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1911年苏沪浙地区风暴潮分布的时空特征

搜集到1368-1911年苏沪浙地区风暴潮记录2119条,以此为基础,重建区域历史风暴潮发生的时间序列与空间分布。从年内分布情况看,苏沪浙地区历史风暴潮主要发生在6-10月,其中7-9月占80%,8月为全年最高值,占37%。68.56%的历史风暴潮发生在农历朔望日前后,其中发生在朔日前后(农历二十七至次月初四)的占35.57%,发生在望日前后(农历十三至十九)的占32.99%。小波分析结果显示:风暴潮年际变化时间序列存在54 a、30 a、17 a周期。历史风暴潮引起的海侵多发生在沿海地区,苏北地区历史风暴潮海侵淹没界线达4 m高程,长三角地区历史风暴潮海侵淹没界线达5 m高程,杭州湾沿岸、浙东沿海地区则分别达5 m和6 m高程。

1368-1911年涑水河流域洪涝灾害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对1368-1911年间山西涑水河流域洪涝灾害的时间、空间特征、灾害的等级序列和灾害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368-1911年涑水河流域共发生洪涝灾害88次,平均每6.17年发生1次。季节性强,大多数涝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尤以阴历6、7、8月份最为集中。该流域洪涝灾害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干流沿岸,尤以中游的安邑、解州、临晋、猗氏等州县受灾最为频繁。根据涝灾的等级序列可知,流域1级大涝多于2级偏涝。该流域洪涝灾害的发生主要由降雨特征和流域自身的地形地理条件等因素所决定,而人类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以及为保护盐池对中游河段多次改道等起到了加剧洪涝灾害发生的作用。

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

本文分析了 1 3 68—— 1 91 1年间宁波士绅阶层通过长期维持科举上的成功 ,因而掌握着地方霸权的过程 ,垄断文化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士绅家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 ,往往结成壁垒森严的圈子 ,外力很难渗透。士绅家族网络在公共领域亦发挥着主导作用 ,以此赢得官府和社会对他们权威的认同。近代以后 ,士绅家族不仅需要维持文化上的优势 ,而且还要创造在商业的优势 。

1368-1948年山西霜雪灾害的特征与周期规律研究

通过对山西1368-1948年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学分析,对该区霜雪灾害等级、阶段、周期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在这期间,山西共发生霜雪灾害419次,轻度106次、中度228次、重度85次。灾害变化可分为4个阶段,1368-1579年为第1阶段,1580-1699年为第2阶段,1700-1819年为第3阶段,1820-1948年为第4阶段。第1、3阶段距平值主要为负值,灾害频次较低,以轻、中度灾害为主。第2、4阶段距平值主要为正值,灾害频次较高,以中度和重度霜雪灾为主。小波分析表明,灾害存在着4个明显的周期,即10～13年、20年左右、45～50年和120年左右的周期。降雪或寒流引起的气温骤降至0℃以下是造成山西霜雪灾害的主要原因。共发生6次寒冷气候事件,分别出现在1578-1588、1591-1607、1631-1642、1669-1672、1690-1699和1830-1836年。出现3次异常寒冷灾害年,分别是1653、1892和1929年。

1902-1911年普通中小学堂图画课程改革述评

普通中小学堂图画课程是中国近代化的产物,从1902年"壬寅学制"在政策层面上确立了图画课程的地位开始一直到1911年,普通中小学堂图画课程进行了多次改革。这些改革开启了学校制度下中小学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形成了重"技"的教育指导思想影响下的普通中小学堂图画课程,体现了浓厚的日本学校图画课程色彩,编纂了我国第一批普通中小学图画课程教科书。虽然受时代条件所限,这一时期课程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却反映了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学人在这一时期的艰难探索和追求。

