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流感世界大流行病毒株溯源

发生于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流感大流行夺走至少两千万人的生命,这场灾难赋予了科学家探求其来源的巨大责任感。病毒学家发挥了严谨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科研精神,使流感病毒的真实面目得以逐步揭开。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我们对流感病毒本身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

全球史视域的1918年流感与尼日利亚木薯种植

1918年流感从美国爆发,随着参战的美军而传播到法国,并因战争环境而在欧洲肆虐和扩散。随后英国海军将流感传播到西非,造成了尼日利亚大量青壮年人口死亡,使那里因劳动力短缺和食物匮乏而改种木薯。20世纪初的世界殖民体系和世界大战使尼日利亚处于交往日益密切的"世界历史"之中,因而很快受到了外来流感的冲击,改种木薯便成为关联性历史事件"多米诺效应"中的一环,并因此具有了"世界历史性"。对于1918年尼日利亚的流感及其后的木薯种植,要置于20世纪初殖民体系和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来理解。这种超越国别史的界限,从整体观和互动观出发来探讨全球化条件下历史事件的关联性,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今全球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918年流感的中国疫情初探——以直隶获鹿县为中心

文章以民国报纸和档案为主要资料,分析了直隶获鹿县的1918年流感疫情,给出了具体的感染率、死亡率以及在不同年龄、性别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指出此次流感虽然未在中国形成大面积流行,但由于对发病原因认识不足,医疗手段落后,北洋政府未能采取统一的防疫措施,导致个别地区流感死亡率偏高。作者认为国家的积极作用是控制疾病大流行的关键。

1918年流感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医药防治研究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一个古老的疾病。1918年流感极有可能借助中外交通与人员往来,自多个方向由境外传入中国,再通过国内人员流动,蔓延至各地。中医界人士积极参与流感救治,认为此疫属燥热性瘟疫,用药宜辛凉轻宣、润燥生津。曹炳章的《秋瘟证治要略》是中医药防治1918年流感的专著,燥热性流感的辨证论治体系随之确立。

试论1918年大流感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以巴黎和会上的威尔逊为中心的考察

巴黎和会召开之时,正值1918年大流感第三波爆发之际。作为和会关键人物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和会决策的关键时刻,患上了严重的流感。这一偶然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很可能微妙地影响了巴黎和会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进而微妙地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历史走向。

1918—1919年大流感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

1918—1919年大流感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它之所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密切关系。战时的人员集中和流动加速了疾病传播;战争造成的恶劣生活条件削弱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战争环境下国家卫生防疫政策受到了极大干扰。这场流感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同时也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1918年大流感视阈下的绍兴时疫与社会救济

回顾梳理民国时期报刊所载1918年绍兴疫情报道,发现绍兴"时疫"为流行性感冒,系自国外经宁波传入。该时疫发病特点为人群普遍易感,幼儿、老人和孕妇死亡率较高;监狱、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是疫情高发地,呈明显的聚集性。由于当地医疗资源不足,主管官员对疫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地方政府应对不力,导致绍兴成为1918年大流感疫情重灾区。后民间团体自发救治,成为抗疫主力,其间绍兴中医积极介入,总结推广治疫经验。此次疫情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疾病控制体系的建立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在记忆与遗忘之间: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瘟疫——以1918年大流感为例

1918年大流感堪称西方在现代社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场瘟疫,而社会和文化层面表征的缺位使其成了“被遗忘的记忆”。对这场疫难的集体性缄默绝非偶然,而是一系列因素合力封印的结果,既有大流感自身的特殊性,又有现代社会对瘟疫的习惯性遗忘。事实上,1918年大流感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创伤,始终徘徊在记忆与遗忘之间。瘟疫是“天灾”,更是“人祸”,后者才是其创伤内核,决定了我们记忆瘟疫的伦理向度,而任何对瘟疫记忆的遮蔽、消抹和遗忘都是瘟疫本身的灾难性延续。

从个体想象到集体记忆——文学表征中的“记忆的微光”与1918年大流感

1918年大流感是被集体“遗忘”却始终被个体“记忆”的疫伤,处在记忆的“微光”状态。《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等三部中短篇小说在自传体式的文学书写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个体在大流感中的痛苦的创伤体验,并借助典型的创伤叙事将大流感表征为人为的而非纯粹自然的现代性文化创伤。类似瘟疫的频繁暴发让这些蛰伏在文学想象中的个体记忆作为大流感最重要的创伤见证,成为社会集体回忆的来源和支撑,促成了大流感从个体想象向集体记忆的转变。这一转变启示我们以集体之名记忆瘟疫,要采取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有宏大叙事,更要有有血有肉的个体书写,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化才是对瘟疫习惯性遗忘的救赎之道,才能真正实现记忆过去以照亮未来的理想。

西班牙流感在英属马来亚的传染与华人社会的应对

1918年西班牙流感席卷英属马来亚,虽然爆发时间短暂,但其影响广泛,社会各阶层均受其波及。根据既有研究,这场瘟疫所导致的死亡率为1%~1.25%,面对疫病冲击,当地华人社会如何自救?文章主要透过英殖民档案,当时的中英报章,以及当代的口述历史,建构被遗忘的马来亚疫情史,除了提出英殖民政府对疫情反应缓慢是造成疫情扩散的原因外,也重构马来亚,尤其是华人社会在疫情发生时期的互助精神。华人的应对分为两方面:物质层面上,中医慈善机构成立救济基金,为患者提供施医赠药服务;精神层面上,人们相信举办游神赛会能够驱散疫病之气,保境平安。

