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的“小日子”——读刘仰东《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刘仰东先生的新著《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通过摭取民国期间一些名人日常生活轶事,在抛却"宏大叙事"而又不失历史本真的前提下,竭力还原"大人物"充满趣味的"小日子",为我们展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好书。

1912—1949年皖西地区灌溉水利建设

1912—1949年皖西地区有15年发生了旱灾。为应对旱灾,皖西地方社会对水利工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治,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着水利纠纷激烈、官方重视不够、经费投入不足、工程有计划无实施等问题。这些,在当今的水利建设中仍有借鉴价值。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1949年以来北京中医药教育演变

1949年后,我国面临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丛生以及西医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局面,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中医的现实价值予以肯定,并为扶持中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4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环境中,北京市中医药教育事业也经历了波折的演变过程,从1949年之初经历艰难生存期,然后迎来短暂的发展期,随后经历十年的坎坷动荡期之后,方才进入了健康、稳步的发展时期,乃至现今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1912年前后汉口金融业变迁研究

1912年前后汉口地区的金融业情况有显著不同。1912年以前,汉口地区以本地的钱庄、票号为金融业的主要势力,期间虽受冲击,但外国的金融势力依旧位于下风;1912年,受战争影响,汉口本地的钱庄、票号受到沉重打击,几近消亡,与此同时,外国金融势力趁势而起,依靠业务、资本等方面优势迅速占据汉口金融业的主导地位。汉口地区金融业势力的变化,体现了近代以来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在1912年。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范围的变迁,是近代以来社会制度更替和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环境变换的结果。以史为鉴,要使当今金融业实现稳定与发展,要不断适应并创新、进行监管规范并加强互助合作。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暴发鼠疫,党和政府采取了设立鼠疫防治机构、追溯鼠疫病源、发动群众抗疫、邀请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仅用了不到20天就遏制住鼠疫的蔓延趋势。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的胜利,增进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增强了群众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对后世的启示是,在应对急性传染病时,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重视国际协作,四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1949-2012年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其成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仍时有发生。1949-2012年发生较重水灾的年份有1950年、1954年、1956年、1957年、1963年、1974年、1975年、1991年、2003年、2007年,发生较重旱灾的年份有1959-1961年、1966-1967年、1976-1978年、1986-1988年、1991-1992年、1994年、2000-2001年。其间,水旱灾害呈现出水灾频次减弱而旱灾逐渐加剧、多水旱交替或连年发生、造成的损失巨大、与污染灾害叠加等特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产生及其多样化特点,系由气候变化、黄河夺淮长期影响等自然因素与不合理的水利兴修、农业垦殖活动以及水事纠纷的扩大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1世纪以来我国1949—1965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探索构建了一套制度体系,以适应中国城市基层管理的需要,最终在不断优化中产生了城市居民委员会。进入21世纪后,关于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研究在学术界取得了显著成就,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文章把国内学界对1949—1965年城市居委会建立的原因、历史分期、第一个居委会所在地、居委会的性质与职能作为主要考察方面。探讨现有研究存在的研究视角偏于宏观、研究局限于特定地区、横向研究不足及缺乏情景分析等问题并提出展望。

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的发展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多种资料,梳理了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姓名、生卒年、籍贯、领域、教育与工作经历等数据,从来源、增长、结构3个层面讨论当时中国地理学者发展进程。研究发现1912—1949年间:①地理学者在来源层面可分舆地学者、外聘地理学者、现代学制培养地理学者(含有交集关系的国内培养学者、留学培养学者、跨学科学者)3种类型,不同类型群体对地理学者发展的影响差异明显;②地理学者数量发展可分1912—1927年波动增长,1928—1939年持续增长,1940—1941年急速增长和1942—1949年放缓增长4个时期;③中国地理学者学科结构、领域结构、学缘结构、地域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均表现为失衡但失衡程度趋于降低的态势;④地理学者发展与地理教学、研究机构发展关系密切,特别是高等地理教学机构对地理学者发展有多重影响。1912—1949年中国地理学者的发展为中国科学地理学的持续进步奠定了人才基础,其过程同时是中国近现代地理学转型的一个侧面。

