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训政后之朝局侧影——读廖寿恒《抑抑斋日记》札记

近代以来,有关戊戌政变内情的原始资料十分罕见。新出版的军机大臣廖寿恒《抑抑斋日记》虽属残篇断简,仍透露出珍贵的历史信息。从廖氏日记所见慈禧宣布训政、捉拿康党、处置戊戌六君子等情形看,既往流行的说法都有继续补充和修正的必要。只有将廖寿恒这样局内人的日记、书信等私密文献与官方档案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更接近历史真相,推进史学研究。

从“逆后”到“贼臣”——戊戌己亥年间康党宣传的策略调整

戊戌政变后,康党发挥自己的宣传优势,对政变过程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宣传,以证明政变的倒行逆施与自己出逃的合法性。其中,康党对政变主角的宣传经历了从戊戌年的"逆后"说到己亥年"贼臣"说的转变,这是康党依据戊戌己亥年时局的变动作出的策略调整。政变之初,康党对时局的判断是光绪帝将很快被废,甚至被弑,并据此形成自己的宣传策略,塑造"逆后"形象遂成为康党宣传的主要内容;进入己亥年,一方面光绪帝并没有像康党预判的那样被废被弑,另一方面康党求助于列强的希望也化为泡影。在此背景下,康党被迫调整宣传策略:由塑造"逆后"形象转变为诋毁"贼臣",调和两宫,为促成太后归政制造舆论。于是,"贼臣"荣禄取代"逆后",成为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康党宣传策略的调整得到了新党舆论的呼应,从而成为阻止清廷政治退化的重要力量。

“宋案”重翻:戊戌党祸之余波

戊戌政变后,相当一批维新官绅遭到诛戮、打压。作为政变当日最先遭褫职的"康党",宋伯鲁虽然侥幸逃脱"戊戌六君子"的血腥命运,但政治上的清算并未终止。庚子事变后不久,重返故里的宋伯鲁再度卷入一场政治劫难。陕西按察使樊增祥先是矫诏捕宋,继又设计陷害,最终通过怂恿巡抚升允密奏,蛊惑朝廷旧案重翻,判宋"永远监禁"。这是两宫回銮后,因戊戌党案而遭二次追责的首例案件。作为戊戌党祸的余波,"宋伯鲁案"生动反映了清末新政初期乍暖还寒的政治氛围,以及受党禁影响,政治投机风的恣意蔓延。而宋的自救与他救,特别是中外各界对宋的普遍同情和广泛声援,既折射出庚子事变后的政情与舆情,也刺激清政府不得不对戊戌党禁作重新考量。

康有为海防建设思想研究—以戊戌政变前为中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晚清朝野上下开始重视海防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更著书立说,以宣传海防思想。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提出了一整套海防建设思想,从海军力量建设,兵船、舰队管理,海军学堂设立等方面,对戊戌政变前国内外海防建设思想进行总结并提出新的观点,这些观点对近代乃至当代海防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袁世凯告密事新考

袁世凯是戊戌政变的关键人物,他在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仍有学术讨论的空间。诸多历史细节和袁世凯的种种言行表明,袁在八月初五日请训之前即在北京实施了告密,告密对象极有可能是礼亲王世铎。初五日晚些时候或初六日晨,慈禧给步军统领发出拿人口谕,此时的逮捕名单是个大名单,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和军机四章京在内。谭嗣同于初六日即被捕,初八日被解送到刑部,这个时间与袁世凯在北京实施告密的时间也是完全吻合的。

“肆言”与“肆权”:清末己亥“废立”流言的形成及影响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光绪被害”“择定新君”“择期禅让”等流言在报刊的加持下肆意散播。在危机应对过程中,清廷与新党围绕“圣躬”的安危,各自制造流言向对方施加舆论压力。1900年初清廷颁布立嗣诏书,新党立即揭露“立嗣即废立”的本质,并公开号召武力勤王。面对新党的“肆言”,清廷以“肆权”应对,不仅厉行报禁,查拿报人,还出台一系列“不得诋毁宫廷”的报律。己亥“废立”显示出作为最古老的媒介,流言不仅仅构成一种社会现象,更应被视为一种与现代媒介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力量,其在近代中国历史建构中的意义亟待重新认识。

“六博争天数未终”:甲午、戊戌中拍案而起的文廷式——文廷式手录《知过轩诗钞》影稿本探析之一

简介《知过轩诗钞》概况,辨析它为诗人手录本。集中剖析诗人有意分散誉录的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全部作品,阐明其价值和诗中所表现的作者自我形象。

戊戌年光绪帝“求医上谕”的历史考察

“戊戌政变”后慈禧授意内阁颁布“求医上谕”,宣布光绪帝身体有恙,引发舆论热议,地方督抚、社会媒体和流亡维新派等各方力量纷纷对此发表意见。“求医上谕”使列强担心光绪帝被废或导致政局不稳,令其在华既得利益受损。在列强外交施压和军事威慑的重压下,慈禧被迫同意法国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入宫为光绪帝诊病。事实证明,这绝非一次寻常诊治,隐藏着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与列强双方对中国时局的较量。慈禧一派于戊戌年作出的抉择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走向。

“国主”与“家主”的异化与统一——再论戊戌政变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皇权制社会,实现对"皇家"与"国家"的稳定治理始终是最高统治者着力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这种"家国同治"的传统模式却因清末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权力关系和家庭角色而不得不改为"家国分治"。光绪帝作为"国主"在实现变法图强的过程中侵犯到了作为"家主"的慈禧太后的利益,为维护"家主"权威,在基于"家庭伦理"所产生的"政治伦理"的逻辑关系下,慈禧太后凭借出色的政治能力收归皇权,通过训政的方式又恢复了"家国同治"的统治模式。由此可见,"家国分治"和"家国同治"的转化既与清廷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关系,也与时局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透过戊戌政变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微妙关系,可管窥清末"国主"与"家主"异化与统一的过程。

戊戌维新志士杨深秀再认识

作为戊戌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杨深秀不仅积极上书言事,对变法的实际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还是"围园密谋"的关键参与者。他于戊戌政变前一天所呈的一折一片,主张"借才",与英美日"合邦",奏请派员入圆明园搜金窖等事,导致慈禧对维新派的高度警觉,对政变的发生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刺激作用。新发现的几篇杨深秀佚文,显示了其平衡汉宋的倾向和精于金石考证的特长;其方志学编纂深受戴震影响,在继承传统学问的同时也积极吸纳西学新知,不仅创立了以距离为单位的地理坐标系统,还尝试将"恒星东移"说同传统的星野学说相结合,走在时代前列;其在诗歌方面既宗崇宋诗,又不走硬涩极端,具有博采众长、融冶各家的格局与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