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与童年精神的建构

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的核心,作家通过描绘儿童的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对童年精神进行解释与建构。新时期儿童文学童年书写在儿童精神建构方面的主题与表现方法更加多元丰富:在主体成长方面体现为自我镜像与他者构建,在性别意识与觉醒方面包括性别简单化与灵活化两种处理方式,在校园空间环境下儿童精神既有认同也有焦虑的方面。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变革是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其形成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其时,文学批评生态被改造,文学批评话语及话语体系有了新的建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在根本意义上是新时期之初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念变化的基本体现,它实现了批评方法从一元到多元的深刻变革,彰显出一种时代性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格,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协和一致,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体性等现代性价值诉求。这一变革有力地冲击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并为当下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包括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批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及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新时期初期的儿童科幻文学创作——以儿童科普类期刊为中心

197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中国儿童文学也逐渐开启了复兴之旅,在全面推动文化走向繁荣的历史背景下,儿童文学创作开始重焕生机。随着儿童文学回归“儿童本位”,其多元价值功能和审美理念也开始得到重视。随着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断丰富,作品的可读性、艺术性不断增强,创作的题材、体裁也逐渐多样化。儿童文学的制度建设与理论建构也在不断完善,全国各地多次召开与儿童文学创作理论、儿童读物出版相关的会议。

论新时期初期文学座谈会的基本形态及其意义——以《文艺报》和《文艺情况》(1979—1985)为中心

作为一种日常性和普遍性的文学交流活动,文学座谈会在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和繁荣中起到重要作用。在1979年到1985年,作为权威的文艺理论阵地的《文艺报》及其内部刊物《文艺情况》刊载了大量的、详细的文学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其中的文学性问题座谈会,促进了当代文学“人性”传统的复归,开拓了对文学功能的认识;题材/作品座谈会促进了新时期文学中农村题材和改革题材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产生;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集合了新的批评家队伍和作家队伍,对文学思潮的演进和更新产生了积极影响。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座谈会发扬文艺民主精神,成为“双百”方针和创作自由、评论自由的集中体现。

“冷战”·“逆行”·“新时期”—— 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研究的问题与路径——从《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谈起

在中国文学研究学科体系中,古代文学部分对文献史料重视度最高,近现代文学部分次之。而在当代文学部分,不少学者持有隔代修史的观念,因而对文献史料重视度相对要低一些。不过,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学者们也在不断强化学科的文献史料建设。在唐沅先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吴俊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等现代文学史料成果出版之后,张光芒教授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下文简称《汇编》)2023年8月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汇编》的编辑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件大善事。

新时期文学的在地经验与世界想象——以早期《花城》为视角

《花城》杂志自1979年创刊起即以“南国”特色和“海洋”属性作为明确的办刊定位,鲜明的在地性显示出其与众多新时期文学期刊的显著区别。《花城》通过刊发中国香港文学和本土作家域外题材创作、译介世界文学等途径建构世界想象,较早参与到新时期文学与世界对话的进程中,并承担了时代文化心理与文学价值观念变革的媒介功能,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整体性与面向世界的可能性,也为反思世界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提供了一种视角。

新时期民间文学创新性发展问题探讨

我国1949年以后的文艺政策继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在民间文学领域表现为除了搜集整理传统民间文学作品外,更注重民间文学在适应新形势下的创新性发展,发挥民间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新故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继承了民间故事的基本特征、技法和风格,但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以适应新时期传播、接受的需要。文章讨论了新故事的属性和特征,同时对民间文学的创新性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

新中国“十七年”的外国儿童文学译介与出版

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译本不仅丰富了当时国内的儿童图书市场,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儿童教育的有力工具。由于受到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该时期我国的儿童文学译介以对苏联作品的译介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译介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新中国儿童的教育和培养,而以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代表的国营专业出版机构是译本成功走向市场的重要保障。以书目定量统计和个案分析为主要方法对“十七年”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译介与出版情况进行整体考察可知,在通过翻译引进外国儿童文学的过程中,译者、编辑和出版商应充分考虑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主流儿童观和教育政策等影响因素,共同打造既符合时代要求,又满足读者期待的译本。

新时期反思文学反映论的三种学理路径

新时期对文学反映论的反思,始终伴随对“唯认识论”思维的清理:以认识论统摄文学,容易掩抑文学应有的审美、价值和人性维度,使之沦为摹写现实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针对文学反映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主要采用了三种反思方法,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效果:一是“原理廓清”,主要围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反映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原理进行正本清源,促成机械反映论向能动反映论的平稳过渡;二是“嫁接修复”,力主在追求确定性的知识映现机制中,植入彰显主观性的审美维度,实现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本土话语的辩证创新;三是“颠倒挪移”,声张文学应与追求客观性、确定性的认识论彻底决裂,而完全倒向主体性、价值性一维,以完成客体性文论向主体性文论的激情跃进。整理反思文学反映论的诸种路径,有益于从文论知识生产的学理层次,对本土文论的创新机制提供建设性意见。

