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1949年以来北京中医药教育演变

1949年后,我国面临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丛生以及西医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局面,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中医的现实价值予以肯定,并为扶持中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4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环境中,北京市中医药教育事业也经历了波折的演变过程,从1949年之初经历艰难生存期,然后迎来短暂的发展期,随后经历十年的坎坷动荡期之后,方才进入了健康、稳步的发展时期,乃至现今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暴发鼠疫,党和政府采取了设立鼠疫防治机构、追溯鼠疫病源、发动群众抗疫、邀请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仅用了不到20天就遏制住鼠疫的蔓延趋势。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的胜利,增进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增强了群众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对后世的启示是,在应对急性传染病时,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重视国际协作,四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1949-2012年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其成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仍时有发生。1949-2012年发生较重水灾的年份有1950年、1954年、1956年、1957年、1963年、1974年、1975年、1991年、2003年、2007年,发生较重旱灾的年份有1959-1961年、1966-1967年、1976-1978年、1986-1988年、1991-1992年、1994年、2000-2001年。其间,水旱灾害呈现出水灾频次减弱而旱灾逐渐加剧、多水旱交替或连年发生、造成的损失巨大、与污染灾害叠加等特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产生及其多样化特点,系由气候变化、黄河夺淮长期影响等自然因素与不合理的水利兴修、农业垦殖活动以及水事纠纷的扩大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49—1957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研究

1949至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完成了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并形成了多元化的生产体系。设计队伍迅速成长,以开国纪念瓷和建国瓷为代表的设计作品不仅技艺精湛,更蕴含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审美,展现了陶瓷设计的创新与融合。本文通过研究1949—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总结出“瓷映国辉,博采众长”和“设计为民,实用为美”的设计精神。并发现其在推动陶瓷产业结构转型、促进设计人才队伍建设及设计创新路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期待能为现代陶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21世纪以来我国1949—1965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探索构建了一套制度体系,以适应中国城市基层管理的需要,最终在不断优化中产生了城市居民委员会。进入21世纪后,关于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研究在学术界取得了显著成就,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文章把国内学界对1949—1965年城市居委会建立的原因、历史分期、第一个居委会所在地、居委会的性质与职能作为主要考察方面。探讨现有研究存在的研究视角偏于宏观、研究局限于特定地区、横向研究不足及缺乏情景分析等问题并提出展望。

改土归流与社区危机——主要以1505至1949年湘西土司区危机事件为例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湘西改土归流前后各220年社会危机全过程分析后认为,造成非土司时期危机系数比土司时期的大、民国社会秩序比清代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民间组织频繁活动、选官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边界地盘得不到尊重、现实政策背逆地方实际,而这些诱因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不采取改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不以治本代替治标、消极转变治苗态度等息息相关。正是如此,家族村社一旦感到某些不适就燥动不安起来,从而导致危机事件无论从发生次数到动荡频率均历呈剧聚上升态势。而消弥危机事件主要途径,就是要设法弥补政策中的缺陷。

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有苔藓采集记录的主要是欧洲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俄国人和日本人成为了采集的主力,这期间中国人仅孔宪武和陈封怀在东北有苔藓采集记录;1949年以后,国人的采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通过对历史文献、标本信息的整理和考证,总结出了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历程,并对其中的主要采集人作了详细介绍。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为东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49年以前香港苔藓植物采集与研究史

香港苔藓植物的采集与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至1949年百年间先后有英、美、德、法等国至少14人在中国香港采集过苔藓植物,分别是亚历山大(W. T. Alexander)、鲍林父子(J. Bowring&J. C. Bowring)、赖特(C. Wright)、汉斯(H. F. Hance)、维丘拉(M. Wichura)、拉本赫兹特父子(G. L. Rabenhorst&R. C. Rabenhorst)、迪杜兴(D. F. Didrichsen)、福特(C. Ford)、福里(U. J. Faurie)、赫克洛茨(G. A. C. Herklots)、克莱门斯(M. S. Clemens)、莱贝格(J. B. Leiberg)等。通过文献记录及馆藏标本整理,采自香港地区的藓类植物有108种、苔类植物有2种,修订后藓类植物27科47属77种、苔类植物2科2属1种,标本大多收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植物园和大学标本馆中。中国人在香港地区采集标本始于20世纪30年代,亚年(A. Nin)、曾怀德(W. T. Tsang)、冯钦(H. Fung)和谭英华(Y. W. Taam)4位中国植物采集者先后在香港地区采集过藓类植物24种,修订后13科14属22种,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PE)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标本馆(UBC)中。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宾馆类建筑立面特征研究

宾馆类建筑在现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展现出对城市发展的适应性转变。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年—1976年)国内诞生的一批新式多层宾馆类建筑调研,从宾馆立面构图,细部特征等进行分析,挖掘宾馆类建筑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同异性,探讨其在指导思想和政策背景的变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时代实践特征。为国内宾馆类建筑的保护与价值提升提供理论研究基础,也有助于补充与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建筑文化的研究。

