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国宴”与用酒规制

清代的“国宴”与用酒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制,“国宴”款待对象按其重要程度分为王公大臣、边疆地区民族首领、各国使节和千叟宴上的耆老四类。而“国宴”用酒品类较多,主要包括奶酒、烧酒、黄酒和玉泉酒。其中,奶酒所占分量较重,为宫中所垄断;在筵宴来华使节与边疆地区民族首领时,由光禄寺请领使用,而黄酒和烧酒则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国宴”,主要由光禄寺自行酿制。宫中酿制的玉泉酒也被用于清代的“国宴”,但由于玉泉酒为内务府管控,并不见于《大清会典》,长期不为人知。与清代皇帝对酒的认识密切相关,清代各时期“国宴”严格控制酒的用量。

1644-1911年宁夏西海固干旱灾害时空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统计和分析,对1644-1911年西海固地区干旱灾害的时间变化、空间变化、等级序列以及驱动力因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644-1911年西海固地区有记载的干旱灾害82次,平均3.27年发生一次;旱灾以春旱和夏旱最多,占发生次数的38.5%和25.3%;西海固地区的干旱灾害划分出四个等级序列,共发生轻度旱灾24次,占旱灾总数的29.3%;发生中度旱灾50次,占旱灾总数的60.97%;发生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共8次,占旱灾总数的9.73%;西海固发生干旱灾害可分为5个阶段:旱灾的多发期包括:1710-1770年代、1800-1860年代(1820年代除外)。少旱灾期包括:1640年代-1700年代、1780-1790年代、1870-1910年代(1890年代除外);这一时期的中期西海固发生干旱灾害发生频率较高;旱灾高发区主要集中在西海固与陕西交接的南部,其中固原发生干旱的频次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影响干旱灾害时空变化的驱动力因子包括气候、生态和人口因子,其中气候因子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清季云南课吏馆研究

课吏馆创设之目的为澄清吏治,是清末推行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魏光焘主政云南时创办课吏馆,制定章程、馆规、课程、经费等,保障了课吏馆的有效运转。至后期课吏馆内增设编辑所,编辑《全滇纪要》。但因清季吏治腐败,难以扭转,课吏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被政法学堂所取代。

清代测绘科技的辉煌及其历史遗憾

清代自康熙年间开始 ,我国在另有所图的西方传教士的参与下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 ,取得了辉煌的测绘科技成就 ,但由于当时的闭关主义、科技政策、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

按察使与清代社会治安

按察使是清代主管一省司法的官员,维护社会治安是其重要职责之一。清代按察使维护社会治安的举措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清末新政中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将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改归巡警道,提法使成为职责单一的司法行政官员,这是司法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承传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格局主要由传统的文献学手段、晚明以降的评点式研究、思想评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等方法所支撑。20世纪初以来,现代意义上"水浒学"的形成与丰富,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种种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与采用,但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在《水浒传》的成书、本事、版本及作者等方面,传统的文献学手段依然是最主流、最有效的途径;序跋式批评则在现代《水浒》传播中蜕变为"出版说明"、"前言"、"编者的话"等形式,仍旧发挥着"批评"的功能。20世纪初以来的《水浒传》研究多次被卷入政治斗争,其实也与明清时期《水浒传》思想评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民间商人组织与清代湖南城市管理

清代的湖南城市经济发达,人口繁多,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会馆、公所等城市民间商人组织就承担了城市经济、社会管理、公益事业的等多方面职能。清代湖南城市民间商人组织承担城市管理之职能,对今天的城市管理创新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政府应扶助城市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应主动适应社会以担当城市管理的重任。

明清之际闽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

由于血缘和地缘的亲近,闽文化和台湾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属于同一区域文化体系,都以闽方言为主要载体。由生活在闽、台两地的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类型,极富区域文化特色。本文以明清之际闽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发展情况为切入点,探讨闽文化和台湾文化的同根同源性。

