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娜拉》演出与五四精神传导

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洗礼,成为五四精神的象征,《娜拉》的舞台演出即是五四精神向社会传导的过程。1920年代,承载着个性解放思想和新兴话剧样式双重内涵的《娜拉》演出,从案头到舞台、从学校到社会、从禁演到公演、从女扮男装到男扮女装、从同性登台到男女合演,经历了曲折而繁难的过程,而在观演之间更是激发了有关中国观众配不配看新剧、易卜生是否适合中国、娜拉该不该出走等问题的论争。由1920年代的四种《娜拉》演出,我们可以清晰地透视五四精神向社会传导的路径及效果,进而重审五四精神的丰富性和启蒙的限度。

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震级高估的讨论

1920年海原大地震作为史料记载以来中国大陆震级最高、伤亡最多的极具破坏性的地震之一,开启了我国用现代地震学方法研究大地震的新篇章,在我国地震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最新研究结果表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矩震级为M_(W)(7.9±0.2),与文献和大众广泛接受的M8(1/2)的数值相差较大。本文通过对震级标度及其演化历史的总结和梳理,阐述了仪器记录早期阶段基于地震波波形振幅和频率的震级标定存在系统偏差的问题,这与仪器限制、台站稀疏、标定不统一等因素有关,也使得1920年海原大地震和同时期世界上其它一些重要大地震的震级不同程度被高估。在各种震级标度中,矩震级MW与地震破裂面积和位移等物理参数关联,是地震震级的最佳标定方法。震级作为表述地震大小和能量的重要参数,被广泛地用于评估断层未来的地震潜势;震级的偏差对地震活动时空分布样式的研究会产生重要影响,并造成基于历史地震资料的地震危险性评价和灾害评估等产品的可信度降低。因此,本文倡导对历史地震震级进行检验和修订,并建议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震级采用矩震级M_(W)(7.9±0.2)表示,修正后的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震级与2008年汶川地震(M_(W)7.9,M_(S)8.0)和2001年昆仑山大地震(M_(W)7.8,M_(S)8.1)相当。

基于1920—1940年月份牌广告中旗袍的造型嬗变研究

针对1920—1940年旗袍造型变迁问题,文章基于月份牌广告中的图像信息,采用图像视读、文献研究及设计还原的方法,分析其种类、发展规律及成因。研究表明:1)月份牌广告中1920—1940年的旗袍发展主要经历了马甲旗袍、及膝旗袍、扫地旗袍与改良旗袍几种形态。2)月份牌广告中旗袍造型变迁与当时经济发展、国际时装及西式内衣的普及都存在一定联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改良旗袍与这些因素关联最为深刻。3)此期间旗袍发展得益于月份牌广告的宣传,旗袍造型的变化也为月份牌带来了更多创作素材,两者相辅相成。4)该时期月份牌广告中旗袍的发展是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结果,同时月份牌对女性解放具有引导作用。

1920年代歌谣入诗的三种实践

1920年代是新诗尚未确立正统的发生期,从格律中挣脱的新诗在白话与诗、自由与诗的冲突中面临着强烈的资源饥渴。民间资源参与了新诗文类合法性、风格多样化的自我建构。取法歌谣,构成了新诗史初期一道特别的景观。具体践行新诗取法歌谣的诗人中,刘半农、刘大白、朱湘构成了三种不同的面向。站在诗学立场上的刘半农,立志为新诗“创造新韵”“增多诗体”,他的歌谣诗体现了对“方言性”“民歌体式”的偏好;刘大白、沈玄庐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对歌谣通俗性的借重;朱湘深入歌谣文学性内部,挖掘歌谣的修辞、节奏、音调融入新诗的可能性。

1920年12月16日海原8.5级大地震的伤亡人口再评估

本文重新整理了 192 0年海原 8 5级地震的历史资料 ,归纳出关于该地震死亡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有关的 6种重要基础资料 ,并对它们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作了分析评估。在此基础上 ,为了做进一步的相互补充和印证 ,对该次大地震重新进行了灾害评估。认为该次大地震共死亡 2 7346 5± 970 0人 ,较为可靠 ;压死牲畜 110 4 0 6 8± 76 0 0 0头 ,可供参考 ;只有 4 1个县提供了倒塌房屋的可靠数字 ,总计为 5 90 6 35间。因此 ,倒塌房屋的实际数可能远大于此数。

1920～2000年全球6～8月陆地旱涝气候变化

用 192 0～ 2 0 0 0年全球 6～ 8月陆地降水量资料研究了全球、北、南半球 6～ 8月旱涝特征。采用加权平均的 6～ 8月降水距平指数和加权平均的 6～ 8月旱涝面积指数来表示全球的旱涝程度 ;从而划分了 192 0～ 2 0 0 0年的全球 6～ 8月降水量的旱涝年。对划分的旱、涝年进行了旱涝年差异的MonteCarlo检验。研究结果指出 ,在 192 0～2 0 0 0年中 ,1988( 193 0 )年是全球最严重的涝 (旱 )年 ,其次是 195 4( 1976)年。全球的及北、南半球的旱涝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 2 0世纪 2 0年代为全球 6～ 8月干旱多发期 ,2 0～ 40年代为全球 6～ 8月洪涝少发期 ,5 0～ 60年代为全球洪涝多发期 ,70年代～ 2 0 0 0年全球旱涝爆发频繁 ,旱年多于涝年。北半球的特征与全球较为一致。南、北半球陆地分别作用为一个整体 ,它们的 6～ 8月旱涝没有明显的联系 ,但是当发生暖 (冷 )事件时 ,南、北半球 6～ 8月可能出现干旱 (洪涝 ) ,全球 6～