1949年以前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1949年以前以外国人采集的标本数量居多。中国人在西北地区的苔藓植物采集始于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采集在1937年北平植物研究所西迁陕西省武功之后。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外国人主要是来自俄国、意大利、法国的5位采集者。中国人有秦仁昌、刘慎谔、夏纬瑛、孔宪武、钟补求、傅坤俊、刘继孟等近20位老一辈植物学家。1949年以前采集的苔藓植物标本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分支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整理出1949年以前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采集人、采集的时间、地点和新种的文献等信息,为西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49年至1978年广州的“新村”建设研究

文章以广州“新村”为观察视角,对1949~1978年广州居住区建设的发展脉络与住区对城市发展和居住生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提出该时期广州“新村”与广州的城市建设有密切的联系。1949~1978年广州的“新村”是根据国家发展政策和经济情况,及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以节省造价为目标,因应不同人群的生活习惯和居住需求而设计和建设的,类型和形式丰富。广州的“新村”满足了工人、水上居民、华侨、知识分子等人群的居住需求,促进了广州城郊发展,与之配套的公共设施也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对1949~1978年广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1949-1979年)

1949—1979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次起起落落的过程。1949—1953年出现了一个小高潮,1954—1955年则处于低谷,1956年却形成了更大规模的高潮,此后则一路走低,1960年代之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1970年代末逐渐有所起色。由此也形成了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迥异的镜像: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到“进步性与反动性矛盾地集合于一身的伟大作家”到“反动作家”再到“进步性与反动性矛盾地集合于一身的伟大作家”。

中国煤炭工业技术自立的实现途径探析(1949—1966年)

1949—1966年中国煤炭工业领域实现技术自立主要依赖三个途径,分别是外部技术的引进、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和科研工作者的技术创新。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三类技术自立的方式都在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了各自的独特作用。直接引进、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和技术固然可以快速、有效提升当时国内煤炭工业的技术水平,但由于受制于国家之间外交关系,时常有中断的风险,故不是较为可靠的技术自立渠道。“自下而上”式的群众性技术革命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众的热情和才智,但客观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这样的技术进步基本不可能在尖端的、重大的科研领域取得突破,也很难保证技术革命运动能够持续开展。与外部技术的引进和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相比,充分发挥国内学校、科研机构的作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智慧,开展技术攻关才是煤炭工业实现技术自立的正确途径。

1644—1949年陕北地区旱灾研究

通过对1644—1949年间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了该区域旱灾的等级、发生频率、分布特征、致灾原因等。经统计,该区共发生旱灾131次,发生频率为2.34 a/次。旱灾阶段性明显:1644—1743年间以轻度旱灾为主,灾害频率较低;1744—1823年间中度旱灾增加,轻度中度旱灾交替发生,旱灾频次提高;1824—1949年间,灾害频次大幅增加,大旱灾和特大旱灾频繁发生,灾情持续时间延长,呈现频次逐渐增加、等级逐渐升高的趋势。从发生季节看,夏季是旱灾发生的主要季节,次为春季和秋季。从地域分布上看,旱灾的发生频率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特征。该区旱灾的发生与气候波动有直接关系,降水量减少是诱发该区大旱灾和特大旱灾的主要原因,而降水分配不均则是轻度和中度旱灾的主要原因,过度的农业开发则加剧了旱灾的危害程度。

1949～2000年辽宁省水稻育种情况分析

1 949年以来 ,辽宁省水稻育种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 1 974年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成立以来 ,通过审定的水稻品种逐年增多 ,累计达 82个。新品种的产量呈上升趋势。杂交粳稻黎优 5 7和株型理想的直立穗品种辽粳 2 44的培育成功 ,使区域试验产量出现两次突破 ,其它品种的产量水平也明显提高。促使水稻新品种产量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增加了杂交粳稻和理想株型品种的每穗成粒数。

1949—2000年山西高原低温冷害特征及小波分析

低温冷害在山西高原四季均可发生,给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甚至造成严重损失。为了科学有效地预防和减轻此类灾害,需要深入研究其特征和规律,通过对山西1949—2000年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学分析,对该地区低温冷害的等级、阶段、周期及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52年来山西共发生低温冷害374次,轻度占16.8%;中度占61.0%;重度占22.2%。灾害变化可分为4个阶段,1949—1956年为第一阶段,1957—1975年为第二阶段,1976—1995年为第三阶段,1996—2000年为第四阶段。第一、三阶段距平值主要为正值,灾害频次较高,以中、重度灾害为主。第二、四阶段距平值主要为负值,灾害发生频次低,以轻、中度灾害为主。小波分析表明,灾害存在为2～3年、5～8年和15～20年的周期。降霜、降雪或寒流引起的气温骤降至0℃以下是造成山西低温冷害的主要原因,气温变化幅度为-2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