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

沙皇政府１８６１年改革维护农村公社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农民无产阶级化而爆发革命。但在保存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改革造成了公社农民份地严重不足和贫困化，政府人为地维护公社也加强了农民认为全部土地应归公社的传统观念，加上农村公社本身所固有的社会二重性，结果使农村公社从专制制度的工具变成了反对它的现成组织形式。

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原因的阐释:冷战以来的理论转向与研究焦点

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进了西方学界俄国史学科的日益繁荣。20世纪50至90年代,在研究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时,西方学者采用现代化、原始工业化、官僚制等理论和社会史、个案分析等方法,阐释了俄国国家机构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农奴制下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修正了苏联官方史学的阐释模式。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1917年范式"的衰落和"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的兴起,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理论面临挑战,西方学界有关俄国改革问题的研究整体降温。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的兴衰,本质上是美苏冷战的产物。

调解中间人制度探微

为确保1861年农民改革的法令得到切实贯彻实施,沙皇政府创立了调解中间人制度,它是俄罗斯国家机构体系中的新机关。调解中间人超越等级利益,按照立法者的意图执行2月19日法令。调解中间人制度化解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保证了改革实施期间的社会稳定,该制度中包含的不可更换、独立性与公开性等原则对后来的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奴制废除之后的俄国精英与农民问题

1861年农民改革不仅是各种利益和思想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也是后来俄国其他改革的起点。这场改革具有多重意义,俄国精英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念对其作出不同的解读,加之缺乏关于俄国农村的客观信息,因此俄国政府和社会都对农民改革的方向缺乏明确的认识。一些政府高官试图改变1861年改革的某些原则,推动农民从村社土地所有制转向农户土地所有制,但并没有成功。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俄国农业危机的出现,俄国社会和政府对农民问题愈加重视。信息匮乏阻碍了俄国精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并未明显受到其政治信念的影响。俄国政府试图降低农民的税费并为此爆发了争论,但最终阻止农民土地流通的观点占据了上风,社会最终承认农民土地是国家财产的变种。随着国家调控经济的思想日渐盛行,俄国精英将加深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作为克服农业危机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