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产伦理原则探赜——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考察中心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遵循从批判到建构的逻辑理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生产手段以及生产形式的道德批判,建构了自己生产伦理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对生产者的道德关怀;利己与利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对生产过程的道义吁求。

1941年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的历史考察——基于《解放日报》相关报道的分析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符合历史潮流的民主选举方式,推动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完善。面对复杂的国内情况和基层实际,边区于1941年开始实行“三三制”民主选举。这不仅维护了各党各派的利益,也巩固了党的领导。在1941年的民主选举实践中,突出的特色是进行选举的宣传、开展竞选运动、全面贯彻“三三制”政策、开展对政府的批评建议四个方面。普选完成后,人民参政议政能力显著提高,基层政权逐步完善,干部队伍素质得到了提升,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革命博物馆发展路径分析——以桐峪1941博物馆为例

革命博物馆作为保存、展示和传播革命历史的重要场所,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革命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桐峪1941博物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革命博物馆的发展现状,探讨其在利用红色资源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困难挑战,以期为其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公式的道德批判——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考察中心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利息),劳动—工资”,即“三位一体”公式的道德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分配伦理的景况和实质。具体而言,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而非形而上学为方法论,分析指出“土地—地租”公式遮蔽了地主对雇农的间接剥削,“资本—利润(利息)”公式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剥削以及“劳动—工资”公式是最不合理的形式。

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道德批判——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考察中心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种主要形式:协作、分工和机器的应用进行了道德批判。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彰显了资本主义协作的道德进步意义、‘异己的关系’决定‘异己的权力’”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协作的道德景况。通过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道德进步性、‘天命的支配’使劳动者变成‘片面的人’、自由时间使工人丧失精神发展的空间”的分析揭示出在分工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本质上控制并改变了劳动”。通过对“‘制造出来的生产力’生成了更大的道德进步性、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了‘贪欲的增长’以及打破了劳动的道德界限”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机器应用伦理。

资本的伪生产性与生产性的劳动——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的生产性是一种颠倒性的假象,这种假象不仅来自作为资本具有的劳动资料的“自我增殖”,而且更深地来自它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吸收和占有者。在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条件下和机器化生产过程中,都会出现劳动工艺结合关系和看管机器之间的结合力量,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运用。这些看起来与劳动者个体无关的社会劳动的一般形式都变成了资本关系支配下的生产力,这使资本仿佛具有了离开工人劳动的某种神秘的生产性。生产性劳动,是一种特设关系场境,它是指劳动成为资本增殖且再生产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性。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主要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农奴制度的存废、对农民让步的程度和改革的方式等问题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农奴制度坚决说"不",保守派则经历了由反对到被迫容忍废除农奴制度改革的转变。保守派坚持农民无土地获得自由,自由派则主张农民有土地获得解放,激进派并不满足于此,要求废除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任何土地私有制,实现土地公有。保守派与自由派赞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激进派则认同自下而上的方式。各派别对改革法令的制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41—1942年河西走廊驻军大换防考实

1941-1942年的河西走廊大换防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对西北兵力部署的一次重大调整。通过换防,马步芳、马步青军队返回青海,河西走廊由国民党中央军完全控制。经过对民国档案的重点利用,详细讨论了这次换防的展开步骤、交替过程、移动路线、部队序列变化及调防策略等问题,考实了诸多历史细节。

《资本论》创作史上的“历史路标”论析——关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若干理论问题解析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创作史上的重大文献,研究它可以帮助人们全面、深入、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其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不少人不了解这部手稿的来龙去脉、刊布情况和其所包含的主要理论问题,手稿中最具有特色的双重话语问题也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但这却是该手稿最值得研究之处。这些问题的分析、探究和解决,需要使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借助最新的MEGA2资料来将历史与理论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探发和彰显马克思文献的当代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史上的“界碑”——基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考辨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文献,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马克思完成了对"劳动"和"资本"的透彻认知。马克思在社会总体视域背景下将对资本的认识从"处于过程中的货币"提升到了"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继而形成了对资本范畴的科学表达。同时,马克思还通过对"劳动"和"劳动力商品"理性剖析而揭示了资本增殖的秘密。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逐步探究了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并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进而呈现了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潜能"和"现实潜能"。正是在"双重批判"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得以科学地展现开来。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就必须要回到马克思经济学思想史之"界碑"的矗立之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上来,这个文本是每一位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和学习者都不能绕过的。

