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49-1966)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十七年"(1949-1966)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黄金时代,蕴含着丰富的研究课题。本文从翻译史著、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三个层面,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十七年"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研究不足予以分析和剖释。文章从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生产/出版研究、译者文化生态研究、理论融合研究四个方面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空间进行展望。

17年时期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审美特征论——以《保卫延安》型战争小说为例

17年时期的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以《保卫延安》为代表 ,形成了对战争要素的单一阐释与历史行程的原向呈示、崇高军人品格的理性颂扬、单一对立的情感维度、宏大叙事与史诗构架等具有时代特质的审美特征 ,不仅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范式 。

先验的崇高主体--“十七年”电影中党员形象的审美形态与文化表达

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期间,中国电影艺术旨在构建起一套独属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创作的电影新模式,在这一新模式的探索之中,中国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方式成为具有根本意义和决定性的重要能指,承担着先验的崇高主体性身份的功能。这一时期的影片依照马克思主义崇高美学观念体现了“革命悲剧”特点,银幕上的中国共产党员形象因此扮演着召唤历史个体成为历史主体的启蒙者角色,是革命历史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书写者和诠释者,成为新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开篇定音的崇高符号,对于当下电影艺术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身份的印迹——透视17年小说的一个思路

本文从作家身份的视角审视了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四类作家在17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创作,认为: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和解放区来的农村作家以他们同中各异的身份营造了文学别样的景观,国统区作家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由于身份的错置以及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作家身份与世界观、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其创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最终无一例外地退居历史的深处。

图书馆界的“17年”研究

图书馆界对"17年"的研究十分薄弱。较早将"17年"分阶段研究的是黄宗忠,以后有谢灼华、程焕文、吴仲强、张树华、张久珍等在图书馆史研究中加以阐述;马恒通等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亦有所论述,而概论性著作中通常都有相关内容的阐述。在研究课题方面,有范并思、周文骏、王红元、索传军等相关成果。图书馆界对"17年"的研究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目前已进入"深入研究"的第三阶段。

存史观变: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

目前,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重心还是在民国图书馆史领域,对于现代图书馆史,特别是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的历史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1949年以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体现的核心思想是"自由主义",而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逐渐被"苏联式的国家主义"所取代。从保存史料、探究历史演变规律的角度出发,学界应该重视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

“十七年”时期影响较大的农村题材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方法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戏曲剧目,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有一些剧目在问世之时,受到观众的热捧。它们为何能“立得住”且“传得开”?这主要归功于三种创作方法:一是反映农民较为关注的问题,如青年人怎样才能得到幸福的婚姻,如何让分了土地的农民不再返贫,人们怎样才能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过上幸福的生活,当少数干部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之后农民又该怎么办;二是通过所讲的故事完全取材于生活、故事的开展一如生活那样自然、表现出农民的真正品性、让人物说纯粹的乡土语言等手段真实而自然地描写乡村生活和农民;三是表现农民观众信任党和政府、不满无差别的平均分配制度、希望缩小城乡差距的社会心理,同时借鉴、运用大量的传统艺术形式以尊重农民观众的审美定势。

“十七年”农村小说书写中的“历史疏离”态度研究

"十七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崭新时代,表现出了相当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对于这一时代而言,它与过去的关系不是一种继承的关系,而是一种彻底决裂的关系。"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呈现出的历史态度无疑是对时代氛围的反映,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它并不能与传统完全分道扬镳。在这里,我将抽取两个方面来阐释这一问题:一是农民与自然的关系,因为自然(土地)无疑是最能反映农民本源的东西;二是乡村传统道德模式的变化,基于个体的道德标准到基于集体的道德标准的转化过程使我们有可能窥见历史与现实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