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19年中国社会变迁对儒学的影响

1840～1919年是清朝封建统治向民国时代过渡的一个转型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儒学在这一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受西学影响,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从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思想进行了全面置换。儒学在图新求变以求救亡启蒙的新形势下,随着自身生存依托环境的改变,不幸成为攻击的目标,丧失了其在教育、政治、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

试论近代昌都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1840－1949年）

中国藏区的民间信仰中神灵众多、由来庞杂、颇具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经历漫长岁月而世代传承.它们在当地民众的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影响,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社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在简要概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近代史(1840～1949年)上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坛庙后,认为昌都人民的信仰习惯,与藏区其他地区有所区别,在中国藏区众多的信仰习俗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

江南地区的“口岸”变迁:公元750-1840年

唐宋以来,江南地区已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最为发展的地区之一。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外经济交往,这种经济交往很大程度上依赖和得益于"口岸"的存在和发展。在唐宋元明清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江南地区口岸经历了一个持续变迁的过程,影响这一变迁最基本的原因当推自然环境,主要是包括河、江、海综合作用下水道变化的结果。但不论如何变迁,江南地区之口岸皆具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双重功能,皆具相当的规模及腹地辐射能力。在江南口岸的变迁过程中,政府以及市场具有同样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助学贷款——1919—1939年四川自费留学贷费政策探析

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助学贷款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并与社会变迁构成互动关系。1919—1921年兴起、1922—1939年在全川实施的四川自费留学贷费政策就是近代中国较早出现的地方政府助学贷款政策。它旨在资助自费进入省内、国内及国外中等以上学校的“寒”优秀学生深造,对激发“寒”学生求学积极性、促进五四后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展、自费留学高潮的出现以及人才培养、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社会环境局限,实施情况不理想,存在着不少缺陷与弊端。

1919-1937年间的中国小提琴艺术(下)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是中国小提琴艺 术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随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创建与发展，中外音乐交流范围的拓宽与层次的提高，中国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小提琴教育，中国舞台上出现了高水平小提琴演奏会，中国第一代小提琴艺术家正在成熟，中国作曲家开始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这些都为中国小提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中国小提琴艺术，既是当时整个中国音乐发展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对当时中国音乐其它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第一批专业音乐家中为数不少的人具有小提琴艺术的经历，以及小提琴艺术对国乐发展所起到的借鉴作用等方面。

1840年以前管风琴音乐文化在中国的发展研究

管风琴是历史最悠久的键盘乐器之一,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键盘乐器之一。那么,管风琴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它在中国又进行了怎样的传播与发展?这是文章探索的主旨。文章以管风琴为研究对象,对管风琴的传入,以及1840年之前管风琴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脉络,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同时,对比各个时期国外的管风琴发展,进行共时性的比较分析。

传统写作理论的集成与嬗变(1900—1919年)

190 0— 1919的写作理论 ,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新兴的写作理论 ,二是传统的写作理论。它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 1)它处于新旧交替的矛盾斗争之中 ,既有相互间的排斥 ,又有融合 ;( 2 )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性 ,分别发挥了社会变革或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作用 ;( 3)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品位和经过系统归纳的理论形态。它综合弥纶、继往开来 ,为 2

1919～1949年湖南炼锑技术的发展

1919～ 1949年湖南炼锑技术的发展有两个时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35年炼锑技术的模仿时期 ,炼厂按照其资金少、规模小的特点来对原有的炼锑技术进行模仿 ,形成一套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土法炼技术 ;1936～ 1949年为锑业的统制时期 ,国民政府成立锑业管理处 ,以统一对贸易为基础 ,组织生产 ,并进行锑技术的试验性研究。

兵燹水旱交乘 瘟神疫疠肆虐——1919-1920年湖南疫灾研究

民国初年,湖南政局动荡,战乱不已。兵燹水旱交乘,导致疫疠肆虐,民不堪命,1919-1920年即是其中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瘟疫暴发除了季节气候和水旱灾害等自然原因之外,与兵祸匪患及社会陋习等社会原因也有极大的关系。

《每周评论》对1919年南北和议的关注——兼论陈独秀的政治思想

《每周评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专为批评时事、发表政见、策动政治革新而创办的小型时政周刊。《每周评论》同人对1919年南北和议持怀疑态度,不相信它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而视之为南北特殊势力的"分赃会议",同时亦可窥见这一时期陈独秀思想转变的痕迹。

1840年至1912年北京都市规划结构演变探析

1840年至1912年间,北京在城市规划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城市结构与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内外城界限逐渐打破,改变了清朝以前区分严格的形势;先进的交通设施开始在北京设立,增加了北京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新商业区的出现,促进了北京旧时功能分区的改变,体现了北京城市规划布局上的进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形成和早期电灯、自来水等现代化市政设施的发展更是将北京的规划结构向近代化的轨道大大推进。尽管这一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缓慢和总体水平低下,都市规划结构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城市的空间结构在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上都体现了开放性,北京终于从一个封闭的封建帝国首都,逐步向近代化的都市迈进。

1918—1919年大流感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

1918—1919年大流感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它之所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密切关系。战时的人员集中和流动加速了疾病传播;战争造成的恶劣生活条件削弱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战争环境下国家卫生防疫政策受到了极大干扰。这场流感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同时也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以1840至1928年中国法制现代化为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制现代化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转型对法制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法制现代化对社会转型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这一互动进程中,晚清至民初法制现代化经历了启蒙期、发生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具有明显的历史特征。

世界意识与本土关怀——1840-1949年中国知识阶层认识世界的历程

1840-1949年,中国知识阶层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研究状况又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100年里,中国知识阶层的世界意识经历了从极其淡薄到不断深化以至最终形成的曲折过程;中国知识阶层认识世界的重点不断发生变化,并与民族存亡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中国知识阶层在认识世界时,经常面临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优劣评判的心理冲突,这往往成为制约中国人深入认识世界的心理牵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世界史研究者和优秀著作,为推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近代广西农业开发述论(1840—1949年)

以1925年新桂系主政广西为界,近代广西的农业开发经历了两个阶段:1925年前,广西的对外贸易增长,商业性农产品增长;1925年、尤其是1930年后,新桂系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系列成绩。总体看来,近代广西农业开发的水平较低,且受时局和政策的影响较大。

1919-1937年间的中国小提琴艺术(上)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 ,是中国小提琴艺术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随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创建与发展 ,中外音乐交流范围的拓宽与层次的提高 ,中国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小提琴教育 ,中国舞台上出现了高水平小提琴演奏会 ,中国第一代小提琴艺术家正在成熟 ,中国作曲家开始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 ,这些都为中国小提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中国小提琴艺术 ,既是当时整个中国音乐发展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对当时中国音乐其它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第一批专业音乐家中为数不少的人具有小提琴艺术的经历 ,以及小提琴艺术对国乐发展所起到的借鉴作用等方面。

徐世昌与1919年南北议和

徐世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积极采取措施推进南北和会的召开,以期巩固其总统地位和实现南北和平统一。在徐世昌的推动下,南北和会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由于各军阀之间利益的矛盾和其本身利益的多重性,南北和会最终于同年5月13日以破裂而告终。

1919至192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近十年间(1919-1927) ,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势态如何?本文对此略作讨。一一战以后近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价值几有倍数之增:山1918年的十亿四千多万海关两,增长到1927年的十九亿三干多万海关两①。再从当时进出中国各港口的外贸船舶吨位来看,大战期间一直维持存两千万吨左右,及1927年已达四千多万吨,亦有倍数之增②。因此,一些史著称这段期间的对外贸易“呈扶摇直上之势”,看来不是夸张的。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