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启动农民改革的背景并非农奴制经济危机和农民暴动,而是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政治危机。改革的思想、机构、策略等都继承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中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他违背贵族的意愿,让他们成为改革的发起者,维护了贵族与皇权的平衡。在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他要求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在围绕改革的政治斗争中,他一方面维护最高意志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他的个人立场模棱两可,导致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变为争夺沙皇支持的斗争。

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

1941年11月4日,日本第731部队远征队使用细菌武器对湖南常德发动恐怖袭击,由此造成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夺去了7000多中国人民的生命。这次袭击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恐怖行动的一部分,是日本违反国际公法、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罪证之一。

1937～1941年间日本统治华北策略调整述论

1937～ 194 1年间日本统治华北策略的调整过程 ,源于日本对中日战争进入“持久战”局面的认识 ,也源于其对华整体战略部署的调整。由此 ,富有资源及地理优势的华北区域 ,成为日军重点控制区域。为将华北建成资源、劳力输出及稳定的兵站 ,日军对统治华北的策略进行了调整 ,采取了“治安肃正”作战及“治安强化运动”等具体措施。这一调整 ,使中共等敌后抵抗力量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改变了战争初期战场重心并存于华北、华中的格局。掌控华北 。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

沙皇政府１８６１年改革维护农村公社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农民无产阶级化而爆发革命。但在保存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改革造成了公社农民份地严重不足和贫困化，政府人为地维护公社也加强了农民认为全部土地应归公社的传统观念，加上农村公社本身所固有的社会二重性，结果使农村公社从专制制度的工具变成了反对它的现成组织形式。

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工作特点论析(1941-1945)

1941至1945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党内加紧破除教条主义迷信、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景下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其调研工作具有制度化、科学化和实效化等显著特点。其中,制度化体现在设立专门调研机构,一般工作机构也具有调研属性,调研工作有条件保障,调研成果有完整的运输、保管与宣传环节;科学化体现在详细的调研提纲、多层面的调研类型以及科学的调研方法;实效化表现为领导干部率先深入基层调研,普通调研工作者根据党的任务扎根调研,民主性贯穿调研始终,以及通过调查研究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并推广典型经验。这些调研工作为西北局与中共中央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再考中缅“1941年线”的划定

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换文,最终划定了两国争论多年的滇缅'南段未定界',即为中缅边界的'1941年线'.本文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做出让步,主要原因在于面对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急需英政府的帮助开辟滇缅铁路这条国际交通线,由于在路线选择上,滇缅铁路要经过滇缅'南段未定界',英政府即以'划定一条缅甸政府感到满意的边界线'为条件,迫使国民政府付出了代价.

1937-1941年国民政府食盐运输制度述论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统区的食盐运输主要采用商运制；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盐专卖制度。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国民政府食盐运输制度承前启后，其变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着重就其变革的内容、特点及其意义进行述论。

中国近代史开端1861年说——近代史分期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近代史分期问题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催化剂体现着自己的历史价值的。比较1840年鸦片战争开端说,1861年因为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太平天国安庆失守、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资产阶级社会”表面财富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并不是在流通领域产生的,其仅仅关注“资产阶级社会”财富多少意义上的富人与穷人的对立,而资本的秘密只能透视经济物相化迷雾之后,从资本关系的自身基础——与商品和货币(表面的对象性的一般财富)都相关的价值的本质关系出发。其实作为社会财富的商品和货币本质的价值关系,都是已经消除了历史痕迹的对象化的劳动。当资本家用物相化为财产的对象化劳动去换取工人的劳动力使用权,并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时,这就生成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经济剥削关系。由此,马克思实现了自己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不是财富关系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是一个资本关系成为社会总体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叫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