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研究

清末民初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和嬗变期,新与旧的剧烈冲突,使得这一阶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婚嫁服饰同样经历了由传统至现代的过渡。江南地区作为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重要阵地,其婚嫁服饰变革特征明显。以相关画报等资料为线索,对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进行研究,并将其重要历史特征及变革过程进行分析,从而为研究婚嫁服饰的历史衍变提供参照。

晚清六十年间(1851—1911)华北地区的自然灾害

晚清六十年间(1851-1911年)华北地区(指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的自然灾害包括水、旱、虫、雹等各灾,灾害的发生怵目惊心,并表现出一定的特点。其原因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地破坏,这些也为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自然灾害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白话报”初解

文章以清王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在西藏、新疆和北京地区创办的民族文字白话报为样本,试图厘清这一时期民族文字报刊的发展轨迹,探究它们对国家民族事务的积极意义,解析其传播模式,确定其在中国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历史进程中的应有地位。

清末民初小说家张毅汉生平创作考

张毅汉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小说家,然而目前对于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阶段。通过探考张毅汉生平与创作情况,得出如下结论:张毅汉与张其讱为同一个人;包天笑是小说家张毅汉的提携者和合作者,对张毅汉的小说生涯发生过重要影响。但除包天笑外,张毅汉与鸳鸯蝴蝶派几乎没有任何关系。20年代以后,张毅汉开始投身于教育事业,先后在上海广肇公学和粤东中学担任教师。1950年可能因哮喘病发作在香港去世。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清末民初的回族报刊和丁宝臣等五大报人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大变革、大动荡和人员大改组。回族报刊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封建主义尚未根除,民主意识已见端倪。丁宝臣、丁竹园、刘孟扬等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和王浩然、王友三、张子文等开明宗教领袖的两支队伍形成。这为以新闻传媒形式开启民智,唤起回族人民爱国兴教提供了组织准备。《正宗爱国报》、《回文白话报》,以及《清真学理译著》等回族报刊的出现,显示了回族人民参与社会和关心国家命运的精神,是其自我教育,逐步提高民族素质的保证,为此后回族报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末民初回族报刊,是我国少数民族报刊史,以至中国报刊史上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报人跨中西文化特质的生成及其对报业之影响

清末民初,服务于外报馆的中国早期报人即"秉笔华士"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这个原本被称为"边缘人"的群体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办报高潮中担当主体。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轨迹决定了清末民初报人的跨中西文化特质,他们凭借自身其跨中西文化的优势尝试创办中国本土新型报刊,引进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建立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系,促进了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进而提升了报人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自身从"边缘人"蜕变为"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知识的“报刊”:清末民初新式教科书中的报刊叙述(1902-1922)

教科书是一个独特的知识空间,也是一种典型性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新式教科书中的报刊叙述(1902-1922),为探讨近代中国新闻学学科酝酿时期的报刊知识生成方式、传播途径、内容水准、积累与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清末教科书以旧识比附报刊,在进步思维中编织报刊叙述话语;民初教科书凸显报刊言论价值,引入新闻学,并将报人报业纳入叙述框架,一定程度开创了近代报刊素养教育的雏形。教科书中的报刊知识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也助推了学生个体的社会化。

清末民初云南沿边山区的弹压委员——历史人类学的考察

明清"改土归流"尚未触及云南西部土司,致使云南西部边疆地区仍为典型的土司政治格局。时至晚清,西南边疆危机日益深化,严重威胁到国家利益。为此,晚清政府尝试推动滇西土司地区的政区改革,于滇西北设弹压委员;民国初年,李根源组织殖边队武力开辟怒俅边区,设置行政委员;同时,在滇西十土司区分设五个弹压委员,进一步推动边疆政区改革。这一过程拉开了强化边疆社会管控的序幕,也是在政区改革基础上"改土归流"的过程,在应对边疆危机、维护国家主权力利益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长江下游青帮之演变

