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启动农民改革的背景并非农奴制经济危机和农民暴动,而是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政治危机。改革的思想、机构、策略等都继承了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中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他违背贵族的意愿,让他们成为改革的发起者,维护了贵族与皇权的平衡。在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他要求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在围绕改革的政治斗争中,他一方面维护最高意志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他的个人立场模棱两可,导致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变为争夺沙皇支持的斗争。

中国近代史开端1861年说——近代史分期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近代史分期问题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催化剂体现着自己的历史价值的。比较1840年鸦片战争开端说,1861年因为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太平天国安庆失守、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主要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

俄国1861年改革酝酿时期,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农奴制度的存废、对农民让步的程度和改革的方式等问题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农奴制度坚决说"不",保守派则经历了由反对到被迫容忍废除农奴制度改革的转变。保守派坚持农民无土地获得自由,自由派则主张农民有土地获得解放,激进派并不满足于此,要求废除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任何土地私有制,实现土地公有。保守派与自由派赞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激进派则认同自下而上的方式。各派别对改革法令的制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

沙皇政府１８６１年改革维护农村公社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农民无产阶级化而爆发革命。但在保存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改革造成了公社农民份地严重不足和贫困化，政府人为地维护公社也加强了农民认为全部土地应归公社的传统观念，加上农村公社本身所固有的社会二重性，结果使农村公社从专制制度的工具变成了反对它的现成组织形式。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与土地问题

1861年农民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则是对土地所有权的争夺。改革前贵族在法律和事实上都享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只拥有份地使用权。为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1857年诏令承认农民有权赎买宅院和使用份地,结果遭到保守派贵族的普遍反对,他们维护贵族对宅院和份地的完全财产权,只希望不带土地解放农民。1858年末政府确立了带土地解放农民的改革目标,并成立编纂委员会制定法令草案。在编纂委员会中,保守派贵族反对农民赎买份地,只允许农民临时使用和自愿赎买少量份地。1859年末至1860年初各省贵族代表与编纂委员会展开了直接交锋,他们捍卫贵族的土地财产权,反对农民保留现有份地,反对农民通过赎买成为土地所有者。本文梳理了这段历史,意在展示俄国贵族在1861年改革中失去最重要财产时的反应,以及农民土地所有者诞生的内在逻辑和艰难历程。

1861年改革后俄罗斯农民的私刑研究

私刑是农民审判的一种形式,是受害者根据习惯法对被告的私人惩治。私刑是由俄罗斯农村的村社制度决定的,并与农民的公正观念相符。农民对盗马贼、纵火犯、巫师和占卜者的私刑惩治十分残酷,致使受惩治者非死即残;主要以公开的羞辱方式惩罚村社成员的小偷小摸行为,让窃贼游街示众和从事公益活动;对失节妇女的家庭私刑惩治兼具家庭暴力和公开羞辱的特点。私刑是维持村社内部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巩固夫妻间的忠诚,防止犯罪和调解社会关系的手段,有时也是迷信的结果。

从农民分家看1861年改革后俄罗斯社会的变迁

分家是农户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重新界定,家庭财产的再分配和家庭的再生产。改革后俄国农村分家盛行,使传统的宗法制大家庭走向解体,形成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民外出打工、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家长的专横等促成大家庭解体;"全分"、"分劈"和"离开"是三种主要的分家方式;分家虽不利于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使小家庭的成员享有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分家是农民生活方式的重大进步。

1861年改革后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几个问题

克里木战争失败的教训迫使俄国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强大地位和对欧洲事务的影响，采取了加快国内工业发展的方针，因而决定了其经济政策的总性质。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包含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一整套措施。改革后俄国国家资本主义变成保护财政、工业和铁路运输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手段，但国家机关对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具有特殊的官僚主义性质。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村社职能嬗变的分析

从基辅罗斯时期直到20世纪20年代,村社一直是俄罗斯最基层的农村社会组织,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村社不仅是农民生活和生产的组织,而且是国家法令和政策的传播工具。村社职能涵盖了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行政司法、兵役、宗教等内容。1861年改革前后农村公社的职能虽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不可否认,在具体的经济职能、管理职能和社会职能上却在悄然发生着嬗变。正是这种细微的嬗变,为其后俄国历史的剧变积聚了力量,同时,也是俄国社会历史发展变化在农民社会中的反映。