1912—1949年西北地区农业资源开发

文章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农垦、水利、林业诸方面 ,论述了 1 91 2— 1 94 9年间西北各地区农业资源的开发 ,对今天西北大开发亦有借鉴意义。

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有苔藓采集记录的主要是欧洲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俄国人和日本人成为了采集的主力,这期间中国人仅孔宪武和陈封怀在东北有苔藓采集记录;1949年以后,国人的采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通过对历史文献、标本信息的整理和考证,总结出了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历程,并对其中的主要采集人作了详细介绍。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为东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12-1949年汉语新词语考释

1912-1949年汉语新词语研究价值较大,研究难度比古代汉语大,研究不受重视。本文运用排比归纳方法,考释了1912-1949年汉语中"安理会"、"安琪儿"、"编辑"、"驳壳枪"、"基因"、"交际舞"等新词语。

1912-1949年汉语新词新语考论

1912-1949年汉语新词新语研究价值较大,但研究难度也较大且不受重视,研究手段主要依靠人工检索。该研究应该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确定词目,建立语料库,提高研究效率,尽快编纂1912-1949年汉语新词新语词典。

1912-1949年汉语新词语考释

1912-1949年汉语新词语研究价值较大,研究难度比古代汉语大,研究不受重视。本文运用排比归纳方法,考释了1912-1949年汉语中"大革命""哈莫尼加""黑漆板凳""合作社""拿摩温""普通话""师团"等新词语。

1949年以前香港苔藓植物采集与研究史

香港苔藓植物的采集与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至1949年百年间先后有英、美、德、法等国至少14人在中国香港采集过苔藓植物,分别是亚历山大(W. T. Alexander)、鲍林父子(J. Bowring&J. C. Bowring)、赖特(C. Wright)、汉斯(H. F. Hance)、维丘拉(M. Wichura)、拉本赫兹特父子(G. L. Rabenhorst&R. C. Rabenhorst)、迪杜兴(D. F. Didrichsen)、福特(C. Ford)、福里(U. J. Faurie)、赫克洛茨(G. A. C. Herklots)、克莱门斯(M. S. Clemens)、莱贝格(J. B. Leiberg)等。通过文献记录及馆藏标本整理,采自香港地区的藓类植物有108种、苔类植物有2种,修订后藓类植物27科47属77种、苔类植物2科2属1种,标本大多收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植物园和大学标本馆中。中国人在香港地区采集标本始于20世纪30年代,亚年(A. Nin)、曾怀德(W. T. Tsang)、冯钦(H. Fung)和谭英华(Y. W. Taam)4位中国植物采集者先后在香港地区采集过藓类植物24种,修订后13科14属22种,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PE)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标本馆(UBC)中。

1949年以前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1949年以前以外国人采集的标本数量居多。中国人在西北地区的苔藓植物采集始于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采集在1937年北平植物研究所西迁陕西省武功之后。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外国人主要是来自俄国、意大利、法国的5位采集者。中国人有秦仁昌、刘慎谔、夏纬瑛、孔宪武、钟补求、傅坤俊、刘继孟等近20位老一辈植物学家。1949年以前采集的苔藓植物标本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分支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整理出1949年以前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采集人、采集的时间、地点和新种的文献等信息,为西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12-1949年汉语新词语研究刍议

1912-1949年新词语研究手段主要依靠人工检索,研究效率较低下。应该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建立语料库,提高研究效率,尽快编纂1912-1949年汉语新词语词典。

1949年至1978年广州的“新村”建设研究

文章以广州“新村”为观察视角,对1949~1978年广州居住区建设的发展脉络与住区对城市发展和居住生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提出该时期广州“新村”与广州的城市建设有密切的联系。1949~1978年广州的“新村”是根据国家发展政策和经济情况,及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以节省造价为目标,因应不同人群的生活习惯和居住需求而设计和建设的,类型和形式丰富。广州的“新村”满足了工人、水上居民、华侨、知识分子等人群的居住需求,促进了广州城郊发展,与之配套的公共设施也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对1949~1978年广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