论谭嗣同“尽变西法”观

谭嗣同的"尽变西法"观是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其变法思想较为全面、激进而又具体,表明谭嗣同这时的世界观的主要倾向已经资本主义化,试图用发展资本主义来挽救民族危机。"尽变西法"思想虽然还不够深刻和成熟,但总体来说,它是谭嗣同甲午战争后到其牺牲前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乃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有其进步意义。

基于清档的清代六和塔研究

本文从清档入手,对六和塔在清代的修缮及灾变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六和塔在清代至少经历了五次修理,分别在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光绪五朝。其中乾隆、嘉庆和道光修理都是仅历数月、费银数千的小修;雍正修理是用时两年半、费银过万的中修;光绪修理则是耗时九年多、费银十万余的大修。而六和塔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遭火焚,这是六和塔在清代最大的一次灾变。该研究基本厘清了六和塔在清代的修缮和灾变情况,为进一步基于建筑实物的清代修缮状况考察提供了依据。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清代山西地区疫灾时空分布研究

疫灾是人类的顶级灾害,历史疫灾研究能为未来疫病防控提供借鉴。文中运用疫灾计量指标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清代(1644-1911)山西地区的疫灾地理规律。结果表明:1)清代山西地区的疫灾频度为34.33%,疫灾相当频繁;夏秋季节是疫灾多发季节,说明高温高湿环境有利于疫病的流行;朝代鼎革的清初期和清末期疫灾相对频繁,社会稳定的清中期疫灾相对稀少,说明社会动乱也有利于疫灾的发生。2)清代山西地区的疫灾分布具有明显的"洼地效应":府级尺度上具有高低相间的南北分异特征,盆地地区为疫灾强度高值区,山岭地区为疫灾强度低值区;区域尺度上具有由南向北的梯度递减特征,晋南高于晋中,晋中高于晋北,晋北高于口外。3)清代山西地区的疫灾格局受地理格局和人口格局的双重制约;人口密度是疫灾的奠基石,人口流动是疫灾的扩散力,自然灾害是疫灾的诱发器;与其它自然灾害相比,疫灾分布变迁更能反映区域开发时序,更能体现人地关系演进。

清代鼠疫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危险分区

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的烈性传染病,对历史进程和人类文明有深刻影响。综合运用疫灾指标体系、MaxEnt生态位、GIS空间分析等方法,通过回溯清代鼠疫流行的时空特征,进而分析其危险分区:结果表明:1)清代有鼠疫之年74个,鼠疫频度为27.61%;清代鼠疫影响19省347县,累计波及1117县次和429.45万km^2国土面积,对清代全部疫灾流行广度的贡献率约14.33%。2)清代鼠疫具有南、北2条鼠疫高适生区分布带,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含北京、天津)、山西、福建、广东(含海南、香港、澳门)、广西、云南是"疫源区"适生范围;山东、江苏(含上海)、台湾是"流行区"适生范围。3)清代各省鼠疫流行的危险等级差异明显,其中:特危、高危、中危、低危省份分别有7个、6个、10个、3个。特危、高危省份基本属于鼠疫高适生区范围,是鼠疫流行防范的重点区域。4)年降水量(17.6%)、海拔高程(17.5%)、干月降水(17.4%)、气温年较差(11.3%)、日照时数(9.8%)、暖季温度(8.1%)是影响清代鼠疫流行的主要自然环境因素。

清代畜疫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基于清代畜疫史料,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清代(1644-1911年)畜疫流行的时空特征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清代畜疫流行频繁,畜疫频度高达55.60%;夏秋季节是畜疫的高发季节;畜疫流行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清后期最为严重,清前期次之,清中期相对稀少,此外,畜疫流行还存在90年左右的波动周期。2)清代畜疫流行空间分异明显,清前期,畜疫高发区位于河南省,清中期南移至湘、琼、两广交界、赣东北和浙西北地区,清后期转移至长江三角洲地区,整个清时期,畜疫流行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两个高发区中心以及“赣东北-湘东-两广交界-海南岛”的高发带。3)清代畜疫流行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畜疫流行对温度、降水和极端气候事件三者的联合效应敏感、显著,然而,在这三个因素中,仅极端旱涝事件与畜疫流行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联,极端旱涝事件是畜疫流行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