20世纪初日本的社会主义发展——以1901-1911年的十年间为中心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堪称日本社会主义源头的明治时期社会主义。主要通过对重点阶段进行剖析的方法,将焦点放在1901-1911年这一代表着明治时期社会主义的凝缩期。这十年间的社会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01-1903年的"基督"色彩社会主义,1903-1905年的"反战"色彩社会主义,1905-1911年的"分裂"色彩社会主义。明治时期社会主义的自身因素预示着其发展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疾疫作为一种传染疾病,具有流行性和群发性、连发性的特点.疾疫成为灾民继粮食短缺之后,面对的又一灾难.据不完全统计,秦汉至清,疫灾发生255次,其中,秦汉至南北朝47次,隋唐五代17次,宋元明清190次."[1]"从疫疾流行规律分析,东汉末年至南北朝前期,呈现出第一个高潮,元明清时期,疫病流行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疫病的爆发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2]近代以来,我国各地仍然疫情不断,北到内蒙、东北,南到福建、云南、广西等地均有覆盖.[3]

安南、占婆的百年冲突(1368—1471)与明朝的不作为政策

安南和占婆是东南亚古代史上两个活跃的国家,他们分别接受了中国和印度文明的熏陶。从安南独立开始,这两个国家就展开了长达五百年的争斗。到了中国明朝时期,占婆和安南都力图借重明朝的力量来警戒敌手争取主动。于是斗争的双方与明朝形成了一个互动的三角关系,而明朝以自己的世界大国地位当然地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明朝对实际性介入占婆、安南斗争兴趣不大,它采取了一种"不作为政策"的态度。

为更清洁的城市环境而奋斗:1850～1911年马尔默的水污染

本文把焦点集中在马尔默市水污染问题的产生以及如何探讨和解决上。过去曾提出和考虑了各种对策,但最后将废水排入厄勒海峡被认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样,一个局部性的污染问题演变成了一个地区性问题。本文还简要地对在马尔默采取的解决办法与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作出的决策作了比较。

历史时期四川秦巴山区厚朴和黄连的分布变迁(1368-1911)

厚朴和黄连是我国重要的中药材资源。利用本草学古籍和相关地方志对历史时期四川秦巴山区厚朴和黄连的分布变迁作了归纳和梳理,两者受人口和交通商贸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变迁过程中呈现相对稳定、范围扩展和明显地域特征多种特点,历史时期药材的分布格局为当代该地区中药产业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移民与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1860-1911)

1860年清廷开禁东北之后,移民大规模涌入东北,同时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也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在1860-1911年期间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移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移民增加了东北的人口,推动了东北农业的进步,并且在近代工业、城市的发展等其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建设近代社会文明特殊要求和移民自身特点的限制,移民在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建构的过程中始终不是主导力量,也不是主要动力。不过,移民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

1911—1949年清华校园小说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清华园走出了一批享誉文坛的小说家 ,当年的清华校园小说极为繁荣 ,其题材的广泛、主题的深刻、艺术的营造力 ,在同时代的中国小说界处于醒目的位置。文章从小说的题材切入 ,论述其思想与艺术特色。

清代（1816—1911年）霍乱流行的时空特征、危险模拟与边界探测

霍乱是清代1820年左右传入中国的新型烈性传染病,迄今仍是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重大威胁之一。本文运用ArcGIS时空分析、MaxEnt生态位模拟、BoundarySeer边界探测等方法对清代的霍乱流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清代霍乱的流行频度为77%,对整个清代疫灾的流行贡献了约21.32%的广度。②霍乱在中国的适生范围广,东部沿海为最佳适生区;中国不同区域霍乱流行的危险等级差异显著,并呈现自东向西递减、南方高于北方的总体特征;距海距离、海拔高程、日照时数、最高气温是影响霍乱流行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分别为29.3%、22.4%、16.1%和7.7%。③霍乱流行的边界性特征明显,第一边界是以凤阳为圆心,以凤阳-夹江直线距离为半径(约1300 km)与国界线或海岸线围合的圆弧圈,界内包含97.65%的霍乱流行事件;第二边界参照霍乱高适生度分布线,该线迤东包括中国东、中部省份;第三边界是由霍乱主要网络构成的围合区,总体上掩及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一线。

