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跋涉中探索——电视连续剧《风云1911》的三大叙事策略刍议

叙事时空富于历史感和象征感,纵贯全剧的三大主轴之间的较量成为历史冲突的具象化表达,人物群像之间呈现出对比或类比的微妙张力,是《风云1911》最为显著的三大叙事策略。而一切叙事策略均是为了突显作品最为核心的主旨——"人的一生总在跋涉,每一次跋涉都是探索。"

百年沧桑现神韵——《清代邮资明信片 1897-1911》组集简述

新世纪的头一届全国邮展帷幕已落下，我对自己的展品《清代邮资明信片1897-1911》头一回在国家级邮展中亮相，就以95分获得大金奖的成绩兴奋不已。不过，我心里非常清楚，“大金奖”只是对我这部邮集在过去所取得进步的肯定，奖牌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标志。任何一部邮集都没有最高界限，自己这部邮集也不例外，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深的探索和研究，加以改进，争取更好的成绩。

《清代邮资明信片 1897-1911》邮集评述

3年前，当得知我省陆树笙先生拟组编一部清代明信片展品时，我是既高兴，又担心。因为单纯用清代明信片，要组编好一部符合邮展规则要求的邮政用品类展品集，既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很难的。在中国大陆上，只有著名集邮家李世琦先生组编过以清代明信片为主体的邮政用品类邮集，他的《中国普通片封简(1897-1949)》在1993年中华全国邮展上曾获大金奖；

叶灯鱼与异灯鱼两属鱼类的分类与仔稚鱼形态学比较

叶灯鱼与异灯鱼两属鱼类在全球有道氏叶灯鱼、日本叶灯鱼和异灯鱼3个物种,隶属于灯笼鱼目、灯笼鱼科。目前我国仅在台湾省东部海域有日本叶灯鱼成鱼和仔稚鱼分布以及东海外海黑潮流域有被鉴定为隶属于叶灯鱼属的盖氏翼胸灯笼鱼后期仔鱼和翼胸灯笼鱼稚鱼分布的记录。为厘清叶灯鱼和异灯鱼两属鱼类的分类地位与隶属关系,明确其发育形态,本文在归纳两属鱼类分类要点、构建分类检索表的基础上,对1984年6—7月(夏季)和1984年12月—1985年1月(冬季)于东海外海黑潮流域两个航次调查采集的仔稚鱼样品再次整理,将原被鉴定为盖氏翼胸灯笼鱼和翼胸灯笼鱼的仔稚鱼分别订正为日本叶灯鱼与异灯鱼。描述了体长5.10 mm日本叶灯鱼后期仔鱼和6.80 mm异灯鱼稚鱼的形态特征,同时引述了日本叶灯鱼和道氏叶灯鱼仔稚鱼以及异灯鱼稚鱼的发育形态。通过比较3种仔稚鱼的发育形态特征,明确了翼状胸鳍是它们区别于其他硬骨鱼类仔稚鱼的独特形态特征;发现仔稚鱼体表黑色素的形状和数量与不同地理群体的发育生物学和生境有关,而黑色素的分布趋势具有物种特异性,可作为物种鉴别的形态学依据之一;还明确了稚鱼发育过程中鳃盖条区发光器的发育顺序与分布位置。同时,综合分析各大洋的仔稚鱼分布资料,提出道氏叶灯鱼仔稚鱼在西北太平洋分布的可能性很小的见解;根据黑潮流域的冬、春、夏季均有日本叶灯鱼生殖群体进行产卵繁殖,提出日本叶灯鱼的繁殖生物学及其种群动力学需要深入调查与研究的科学问题。研究结果提高了我国对叶灯鱼和异灯鱼两属鱼类的认知及对这3种仔稚鱼的鉴别能力,丰富了灯笼鱼科鱼类早期生活史研究的内涵,为今后开展相关海洋生态调查的仔稚鱼种类鉴别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灯笼鱼等小型鱼类的资源养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陈子英:鲁迅青年形象建构的一个隐秘侧影

陈子英是贯穿鲁迅晚清日本留学界、民元前后绍兴教育界至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时期的友人,但二人的交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史料上也存在错漏。陈子英与鲁迅青年时期呼吁的理想“个人”有契合之处,也可被视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现实原型的隐秘侧影之一,从中亦可窥得有别于传统“投降”、徐锡麟式的流血革命和鲁迅式的迂回抵抗的第四种“候补”结局,即丧失“候补”资格,沉没在辛亥革命的阴影之中。陈子英其人在鲁迅创作中由“隐”至“显”的过程,也是鲁迅追忆民元精神、重构“民国的建国史”的意图不断敞开的过程,它与鲁迅的青年话语建构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鲁迅“立人”的启蒙观念。