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的问题、资源与路径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生产场域中,作家或编辑出于多种因素影响会对文本作出主动或被动修改,导致作品版本变迁和文本变异,版本问题已经成为显在学术现象。理论资源上,新时期文学版本汇校是一种融汇传统校勘和西方现代校勘所长,兼备“汇异式校勘”与“会意式整理”的版本汇校新方式,能丰富当前文学文本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论意识,但目前新时期文学版本汇校及文本演变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新时期文学版本从目录、校勘到阐释的研究路径,既涵盖版本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又深入到文本内容的阐释和分析,深度融合“版本”与“内容”、“外部”与“内部”研究,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从何以可能、何以可鉴到何以可为,呈现了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的必要与可能。

新中国十七年间的亚非拉文学翻译研究

“十七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特殊的阶段,出于外交和政治目的,该时期对亚非拉文学翻译掀起了高潮,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国外研究停留在“冷战”时期,且多聚焦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冷战时期的文化研究被严重遮蔽。国内相关研究虽然也处于沉寂状态,但相较于国外而言,在翻译文学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著作中多有关于亚非拉文学翻译的讨论,而且也有研究专门讨论了十七年间拉美文学、亚洲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但研究该时期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的成果依然缺席。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十七年间亚非拉文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界应深化相关研究,为当下中外文学交流互鉴和国际关系发展提供经验。

新时期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的突破与局限——以王永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为例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首次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和历史描述。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第一部专著。自1922开始,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伍启元、李何林等学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唐弢等学者对现代文学史都有考察和研究。相较于数量庞大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1986年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出版,才终结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无史的局面,开创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先河。这本以通史体例写作的理论批评史,文类的涵盖面、资料的丰富度都是最全的。然而,这部多有创建的理论批评史,因与时代共名脱节,而淹没在历史中,令人唏嘘。

生命的长度、温度与容量——论新时期以来灾害报告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在新时期以来的灾害报告文学中,创作者往往善于通过描摹险境中生命个体的不同状态,去呈现生命的长度、温度与容量。具体来说,读者在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个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这无疑会刷新人们对于“生命长度”的认知。但是“惜命”绝不等同于“偷生”,所以作家们也纷纷鞭挞了由灾害所映射出的人性之恶。与之构成对比的则是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牺牲奉献者,他们用破家为国的行为向人们展现了“生命的温度”,而这种“生命的温度”还体现在人们对逝者的伦理关怀上。除此之外,一些作品也借由对待特殊人群乃至万物众生的态度显示出了对生命十足的尊重,并由此扩展了灾害报告文学的“生命容量”。

从“边缘”发现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性”——以文学期刊嬗变为中心

新时期文学史著作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史线索的梳理中,形成了某种文学史叙述的定式,已固化了对“总体性”的认知,而“对总体性的追求,表现的正是强烈的文学史意识”^(①)。因此,持续研究文学史,就不能忽视更新“总体性”观念。笔者通过文学期刊所呈现的文学现场,选取《人民文学》、《收获》、《当代》、《花城》、《十月》、《钟山》、《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延河》、《百花洲》、《安徽文学》这十一家文学期刊在1979—1989年发表的逾万部小说。

新时期到新世纪——试论达斡尔族文学的书写向度

达斡尔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生态的重要构成,在所经历的新时期到新世纪40多年间,融入祖国文学趋同的合唱之中,表现出对时代书写的积极参与,并努力深植民族文化传统,追寻历史之根,不断开创新的写作路向。其间形成了一只区域广泛、人数可观且有持续创作生命力的作家群。他们以优异的创作实绩,为中华民族文学带来了生活经验的多样性,极大地充盈了中华民族文学的精神思考,为中华民族文学注入了鲜活的原初力量。

重返新时期文学的路线图——《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简评

收到光芒兄寄来的五大卷《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拆开邮包后将书摆在案头,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由衷地为光芒兄感到高兴,他和他的团队经过多年的努力,大功告成,可喜可贺!与此同时,内心中也生出惭愧之意!我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设立“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项目,光芒兄主持1976年至1989年部分,我负责1949年至1975年部分。现在光芒兄已经得胜收军,我应该奋起直追。

新中国成立30年的中国比较文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三十年往往被视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时期,乐黛云、王向远、徐志啸、徐扬尚等将其定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沉潜期”“滞缓期”甚至“沉寂期”。“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在这个特殊时期,依旧有部分学者以赤子之心在孤独中负重前行,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赓续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因此,在所谓“沉潜期”内进行的研究即使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不应被忽略。譬如处于“沉潜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整体而言缺少系统论著,但在中印以至东方各国文学文化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以季羡林、吴晓铃、常任侠为代表的学者及其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缺陷有所弥补;而虽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受到不同的政治制度影响,港台地区的学者们极力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复兴发展,积极将中国比较文学纳入与国际比较文学的对话与互动;本时期内中俄文学文化的交流也值得重视,尤其鲁迅与俄苏文学的专题研究产出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翻译领域,傅雷和钱锺书等人在翻译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成为这一时期比较文学一抹惊艳的亮色。这一个个独特的世界,值得我们今天在推进国际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工作中予以好好发掘与借鉴。

《明天》与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经典化

新时期以来山东儿童文学创作逐渐进入经典生成的动态过程中,文学期刊在这期间充当了经典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明天》作为这一经典化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文学媒介,融合了其依托的明天出版社所聚集的优质文学资源,在栏目设置与作品把关上方面注重凸显文学性要素。《明天》在“同期评论”板块的打造和新开辟栏目上的精准定位,为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的在地性表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办刊经验,这是《明天》以读者、文学批评、创作环境等多重因素为基础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