实践操作当中予以重点关切。从司法应用以及具体案例中分析,争议点理论忽视了观点多元的可能性,实践过程中争议点的提出缺乏强制回应力,而且由于能力差异各方对争议点的理解也会有分歧。

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基于陆海统筹原则

我国海岸带环境案件存在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有争议、原告资格不明确、诉讼性质认定有争鸣、诉讼程序衔接未确定、司法执行机制不完善等环环相扣的问题,造成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究其根源,主要在于陆海“二分法”的分类思维影响较大,其与陆海统筹合为表里的内涵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理解。为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既要重视海岸带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将其确立为类型化案件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又要贯彻陆海统筹原则,实现司法规则内在融贯、法治环节协调一致。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担保型以物抵债的界定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所采取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后”之标准无法清楚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界定担保型以物抵债的意义在于准确适用流担保禁止规则,无法清楚界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存在认识偏差。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流担保禁止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应当是避免债务人因过度自信和盲目乐观而受损。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对以物抵债协议进行再类型化:若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不是由其的履行能力决定,或债务人最终给付内容的不确定不会对其造成损失,则以物抵债协议不需要被限制;在其他情况下,有必要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予以限制。若当事人存在担保的意思,则应通过流担保禁止规则限制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否则就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

基于Transformer的司法文书命名实体识别方法

命名实体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实现下游任务的基础。目前针对司法领域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司法系统的信息化和智能化转型仍有许多问题亟需解决。相比其他领域的文本,司法文书存在专业性强、语料资源少等局限,导致现有的司法文书识别结果较低。因此,从以下3方面开展研究:首先,提出了一种多标签层级迭代的文本标注方式,可以对原始司法文书文本进行自动化标注,同时有效地提升司法文书命名实体识别任务的实体识别效果;其次,提出了一种交融式的Transformer神经网络模型,对汉字固有属性的深层特征进行了充分利用,用于对司法文书进行命名实体识别;最后,对所提出的标注方法和模型与其他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了对比实验。所提出的文本标注方式可以较为准确地实现司法文书的标注任务;同时,所提出的模型在通用数据集中相对于对照模型有较大的提高,并在司法领域数据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行贿犯罪案件的司法证明问题——对《刑法修正案(十二)》的证据法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体现了“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精神,但是行贿犯罪案件的无被害人犯罪、无可勘验的犯罪现场和大多数案件无目击证人的“三无”特点,决定了行贿案件的司法证明面临较大难题:一对一证据、主要依靠言词证据定案、非法证据较难排除、司法证明错误难以被检验、受贿案件的事实认定对行贿案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等五个方面。缓解证明困难,主要从11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注重收集《刑法修正案(十二)》规定的行贿犯罪“从重”处罚的证据;二是利用认罪认罚提供的制度空间,对行贿人进行激励,换取其认罪认罚;三是注重收集客观化证据;四是对“再生证据”的创造和运用;五是注意录像固定言词证据;六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证言内容须接受法庭检验;七是行贿人和受贿人均予否认情况下的事实认定问题;八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供述不一致情况下的事实认定问题;九是行贿人翻供的事实认定问题;十是对行贿犯罪案件不能适用推定降低证明标准,受贿案件证明中运用的是推理而非推定;十一是经验法则在行贿案件证明中的运用问题。

论刑法中的数据:概念、文本与实践

数字、数据和信息是信息社会的基本概念。在刑法中,数据的定义和范畴决定着刑法对数据保护的范围与力度。在传统意义上,数据与数字紧密相连,但计算机语言的出现使数据部分脱离数字;大量信息以数据方式呈现,但信息只是数据的表现形式之一,数据还包括功能性的程序指令。刑法文本中有显性数据和隐性数据,隐性数据易于被忽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裁判者泛化数据概念、忽视数据价值、抹杀数据属性差异和同化数据信息等不合理现象。应当在刑法中明确数据概念的基础上,以数据的价值评价侵害数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基于数据的国家秘密、财产、知识产权等属性认定侵害数据行为的性质,明确信息在部分罪名中的独立性,实现刑法对数据权益的保护和对侵害数据行为的打击。

由“体验式”到“验证式”:“新文科”背景下法学实验教学的模式优化

“新文科”的内涵可以被解构为学科交叉之新理念、科教融合之新目标与文理交融之新方法;法学实验教学作为法学教育体系中最具实践性、前沿性与创新性的环节,应当及时回应上述新诉求。目前,法学实验教学模式仍表现出“体验式”路径依赖,即便是融入科技元素的虚拟仿真也是以体验各类诉讼程序或非诉流程为目标,未能体现出“假设与验证”的实验教学本质。将类案司法裁判文书作为大数据素材,有助于在法学教育中融入计算科学的思维与方法,以一种科学发现的姿态去探索与验证所学法学理论,呈现法学实验教学的“验证式”面孔。依托于“构想提出、确立假设、文书检索、数据分析、理论检验与方法总结”等核心环节,可以确立“验证式”法学实验教学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