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海河流域洪涝灾害的社会响应过程

1917年是海河流域在20世纪中最为严重的几个洪涝灾害年之一,该文从4个方面归纳了灾害的社会影响的传递过程。(1)1917年海河流域在夏秋连遭台风影响,降雨时间长、强度大,导致河水涨溢、泛滥成灾。海河流域多地受灾,河堤被毁、耕地被淹、房屋倒塌、交通中断、城市内涝、人口死亡,出现大量灾民。(2)灾民向外逃难,部分进入城市。政府、社会和教会均参与了救灾工作,紧急发放急赈,并投入救灾物资,以及安置灾民。救灾组织帮助灾民自救,恢复生产。(3)政府组织成立专门的水利治理机构顺直水利委员会,兴修水利工程设施,并测绘地形图、设置观测站。(4)洪涝灾害的长期效应是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有效减少海河流域洪涝灾害,并奠定了我国现代水利管理制度体系的基础;城市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也得益于于灾民。

1917年海河流域洪涝灾害过程重建

洪涝灾害历来是影响中国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及观测资料,从天气过程、水文过程、受灾情况等方面对1917年海河流域洪涝灾害的自然过程作了详细梳理。得出以下结论:(1)1917年洪涝灾害呈现由台风袭扰→集中降水→山洪暴发/河流决口→积水/淹没→受灾的成灾过程。(2)7月份2次台风带来大范围暴雨,集中性降水出现于7月20—28日,沿燕山、太行山分布,而9月份2次台风带来的暴雨则使灾情更加严重。(3)1917年海河流域各河于7月中旬开始涨溢、决口,9月中旬上游降雨结束后,中下游水位趋于稳定并下降,10月份以后洪水才迟缓退去,而洪水泛滥引发的涝灾影响一直延续到1918年。(4)1917年洪涝灾害在海河南系和北系都有发生,南系尤为严重,共造成156个县受灾。受灾田亩级数在5级以上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海河干流沿线、南运河沿线以及河北省文安县等低洼地区。

冷战时期美韩同盟信任危机析论——以1968年美韩外交争执为中心

1968年1月,朝鲜半岛接连发生了"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号危机。在为两起事件定性和努力缓和紧张局势的过程中,美韩同盟内部产生巨大分歧,互信关系严重受损。表面上看,此次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美韩双方对1968年朝鲜对韩国安全"威胁"的认识大相径庭,更深层次的根源却在于长期以来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和对国际事务认知方式的显著差异。比照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从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还可以发现冷战时期美韩"同盟困境"的外在表现形态有其自身特点,防止"受牵连"和"被抛弃"的手段也较为独特。

天灾与人祸:1917年京直大水灾及其成因探析

1917年,海河流域发生数十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京直地区雨情、水情、灾情均十分严重。此次水灾,直接导源于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又与各种人为因素密不可分。其中,段祺瑞执政期间,军阀混战、政治动荡,大大限制了对水灾的预防和救治。此当为造成这次水灾异常严重的症结所在。此外,由于滥砍滥伐森林,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加剧了河道淤塞,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人为因素。1917年京直特大水灾,正是天灾与人祸分合交错的产物。

论1917年京畿直隶大水灾

河北省及其近京地区,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自然灾害,曾严重危及当地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尤其是民国六年(1917年)发生的特大水灾,其破坏力相当之大,百姓罹难极其深重。面对这次惨烈的灾情,北洋政府和民间积极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地予以应对,并及时开展和进行了种种减灾救灾的相关活动,一些国际友人也参与其间,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为后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官义合作,委托救灾——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方式探析

1917年夏秋之际,直隶京兆一带发生特大水灾,受灾103县,灾民五六百万人。灾情发生后,北京政府成立了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任命熊希龄为督办,主持赈务和河工事宜。为联合中外各慈善团体,又成立了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这次水灾救济的急赈主要由各慈善团体担任,冬赈春赈则委托各义赈机构办理。在官绅两方的合作下,这次水灾救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官义合作、委托救灾的救灾方式显示出民初灾荒救济的新面貌,在中国近代救荒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1968年的一颗西红柿……——世界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西德“自主妇女运动”和西德女权主义电影

