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主要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农奴制度的存废、对农民让步的程度和改革的方式等问题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农奴制度坚决说"不",保守派则经历了由反对到被迫容忍废除农奴制度改革的转变。保守派坚持农民无土地获得自由,自由派则主张农民有土地获得解放,激进派并不满足于此,要求废除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任何土地私有制,实现土地公有。保守派与自由派赞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激进派则认同自下而上的方式。各派别对改革法令的制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论亲王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在1861年改革中的作用

1861年改革时,亲王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是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中对亚历山大二世影响最大的人。亲王康斯坦丁在1861年农民改革时所起的积极作用是:率先垂范,首倡海军改革,开启废除农奴制度改革之先河;以俄罗斯地理协会为平台,罗致人才,打造领导改革的干部队伍;领导制定和实施农民改革的法令。亲王成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智囊、鼓舞者。

叶莲娜·巴甫罗夫娜的沙龙与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改革

大公夫人叶莲娜.巴甫罗夫娜是除了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之外在罗曼诺夫家族中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影响最大的人,她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叔叔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遗孀。她与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形成改革中的两驾马车,显赫的社会地位、渊博的学识和出色的社交才华是叶莲娜.巴甫罗夫娜在1861年农民改革中起重要作用的原因。她的豪华的沙龙是1861年农民改革秘密的政治舞台。大公夫人以沙龙为平台,凝聚改革的力量,形成改革的脑力劳动中心;她敢为天下先,在自己的领地上率先进行改革试点,提出改革方案,起到改革的孵化器作用;她的沙龙还是沙皇与编纂委员会成员会晤和沟通的平台,保证了改革的顺利实现。

管窥1861改革后地主的农民份地变动规律——以黑土中心区6省为例

以黑土中心区6省为例,分析了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改革引起隶属于地主的农民份地变动的规律。地主剥削农民的形式、地主的经济实力状况、自然土壤条件等要素影响了地主的割地和补地行为;农民选择接受赠予份地是受地主提供给农民的份地接近份地的最低标准和农民的民族成分制约;大地主是赠予份地的提供者,目的是空出土地,以便土地在市场上自由流转。

调解中间人制度探微

为确保1861年农民改革的法令得到切实贯彻实施,沙皇政府创立了调解中间人制度,它是俄罗斯国家机构体系中的新机关。调解中间人超越等级利益,按照立法者的意图执行2月19日法令。调解中间人制度化解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保证了改革实施期间的社会稳定,该制度中包含的不可更换、独立性与公开性等原则对后来的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俄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争论

1861年农民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有关改革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但与农奴制废除相关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俄国学者因此而继续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包括:农民改革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改革前农奴制是否遭遇危机以及19世纪上半期农奴制危机的表现和成因;社会舆论尤其是俄国知识分子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沙皇、官僚、贵族在改革准备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及作用;对改革总体评价的演变趋势以及改革对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具体影响。随着国内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的改善以及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俄国和西方学者逐渐密切交流、相互影响,不仅使研究课题呈现交叉态势,还促使俄国学者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方法,积极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在1861年前夕围绕改革的斗争中,大部分俄国贵族都是保守派,他们要么反对解放农民,要么只允许不带土地解放农民。但是当沙皇发布诏令要废除农奴制时,由于贵族对沙皇的依附性和农奴制的思想危机,贵族最终默认了农奴制被废除的命运。1858年的四月纲领赋予了贵族主导改革进程的机会,但是十二月纲领最终改变了改革的方向。编纂委员会确立了带土地解放农民的基本方式,遭到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但是在沙皇的支持下,他们挫败了保守派贵族在内部和外部的进攻。保守派贵族与政府的斗争导致贵族彻底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而他们的失败也反映了农奴制和贵族等级的虚弱性。

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原因的阐释:冷战以来的理论转向与研究焦点

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进了西方学界俄国史学科的日益繁荣。20世纪50至90年代,在研究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时,西方学者采用现代化、原始工业化、官僚制等理论和社会史、个案分析等方法,阐释了俄国国家机构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农奴制下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修正了苏联官方史学的阐释模式。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1917年范式"的衰落和"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的兴起,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理论面临挑战,西方学界有关俄国改革问题的研究整体降温。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的兴衰,本质上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19世纪60—70年代的伟大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吗?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进行的1861年废除农奴制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虽然不是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同时发生了巨变,但它奠定了所有变革的基础,排除了再次恢复到革命前秩序的可能。俄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解放农奴、发展私人资本和力图构建公民社会基础上的。1861年改革使俄国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持这种观点的既有改革者本身,也有反改革者;既有俄国学者,也有国外学者,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这个课题总是能够引起其浓厚的兴趣。

农奴制废除之后的俄国精英与农民问题

1861年农民改革不仅是各种利益和思想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也是后来俄国其他改革的起点。这场改革具有多重意义,俄国精英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念对其作出不同的解读,加之缺乏关于俄国农村的客观信息,因此俄国政府和社会都对农民改革的方向缺乏明确的认识。一些政府高官试图改变1861年改革的某些原则,推动农民从村社土地所有制转向农户土地所有制,但并没有成功。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俄国农业危机的出现,俄国社会和政府对农民问题愈加重视。信息匮乏阻碍了俄国精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并未明显受到其政治信念的影响。俄国政府试图降低农民的税费并为此爆发了争论,但最终阻止农民土地流通的观点占据了上风,社会最终承认农民土地是国家财产的变种。随着国家调控经济的思想日渐盛行,俄国精英将加深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作为克服农业危机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