1918年大流感爆发传播的原因及启示

1918年大流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段:初发期、高发期、消退期。其特点是症状多样,伤害巨大,传播范围广,致死率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官方对1918大流感死亡人数最保守的估计是2100万,而当时全球人口总数约18亿。此次大流感爆发及迅速传播有特殊社会环境,医疗手段不力,政府措施不当等原因,沉痛的历史教训给我们极大启示,对现代疾病的防控有所裨益。

1918年大流感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影响

1918年大流感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世界性的传染性瘟疫,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关键的一年。为应对战争,美国最初并未重视流感。流感对美国民众造成恐慌,它剥夺了大量的生命,使美国损失了大量劳动力;影响到1918年美国政局与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的决策能力;短期内令经济遭受冲击;推动医护与公共卫生政策的转变,对民众心理产生了复杂影响。

英国应对1918年大流感的反思与启示

1918年大流感对英国形成了全方位冲击,为应对流感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英国制定了应对之策,但反应迟缓,治理不力,呈现出中央乏力、地方分化、殖民地自治的治理模式特征。对英国应对大流感政策措施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治理意愿不强、治理体系不足和治理能力有限是导致其治理不力的深层原因。英国对大流感的治理不力揭示出将人民生命健康置于首位、完善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开展公共卫生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对当今世界应对传染病大流行具有一定现实启示意义。

试论1918年大流感时期美国的社会问题与应对举措

1918年大流感的爆发正值一战的尾声阶段,美国沉浸在战争胜利与医学进步的社会背景下,低估了大流感的严重性,继而产生一系列诸如错失防控良机、民间治疗手段与谣言盛行、种族歧视严重等社会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未知疾病,社会各阶层表现出差异化态度,应对疫情的举措也因此复杂化。对美国大流感时期社会问题的深入探究,可以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提供借鉴。

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及其全球性传播

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主要包括流感病因和起源地两个方面的探讨,在当时战争环境和医疗水平下,出现了各种推测。直到20世纪末,科学家才逐渐明确这场流感的病毒是H1N1亚型,而关于它的起源地则至今仍存在分歧,主要有中国起源说、法国起源说和美国起源说。本文持美国起源说,流感从美国蔓延到全球,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以问题导向的制度建构应对重大风险的不确定性——美国1918年大流感应对的教训与启示

美国1918年大流感经历了当年春季、秋冬季和1919年春季的三波流行,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三波疫情中的一些失败的应对措施教训深刻,尤其是第一波结束后对欧洲染病人员回流放松警惕,带来第二波的高死亡率,更是教训惨痛。本文在分析美国当年疫情快速扩散与国际政治、国内经济社会环境、交通方式、信息通信、卫生环境等背景的关系基础上,反思美国三波疫情及其应对过程,并提出了以问题导向的制度建构应对重大风险不确定性的几方面启示。

1918年江孜大流感的传播原因及其影响概述

1918年大流感由H1N1病毒引发。大流感传入中国分为海路传播和陆路传播,首先侵袭沿海、港口城市和陆地关口,进而向中国腹地省份播散。其传入西藏之情况久为大流感相关研究所遗漏。鉴于目前有关西藏大流感的相关档案文献中,以江孜大流感的记述略足详备,故文章以"江孜大流感"概括。文章缀集梳理相关档案文献脉络,以求廓清1918年大流感在西藏地区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其原因大致归结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宗教因素、结核病等患病人群感染、频繁的人员流动以及落后的政府因素;影响包括导致西藏人口的急剧下降、加快农牧业生产的倒退、西藏地方与印度贸易的暂时停顿。

1918年大流感的英国医学应对挑战

人们往往把1918年大流感的发展视作加速一战结束的重要因素,这是对发展过程长时段考察后作出的高度概括。实际上,仅仅指出这一过程所呈现的战时特征只是对大流感问题研究的开端,更为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探究大流感在一战的阴影之外,对各国灾疫应对促生的国家之制及医学应对范式的改变。作为拥有当时最发达公共卫生机构之一的英国医学界,面对1918-1919年的流感疫情,一方面自觉地以科学和理性为导向,另一方面则坚持配合战时军事人口的强制流动,这种看似矛盾的战时关系在细菌学革命之后的乐观主义与英国正统医学应对大流感的争议中尽显。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瘟疫书写

美国作家凯瑟琳·安·波特的《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常被视为反战经典,但它其实也是一部重要的疫病作品。小说通过去概念化、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和双线叙事结构对1918年流感进行了陌生化书写,借用瘟疫相关隐喻批判了暴力战争和强制爱国主义。以虚构的笔法刻录历史真实,小说记忆了1918年美国疫情应对失当这一历史碎片并实现了对美国官方主流话语的颠覆。

医学人文学视角下《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疾病叙事

主流医学人文学注重疾病叙事在疾病诊疗与医学教育方面的工具性,因而将疾病叙事局限于自传等文类中的线性叙事,旨在突破线性叙事和实现社会批判的批判性医学人文学,是传统医学人文学的发展趋势。美国作家凯瑟琳·安·波特的自传性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通过意识流、主体的碎片化和语言的非指涉性等现代主义手法,传达出非虚构性疾病叙事难以记叙的疾病的混沌体验,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1918年大流感由于一战的遮蔽与疾病表征的困难而造成的文化缺场状态。将该小说纳入疾病叙事体裁,还可利用文学批评中的残疾研究方法,考察疾病的污名化这一社会建构本质;通过打破疾病与残疾的概念界限,将获得对于疾病、残疾、身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进而为实践批判性医学人文学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