论亲王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在1861年改革中的作用

1861年改革时,亲王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是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中对亚历山大二世影响最大的人。亲王康斯坦丁在1861年农民改革时所起的积极作用是:率先垂范,首倡海军改革,开启废除农奴制度改革之先河;以俄罗斯地理协会为平台,罗致人才,打造领导改革的干部队伍;领导制定和实施农民改革的法令。亲王成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智囊、鼓舞者。

叶莲娜·巴甫罗夫娜的沙龙与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改革

大公夫人叶莲娜.巴甫罗夫娜是除了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之外在罗曼诺夫家族中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影响最大的人,她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叔叔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遗孀。她与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形成改革中的两驾马车,显赫的社会地位、渊博的学识和出色的社交才华是叶莲娜.巴甫罗夫娜在1861年农民改革中起重要作用的原因。她的豪华的沙龙是1861年农民改革秘密的政治舞台。大公夫人以沙龙为平台,凝聚改革的力量,形成改革的脑力劳动中心;她敢为天下先,在自己的领地上率先进行改革试点,提出改革方案,起到改革的孵化器作用;她的沙龙还是沙皇与编纂委员会成员会晤和沟通的平台,保证了改革的顺利实现。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本文探讨 1 40多年前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成败得失 ,并对“由上而下”的改革模式提出新解。

马克思生产伦理原则探赜——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考察中心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遵循从批判到建构的逻辑理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生产手段以及生产形式的道德批判,建构了自己生产伦理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对生产者的道德关怀;利己与利他——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对生产过程的道义吁求。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公式的道德批判——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考察中心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利息),劳动—工资”,即“三位一体”公式的道德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分配伦理的景况和实质。具体而言,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而非形而上学为方法论,分析指出“土地—地租”公式遮蔽了地主对雇农的间接剥削,“资本—利润(利息)”公式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剥削以及“劳动—工资”公式是最不合理的形式。

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道德批判——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考察中心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种主要形式:协作、分工和机器的应用进行了道德批判。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彰显了资本主义协作的道德进步意义、‘异己的关系’决定‘异己的权力’”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协作的道德景况。通过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道德进步性、‘天命的支配’使劳动者变成‘片面的人’、自由时间使工人丧失精神发展的空间”的分析揭示出在分工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本质上控制并改变了劳动”。通过对“‘制造出来的生产力’生成了更大的道德进步性、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了‘贪欲的增长’以及打破了劳动的道德界限”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机器应用伦理。

俄国1861年改革新论

我国学者研究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多停留在农民运动、农奴制危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表象上面,很少触及专制制度、官僚与这次改革的内在联系,对改革准备过程的分析也失之于片面;很难全面揭示这场改革前提,改革准备过程,改革运行机制,改革命运问题.本文仅就上述研究薄弱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在1861年前夕围绕改革的斗争中,大部分俄国贵族都是保守派,他们要么反对解放农民,要么只允许不带土地解放农民。但是当沙皇发布诏令要废除农奴制时,由于贵族对沙皇的依附性和农奴制的思想危机,贵族最终默认了农奴制被废除的命运。1858年的四月纲领赋予了贵族主导改革进程的机会,但是十二月纲领最终改变了改革的方向。编纂委员会确立了带土地解放农民的基本方式,遭到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但是在沙皇的支持下,他们挫败了保守派贵族在内部和外部的进攻。保守派贵族与政府的斗争导致贵族彻底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而他们的失败也反映了农奴制和贵族等级的虚弱性。

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原因的阐释:冷战以来的理论转向与研究焦点

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进了西方学界俄国史学科的日益繁荣。20世纪50至90年代,在研究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时,西方学者采用现代化、原始工业化、官僚制等理论和社会史、个案分析等方法,阐释了俄国国家机构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农奴制下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修正了苏联官方史学的阐释模式。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1917年范式"的衰落和"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的兴起,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理论面临挑战,西方学界有关俄国改革问题的研究整体降温。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的兴衰,本质上是美苏冷战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