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己酉被水纪闻》重建1849年上海梅雨期及其降水量

私人日记是重建历史时期高分辨率降水量序列的重要信息源。根据清代姚济所著的《己酉被水纪闻》中记录的上海(松江)1849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逐日天气记录,辅以《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的记载,确定了上海在大涝的1849年的入、出梅日期和梅雨期长度以及梅雨量,并重建了上海该年6月下旬、7月上旬、7月中旬以及整个6月下旬至7月中旬的降水量。结果表明:(1)上海1849年入梅时间为6月11日,出梅入伏时间为7月19日,梅雨持续时间38d,超过现代上海多年梅雨持续时间的平均值17d,梅雨期雨量为364.1mm。(2)上海该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总计降雨26d,其中包括3场连续性降雨过程,其中第3场降雨最长连续时间为12d,重建的降雨量为318.6mm。与1954、1991、1998年等长江中下游大涝年份上海的降雨相比,1849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无论是总降雨持续时间,还是连续降雨日数都是最长的;降雨量也是最多的,接近常年平均的2倍。与1951—1998年逐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上海的降雨相比,1849年总降雨天数仍然是最多的;连续降雨日数处于第2位,降雨量处于第6位。

从184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涝灾害记录谈整编方志资料的使用

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方志资料是研究历史灾害重要的数据源之一,在使用前人挖掘整理而成的不同整编方志资料时,需要对其由于不同研究目的和空间尺度而在原始灾害记录选入和信息表达方面的差异进行鉴别与分析。为在灾害重建研究中如何综合利用整编史料提供方法借鉴,作者以1849年长江中下游洪涝灾害为例,对4套整编方志资料的灾害记录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结论有:(1)应优先使用记录丰富且来源可靠的府属州、厅、县志记录;(2)4套整编方志资料互相插补综合使用,可比只使用1套提高至少20%的原始记录选入量;(3)4套资料中,《中国三千年气候记录总集》中的灾害记录数量和空间覆盖范围最完整、均一且灾情记录完备,《中国气候灾害大典》中不同省份记录详略差异大,另两套区域尺度资料覆盖范围各有偏重。

1849年长江中下游大水灾的时空分布及天气气候特征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水灾,对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作者系统收集了档案、方志、日记和文集资料中关于该年份水灾的记载,以县级成灾分数资料为基础,重建了此次水灾的时空分布,并分析了形成这次水灾的天气气候特征。研究认为,该年度水灾基本在N28°～N33°间呈条状东西向分布,而以N31°一线的灾情最为严重;连续性的降水开始于5月18日左右,到7月18日才结束,中间还有3次持续各达10余天的强降雨过程;这次大水灾是全流域性的,涝灾大于洪灾,降水最集中区域为东部的太湖流域,这和有器测记录的几次长江全流域大洪水并不一致;本次大水灾的直接天气成因是梅雨期提前并超长,雨量明显偏大,持续时间长达62天左右,比有器测记录的更早、更长;当年夏季风应偏弱,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异常偏南,且西风分支明显,经向环流发展,西风南支位置应该也异常偏南;夏季冷空气异常活跃可能是雨带长期在长江沿岸徘徊的真正原因。

1849年太湖地区水灾成因探析

1849年,我国太湖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并结合现代大气科学原理对此次水灾的成因进行探析,认为造成此次水灾的原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自然因素主要从气候、降水、地形、河流等要素去分析;人为因素主要从人口增加、人类不当的生产活动、政府腐败和战乱影响等方面来阐述。研究古代典型水灾的成因能为太湖地区今后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和新思路。

1849年中国东部地区雨带推移与长江流域洪涝灾害

雨带提前进入长江流域并提早撤回、降水异常增多是1849年该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的直接天气原因。本文利用洪涝档案史等资料复原了该年主要的降雨过程和雨带推移过程、长江流域夏季的雨区和降雨强度的时空变化以及洪涝灾害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1)该年我国东部地区至少有6次主要降雨过程,20次暴雨过程。其中长江流域至少有3个主要连续降雨时段,13次暴雨过程。雨带5月18日～5月30日推进到长江下游地区,8月下旬撤回;2)长江流域夏季雨区主要沿江河分布,整体上有从江南向江北,从下游向中上游逐渐扩展的趋势,同时降雨强度逐渐增大,暴雨区域扩大;3)该年洪涝灾害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岸,长江沿岸11个省(市)中有279个县(市)发生洪涝,占当年全部洪涝灾害县(市)的71%,降水异常偏多是发生洪涝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