今年是以欧美为中心的1968年世界左派学生运动40周年。文本以有限篇幅,从世界1968年革命的精神主旨以及西德1968年学生运动的民族话语谈起,进一步介绍西德1968年"自主妇女运动"的产生及其社会和政治背景,扼要把捋西德女性电影与西德1968年妇女运动的政治关系,最后勾勒西德女权主义女性电影的基本特点,相关作品以及现今状态,以揭示西德女性电影与1968年革命反抗精神的血脉关系。

自由观视阈下1917—1922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倾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在1922年的最终分化,固然根本在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下救亡迫切性所致,但如从1917—1922年这一时间段中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对自由的差异性理解而形成的固守、超越、徘徊等三种趋向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实质上已预示着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分化的征兆。而这三种主要的自由观倾向既折射出了一开始成为统一战线"共识"的自由主义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也反映了当时面对变迁化的中国具体问题情境先进的中国人就选择何种自由观去救国救民的矛盾心理和艰辛的心路历程。

1930年代初:新文学的危机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产生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激进的革命文学阵营将五四新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等树为批判对象。针对左翼文学的激进化,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文艺的管控,文艺的健康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左翼阵营采取化整为零、灰色化办刊策略等度过危机,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社会整体性左倾的大趋势下,获得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新月》《现代》等中性化文学刊物出现由"同人化"向"公共化"发展趋势,推动了作家的重新聚合,文坛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1930年代出版,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1930年这个历史节点有关,与这个历史节点引起的文坛的结构性变化有关,足以引起学界关于那个时段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新思考。

俄国1917年革命和内战期间各种势力在乌克兰的角逐及结果

乌克兰历史文化复杂,乌克兰三次争取独立的历史都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相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革命及俄国内战导致的地缘政治变化为乌克兰提供了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客观条件。但由于乌克兰地区各种势力的不同要求,各种力量在乌克兰地区激烈博弈,最后布尔什维克取胜。一战前乌克兰地区分属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两国,一战后,则分属于四个国家: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波兰获得了加利西亚和从前曾属于俄国的沃伦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喀尔巴阡罗斯,罗马尼亚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当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问题利益相关的各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也对乌克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研究俄国革命及内战期间乌克兰地区各种力量的争夺,对理解和认识当今俄乌冲突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列宁的电报和1917年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夺权事件

列宁的电报和１９１７年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夺权事件李兴耕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俄国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根据列宁签署的苏俄政府的命令，在中国哈尔滨及中东铁路路区内开展夺权斗争，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错...

普京版统一历史教科书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叙事与评价

在普京总统的授意下,经过俄罗斯官方和学界主流认可的统一历史教科书在2015年出版。统一历史教科书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的,并全景式对1917年俄国革命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叙事。教科书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和术语的变化,反映了普京政府旨在消除对于俄国革命"彼此冲突的内部矛盾和多种解释",向受教育的主体建构统一的历史观念。

1917—1918年的冯段之争并非直皖之争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冯段之争并非直皖之争丁长清目前在大多论及北洋军阀问题的著述和撰文中，一般都将１９１７年冯国璋代理民国大总统后，与国务总理段棋瑞围绕着北京政权执掌之争的种种拉帮结伙、明争暗斗的作法，归结为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体系内部分裂的直系和皖系...

美国对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的军事干涉

在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美国政府曾两次出兵对革命进行干涉。学界对上述两次行动的历史影响鲜有论述。两次军事行动对于美国加强军事建设、早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对墨西哥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飞机设计师列传（2）——徐舜寿（1917—1968）

他是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被尊称为“一代宗师”。

列宁在1917年革命中的政治智慧

1917年革命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政治领袖列宁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以俄国革命唤起欧洲革命的坚定信念;"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的灵活运用;瓦解旧军队策略的综合实施;抓住机遇不言弃的坚强意志。这些政治智慧是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1905-1917年俄国国家杜马制度实践的历史意义

1905年到1917年国家杜马的设立和实践,是俄国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改革步骤,杜马的设立虽然保留了许多封建残余,但是仍然具有极大的政治进步意义,对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1905-1917年俄国国家杜马的政治实践是介于两种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政治体制,它不仅冲破了沙皇绝对君主专制的统治,同时,也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立国家杜马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