清代疟疾流行的时空特征、危险模拟与边界探测

以清代流行的疟疾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Excel时序刻画、GIS空间分析、MaxEnt生态位模拟、BounderSeer边界探测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清代有疟疾之年59个,疟疾频度为22.01%,为清代疫灾流行贡献了约2.69%的广度。2)疟疾在中国适生范围广,东南半壁为最佳适生范围;疟疾流行的危险等级高,总体上具有由东南向西北危险等级递减的分布格局;海拔高程、最低气温、气温年较差是影响疟疾流行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分别为44.4%、16.3%和10.6%。3)清代疟疾流行呈现"二横三纵"的边界特征,第一横界40°N一线与第二横界南岭一线分别为疟疾北界和恶性疟疾(瘴病)北界;第一纵界是以霍山为中心,霍山-洪雅直线距离(约1 250 km)为半径的圆弧圈,界内包括96.67%的疟疾流行事件;第二纵界是疟疾高适生区边界线,界内包括中国东、中部省份;第三纵界是以疟疾主要边界网络为标准的围合区,涵盖长三角地区。

乡亲、利润与网络:宁波商人与其同乡组织,1911—1949

本文根据大陆范围内各地宁波同乡组织的调查 ,对宁波同乡组织的性质、功能及其与商人事业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研究时段以 1 91 1— 1 94 9年为主。

宋元时期中国疫灾空间格局与环境耦合研究

基于疫灾史料和环境资料,运用数理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对960-1368年疫灾地理格局与环境机理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宋元(960-1368年)疫灾区域差异显著,疫灾严重程度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格局,南方地区疫灾重于北方地区,疫灾重心位于长江水系的庐江县与巢湖市交界(31°28'42″N,117°22'41″E),形成了以杭州、开封、北京3个京都所在地为核心的三大疫灾城市群;疫灾聚集分布明显,空间上呈沿海∩型趋势。2)疫灾的地理格局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宋元(960-1368年)疫灾具有平原指向性、亲水性、距离衰减性,地理条件为病原体的生长、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自然灾害是催化剂,为疫灾发生和传播提供了条件;人口密度越大、人口流动性越强、交通可达性越高,越易诱发疫灾,人口作为传染源和易感人群是根本所在,交通条件是疫灾流行的加速器。3)环境因素对疫灾发生、传播、流行的影响并非完全一致。宋元(960-1368年)对疫灾流行作用强度最大的是灾害类因子(震灾、战争、旱灾、饥荒、水灾)。

清代鼠疫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危险分区

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的烈性传染病,对历史进程和人类文明有深刻影响。综合运用疫灾指标体系、MaxEnt生态位、GIS空间分析等方法,通过回溯清代鼠疫流行的时空特征,进而分析其危险分区:结果表明:1)清代有鼠疫之年74个,鼠疫频度为27.61%;清代鼠疫影响19省347县,累计波及1117县次和429.45万km^2国土面积,对清代全部疫灾流行广度的贡献率约14.33%。2)清代鼠疫具有南、北2条鼠疫高适生区分布带,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含北京、天津)、山西、福建、广东(含海南、香港、澳门)、广西、云南是"疫源区"适生范围;山东、江苏(含上海)、台湾是"流行区"适生范围。3)清代各省鼠疫流行的危险等级差异明显,其中:特危、高危、中危、低危省份分别有7个、6个、10个、3个。特危、高危省份基本属于鼠疫高适生区范围,是鼠疫流行防范的重点区域。4)年降水量(17.6%)、海拔高程(17.5%)、干月降水(17.4%)、气温年较差(11.3%)、日照时数(9.8%)、暖季温度(8.1%)是影响清代鼠疫流行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