清末民初是长江下游青帮快速发展的时期。其原因一方面是长江下游传统的小农经济进一步瓦解,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更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复杂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长江下游社会的动荡,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日趋弱化。长江下游的青帮不同于红帮,它的反清活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民元之后,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其下层为适应城市生活环境逐步演变成近代的黑社会组织。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清代民国年间成都乡村的田房产业交易——以《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为例

本文利用《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书:1954-1949》其中的土地买卖契约和定金卖地契约,以数据统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交易产业的构成及规模、产业来源、出卖原因、卖主与买主的关系等因素,发现清代以来成都乡村的土地产权的变动趋势趋于散杂或碎割,而非集中,原来的大庄被分割成小庄,或者庄内的产权分布更为复杂,这对成都平原的村庄形态和地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

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外交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从而实现了外交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变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三个有利因素是:统治集团中形成了浓厚的变革氛围;清政府前期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中外交往不断扩大:

西北大学区域定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通过校史文献考证,意于廓清西北大学100多年来依托西北兴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认为关中—陕西—西北—西部—全国—世界的互逆循环过程或关系,表现了这种进化轨迹,尤其是其中作为“根”、“根据地”和“立足地”的陕西最为重要。这一思想,在清末酝酿,在民初大致成熟,在抗战时期得以实践和发展,建国以来有反复和调整,并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略论清末民初中国的中小学历史教育

清末民初,进化论的风行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变革。仿效西人注重历史教育以拯救危亡、开启民智已成为时人的共识。此时,政府颁行新学制,对中小学历史教育的相关内容和政策作出了界定。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虽不至尽善尽美,但它促使了国人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

近二十年国内张之洞研究综述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人物。近二十年来,学界着重探讨了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的实业活动、教育活动、洋务思想等问题;分析了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与维新派及戊戌变法的关系,对《劝学篇》及"中体西用"思想做进一步阐释;论述了张之洞对清末"新政"决策的影响,对张之洞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变革主张与实践展开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张之洞思想转变与中国近代道路转型、"中体西用"方法论意义等方面仍有深入研究的可能。通过综述相关研究,旨在展现张之洞研究的多元面貌,探讨未来研究中新的理论增长点。

清代小说中的书画鬻艺——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中心

晚清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为鬻艺谋生创造了基础条件,但在职业书画家的服务得到社会中新兴阶层欢迎的同时,他们也遭到了恪守传统价值标准的文人群体的批评和攻击。在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吴沃尧塑造了江雪渔这一形象,对职业书画家自我吹捧及不通文辞的现象进行讽刺,这从侧面说明当时的进步文人对待商业文化仍持极大的保留态度,不仅不认同其手段,而且尤其排斥其对传统价值观造成的影响,小说中吴氏对任伯年、任立凡、胡公寿等知名画家的点名攻击更是这一态度的集中体现。而另一方面,在书画艺术的发展方向逐步脱离文人阶层控制的同时,一部分犹豫于鬻艺和求学之间的艺人则遭到文人最为严厉的斥责,吴氏在小说中塑造的张超这一形象即是这一部分艺人的代表,这种态度可能使更多的底层文化人加入到鬻艺队伍中,从而对书画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球视角下的晚清中西经济交往——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分析中心

中西经济交往始于先秦,在明清之前基本以中亚、中东为中介展开经济交往,之后中西经济直接交往的展开一定程度上需遵循中国确立的交往规则。晚清时期西方各国以武力更替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秩序,引发了政治、经济等层面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彻底改变了中西经济交往的格局。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交往秩序和世界市场之中,成为中西经济交往中的倾销市场、原材料的供应地,失去了几千年来所拥有的制度红利享受者地位,变成西方各国社会经济矛盾的转嫁之地。晚清时期社会各界虽然都进行了破局的尝试,且屡试屡败,但其努力为之后的成功培育了基础。

试论清末国民教育与图书馆的兴办

在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把提高国民素质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而作为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体制的重要突破之一,清末图书馆从开始发起到建设,也被赋予强烈的国民教育功能。从京师图书馆和各省图书馆的建设宗旨,以及馆藏书籍,无一不彰显这一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