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平台的法律地位——数字法治政府的组织法观察

12345平台内生出一种不同于行政权力、社会权力的新型权力——数字权力,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治理需要,基础是合作行政,载体是数字技术。12345平台数字权力的扩张带来行政组织法难题,包括数字权力改变传统权力结构,挑战组织法的职权法定原则;数字权力模糊传统权力边界,带来行政合法性难题;数字权力带来去中心化,引发主体归责机制模糊化。12345平台是一种新的行政组织运作模式,“新”表现为一种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整体运作模式,形成一个动态化的数字生态系统;是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逐渐转向网络治理范式的新型合作模式。12345平台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产物,应受行政组织法调整。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应以整体政府改革为面向,科学调整行政组织法体系;以数字素养、监督机制、技术和法律手段解决行政合法性难题;从采购思维转向规则制定思维,依法设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基于12345平台感染来电数据的医学伦理分析

目的从伦理视角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下某市12345平台来电的新变化及规律。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襄阳市政府热线12345电话平台受理的政民互动工作动态数据资料,比较感染发生前后5周不同时间段内来电总量及各来电类别情况,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来电情况。结果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2月15日,襄阳市政府热线12345电话平台共接到来电168402次,其中感染前期咨询类来电41716次、求助类来电27632次,感染后期分别增加至52352次和35016次;投诉类来电感染前为919次,感染后减少至530次;建议类来电感染前为287次,感染后显著增加至530次;表扬类来电感染前仅有30次,感染后达74次;感染前后不同时间来电总量及咨询、求助、投诉、建议、表扬来电次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的来电共29083次,主要集中于2020年第4~7周,分别来电4235、11056、6589、7203次。高峰时期主要在第5周,并以咨询(4796次)、建议(1194次)和投诉(3359次)为主要类型;咨询类来电主要涉及交通、物资采购、捐赠及交通管制解封等个人层面问题;投诉类来电主要涉及口罩、酒店、车票及作风等社会相关问题;建议类来电主要关注隔离、诊断治疗和防控等全社会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问题。结论感染前后不同时间段,市民通过电话反映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存在心理不适;社会行为和个人心理行为体现了伦理性,即无伤害、有利和公正原则,但存在着不均等分布的问题。需平衡好管理部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平衡政府应急防控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且要平衡公共卫生应急与平战结合关系。

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话语的影响探究——基于F市G区12345平台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建设不断完善,为政民互动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公民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性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能力和回应效能的影响,很少基于政治修辞的角度对政民互动的话语进行具体分析。以F市G区为个案,利用其12345平台连续三个月完整的公民诉求工单数据,探讨了公民诉求对政府回应话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回应话语会受到公民诉求话语、问政类型、诉求领域和是否主动提供个人信息等因素的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政民互动中的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都具有选择性,是一种策略性互动;策略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和公民彼此政治信任基础的缺乏。

回应性治理的精细化路径探索——基于泉州市12345便民服务平台的考察

文章以回应性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跟踪考察,对泉州市12345便民服务平台的运行机制环节进行拆分,发现其存在错位回应、缺位回应、绩效考核激励约束作用弱、回应渠道单一等问题。为促进回应性治理走向精细化,泉州12345便民服务平台应从强化公众参与、优化回应环境、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以及创新回应渠道等方面探索优化路径。

统计学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平台研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

大数据时代,以第一课堂为主的统计学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统计学人才的多样性需求。积极拓展第二课堂阵地,构建立体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统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所必需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以"明德数据"厚重人才成长支持计划为试点,探索利用第二课堂构建统计学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形成"12345+X"的培养模式,通过"三个结合"的创新点实现"五种素质"的培养,并通过思想、组织和制度三方面保障第二课堂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