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主要特点

与其它省区相比,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从传播组织、传播过程、传播渠道、以及传播手段等方面都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也推动了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

论五四时期浙江报刊的特征

五四时期迎来了浙江报刊的第二个出版高潮。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具有如下特征:相当数量的报刊是反帝反封建与开启民智的进步报刊;少数进步报刊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生报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专业性报刊增加迅速;有相当一部分报刊存在时间很短;地域上的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

五四时期女性教育角色的变迁

五四时期 ,女性教育角色的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 ,先进时人大张旗鼓地提出了以“中学男女同校和大学开放女禁”为重心的角色期待思潮。正是在此影响下 ,五四时期 ,女性为争取新型教育角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最终促使女子教育在此间获得长足发展 。

五四前后民主、科学观念的呈现与想象

五四前后,民主、科学观念传播从一开始起,就僭越了自身的本质规定性,由制度层的价值理念支持和技术层的物质保障而提升为一种结束皇权、批判专制的政治、文化行为,并在传统与现实的不断整合以及政治斗争的激荡下,被塑造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系统。

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度反思

五四时期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批判,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中可以见识陈独秀等人的现代意识和革新传统文化的勇气,但也暴露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例如,对孔子文化传统采取革命手段,不符合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较少将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经济变革联系起来思考,缺乏从经济基础去思考文化问题;政治式的大批判有余,学理式的研究不足。回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群体,还不大懂得文化的变革是渐进的、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故而,五四时期急风暴雨式的反孔,只是让圣人走下了神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孔子问题。陈独秀一代似乎忘却了圣人不怕"革命"。

《艾凡赫》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1905-1937)

司各特的《艾凡赫》由林纾译介传入我国后,迅速成为推动作家创新和进步的有力杠杆。《艾凡赫》最早的中译本是林纾、魏易合译,1905年10月出版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而林纾较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看出《艾凡赫》和《史》、《汉》的共通之处,推动了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五四时期的文坛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收西方小说,《艾凡赫》以其史诗般的厚重内涵和宏大气势,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旧小说流水帐式的格局,这在当时是极富新鲜感的。事实证明,《艾凡赫》对郭沫若、茅盾、鲁迅、曾朴、李劼人等作家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报刊事业繁荣的动因剖析

五四时期是中国报刊事业异常活跃的时期,这种繁荣的态势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政治思潮的勃兴是五四时期报刊事业繁荣的根本驱动因素,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五四时期报刊事业繁荣的物质后盾,思想文化的进步是五四时期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内在动力。

论吴宓留学前的文化经历与其文化取向的关系

吴宓家族与近世三原大儒刘古愚关系密切。在清华求学近6年,吴宓与汤用彤、吴芳吉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而且饶麓樵、J.Pickett等老师对他的诗歌赏鉴观和文化价值观倾向都有一定影响。同时,对儒家原典的熟读精思和对卡莱尔、爱默生、华兹华斯等人著述的阅读,也为他文化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分析吴宓当时的言论可知,是赴美留学以前的本土微观文化环境和经历促使吴宓主动选择了拜白璧德为师,并进而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安徽大众化活动的传播学审视

从传播学角度审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安徽地区的大众化活动已经有深刻表现。众多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主体,他们影响下的青年学子是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首批信徒。报刊、社团等传播媒介的广泛延伸,进一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共同造就了安徽地区蓬勃的革命形势和党团组织的创建发展。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衷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北京让我的生活像牡丹般绽放”——英国作家艾克敦与北京

艾克敦(Harold Acton,1904—1994)于1932年5月底来到北京(当时称北平)直至1939年欧战爆发返英,曾著、译有与北京相关的回忆录《一位爱美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n Aesthete,1948)、小说《牡丹与小马驹》(Peonies and Ponies,1941)以及《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1936)、《中国名剧》(Famous Chinese Plays,1937)、《〈醒世恒言〉四故事》(Four Cautionary Tales,1947)等多部。本文拟以《一位爱美者的回忆录》《牡丹与小马驹》为中心,探讨艾克敦与其精神家园—北京之间的精神联系。关于《一位爱美者的回忆录》里的北京,笔者主要关注艾克敦在此逗留七年间最令其流连忘返的以下几个方面:一、探访古迹,如故宫、庙宇;二、欣赏古物与艺术品,如去琉璃厂的艺术品商店;三、关注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如街市、民居景观以及在此生活着的北京百姓;四、与北京文化学术圈的交往及在北大的教学情况。在北京旅居期间开始创作的小说《牡丹与小马驹》专门描写两战期间旅居北京西方人的人生百态,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在京生活及其在中外社交场上所见所闻所感的产物。小说主人公菲利普·弗劳尔(Philip Flower)是位来自伦敦的"逃离战后欧洲政治及紧张氛围"的中年知识分子,对北京有着特殊的情愫,可以看作是作者艾克敦的化身。笔者将就小说中菲利普对于满清帝都北京的想象,对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崇尚,对京剧、音乐、古玩、绘画等传统艺术的痴迷以及对于百姓市井生活的热爱乃至在中国的儒释道中寻求精神寄托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