历史合力与“护国运动”的兴起及其历史贡献

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所以破产,共和制度之所以得到维护,并非简单地是由某一政党或少数人所推动的结果,而是民国初年“二次革命”后多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聚合在一起,构成了反袁护国阵营,由此形成合力,并使反袁护国阵营在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较量中发生力量对比变化,此消彼长,推动了护国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袁世凯虽然拥有国家政权和大量军队,但是正如清王朝也拥有国家政权和大量军队一样,没有能够阻挡清朝大厦的轰然倒塌。失道寡助,得道多助,逆民意者终将挡不住历史的车轮。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袁世凯最终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护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民主共和从此深入人心。

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蔡锷的影响

在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蔡锷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在反清革命实践中,蔡锷既注意汲取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又在西方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抛弃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恢复明朝和歧视少数民族等狭隘、落后的观念。1911年,蔡锷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革命政权;1915年,蔡锷又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清代的“国宴”与用酒规制

清代的“国宴”与用酒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制,“国宴”款待对象按其重要程度分为王公大臣、边疆地区民族首领、各国使节和千叟宴上的耆老四类。而“国宴”用酒品类较多,主要包括奶酒、烧酒、黄酒和玉泉酒。其中,奶酒所占分量较重,为宫中所垄断;在筵宴来华使节与边疆地区民族首领时,由光禄寺请领使用,而黄酒和烧酒则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国宴”,主要由光禄寺自行酿制。宫中酿制的玉泉酒也被用于清代的“国宴”,但由于玉泉酒为内务府管控,并不见于《大清会典》,长期不为人知。与清代皇帝对酒的认识密切相关,清代各时期“国宴”严格控制酒的用量。

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

本文分析了 1 3 68—— 1 91 1年间宁波士绅阶层通过长期维持科举上的成功 ,因而掌握着地方霸权的过程 ,垄断文化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士绅家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 ,往往结成壁垒森严的圈子 ,外力很难渗透。士绅家族网络在公共领域亦发挥着主导作用 ,以此赢得官府和社会对他们权威的认同。近代以后 ,士绅家族不仅需要维持文化上的优势 ,而且还要创造在商业的优势 。

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使命研究(1911—2012)

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中华民族高教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映射了高等教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依据重大历史事件来划分,这一时期主要包括3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高教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高教护国;从改革开放到新时期改革的高教强国,都深深地蕴含着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感。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使命,将对今后高等教育发展起到十分有益的启示。

1911年2月1日福建德化4(3/4)级地震的考证及同年2月6日江西九江5级地震的质疑

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和考证,认为1911年2月1日福建德化县城关发生了一次破坏性地震,震中烈度Ⅵ度,震级344。同时分析了《时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第3页刊载的地震事件可能是指福建省德化县城关地震,而不是江西省九江发生的地震事件,因此对同年2月6日江西九江5级地震存疑。

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

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谣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在起义的发动过程中,“清政府正在捕杀汉族士兵”谣言将大多数士兵逼入造反者行列;其次,在起义扩大的过程中,清政府无法控制作为舆论领袖的地方绅士们,致使各种谣言进一步侵蚀其合法性。清政府虽然也企图通过谣言收拾人心,但因其公信力的彻底丧失,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民国时期(1911-1949)我国图书馆界刊物研究综述

作者在对民国时期(1911-1949)图书馆界刊物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在时间、地区上的分布特点,介绍了栏目设置。本文资料性强,对图书馆学史和近代书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1907～1911年“时事报”系列报纸与近代小说

纠正目录类著作对1907～1911年“时事报”系列报纸所刊小说的收录失误，介绍未经著录的作品，提供俾便查考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分析了所刊小说透露出来的综合信息，总结规律和特点，进而探讨了1907～1911年小说与大报的关系。

辛亥革命后广东近代城市的发展(1911—1936)

辛亥革命后,由于实业发展和民国政府的推动,广东城市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镇及城镇人口的增加、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城市经济积聚的程度等因素,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以此为标准来看,南粤的城市化在民国前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从启蒙到发展:清季奉天教育的近代转型(1901-1911)

20世纪初年,向为化外之地的东北新学蔚起,开启了教育近代化的历程。特别是东北新政推行以后,奉天教育骎骎日上,由原来的后进地区在短时间内迅速跃居全国教育发展的前列。在总体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清末奉天的教育近代化也由原来的启蒙状态发展到了高潮阶段,完成了局部的转型。

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成都旗人问题的解决有别与其他省市,这是在成都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汉满两族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由热情而理性:1911-1912年间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认识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之初,杜亚泉为革命的爆发而欢欣鼓舞,并对其进行热情宣传和介绍,颂扬、支持革命,但在短暂的热情之后,杜亚泉敏锐地发现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杜亚泉这一"由热情而理性"的转变,是其认知水平逐渐提升的表现,也是革命本身不足开始显露的重要表征。更为可贵的是,杜亚泉能在短时期里敏锐地发现问题,并积极地去解决问题,针对革命的先天不足,他试图从革命后续的建设中去努力,借此以完善与巩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