1920年中国北方7省(市)大旱的灾情及其成因

分析了1920年中国北方7省(市)大旱的旱情及其形成的物理因素。结果表明:1920年中国北方的大旱灾以京津冀最为严重,范围大,且多灾并发,危害异常严重。从1918年夏季到1920年春季南方涛动指数为负位相,是此次大旱重要的热带环流年际变化背景;该年是近百年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最弱最偏东的一年,这是形成大旱的主要原因;强厄尔尼诺事件是大旱的重要原因;登陆台风偏少和台风位置偏东、偏南,是造成干旱的原因之一。

上海银行公会与1920年代北京政府内债整理

在上海银行公会的呼吁和积极参与下,1920年代北京政府对内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日益严重的内债危机得以缓解,金融市场也日趋活跃。上海银行公会关于内债整理的意见和建议大多得到政府重视和采纳,在整理内债案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对银行业的投资经营也产生一定影响。在此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逐渐意识到惟有建立稳固的整理内债基金才能真正维护行业利益和稳定金融市场,进而广泛联合金融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筹建民间内债监督管理机关,希冀约束政府权力和规范金融运行秩序。这展现了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宽范围、多路径"的集体行动逻辑和制度诉求方式,以及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关系。

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梁启超1920年的身份嬗变

以1920年为界,梁启超的文化身份有着“政治型思想家”与“思想型学者”的显著区别。要具体了解这一身份增变的文化内涵,就须走进《清代学术概论》的文本世界。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这一身份嬗变,使得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十个年头成了一位伟大的国学大师。

几何式与自然主义的并存：1920-1970年间的挪威园林

1920—1970年间挪威风景园林师秉承对本土自然景观的热爱,在新古典主义遗风和功能主义的影响下,创造出迥异于其他北欧国家的二元特征——几何式与自然主义并存的二元风格,并一直延续至今。以现场调研和文献资料为基础,重点介绍了1920—1970年间挪威知名风景园林师莫恩、罗内、莱西塔和盖布瑞尔森在这50年间的代表作品,以廓清设计师各自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风格特征与内涵:莫恩的新古典设计语言,罗内的功能主义公园建设主张,莱西塔有明显自然主义倾向的诗意功能主义,以及盖布瑞尔森受密斯影响的几何式园林风格。

几何的景观：1920-1970年的丹麦园林

1920—1970年,是丹麦现代园林设计传统形成的50年。50年历程中,在功能主义、现代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影响下,丹麦风景园林师成功地将本土景观现代化和外来的现代景观本土化,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几何园林景观。圆形、椭圆、方形和六边形成为丹麦几何景观的特征词汇,同时也生成了用植物塑造和组合空间、运用简单几何形的并置与重复来创造秩序的几何景观的设计特征。

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

本文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考察样本 ,通过分析它在这一阶段的活动 ,及其前后的角色转化 ,试图发现近世中国商会的某些共性以及个性。以杭州总商会的例子来看 ,它担当的角色主要有二 :对外是商人与政府间的协调机构 ;对内是各行业商人的自律组织。其多数成员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关注的焦点是商业经营环境的稳定和改善 ,如市场体系的安全、商业惯例的维护、税率的改良等。但当社会秩序面临危机时 ,商会也会出来应付变局 ,承担责任。甚至直接介入到政治变革的进程中。其社会角色发生被动变迁。但这种变化是商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者遭受强大的外在压力所致 ,而未必是其政治倾向的表现。常态与变态下商会的不同行为主要应从时势推动的角度去理解 ,不能被视为某种固定的集体性格。

1920年代我国现代大学学生自治制度研究——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心

1920年代,以东南大学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大学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中,将美国的学生自治会制度引入高等教育的实践层面,并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维护学生的权益、训练学生自治能力和辅助学校风纪上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发展学生独立的能力和自治的精神,不仅增强了团体生活的经验,而且活跃了校园生活。但是学生自治会制度在实际的运作中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其间所引发的有关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的思考也是极其深刻的。

融入与重塑: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思潮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不同思想势力纷纷汇入民族主义思潮。思想主体的多元性使民族主义思潮呈现出复杂面相。至1920年代,民族主义已成为社会动员的普遍话语,政党也构成了主导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经过对民族主义拒斥到接纳的调适过程,成功融入了民族主义思潮。通过建构与批判的正反两方面行动,中国共产党围绕"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在中国具体表征的批判,从"反对帝国主义"价值逻辑上重塑了民族主义思潮。1920年代中共的融入与重塑,使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获得了新的面貌,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果。

乡愁乌托邦:1920年代乡土小说的情感结构

"乡愁"、"乌托邦"这两个概念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乡愁乌托邦作为1920年代的情感结构的核心概念,它具有两个向度:乡愁指向过去的乡土中国,乌托邦却指向未来社会制度、人类合理的生存状态。乡愁乌托邦其实就有了过去和未来叠合在1920年代当下的特征。过去、未来和当下相互叠合的时间结构,城市和乡村的相互交织、紧密缠绕的空间结构,共同建构了1920年代乡土小说的情感结构。关注乡土中"人"的生存状态、主体生命价值和对乡土的眷恋纠缠在一起,成为1920年代乡愁乌托邦的核心指向。这对全球语境下文学创作的本土化也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192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

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学者撰写的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与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对于中国革命者接受阶级争斗理论和马列基本知识起了巨大作用;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与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影响了李大钊、李达等对唯物观的理解;考茨基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与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提供了《资本论》类比较难懂著作的通俗性解读,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影响了众多的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

1920-1930年西欧女装典型风貌及流行风格研究

20世纪20年代对西欧女装的革新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欧洲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欧洲的年轻男女逐渐开始追求自由、独立、开放的生活。文章从艺术风格、服饰款式等方面对20世纪20年代主流服装以及时尚设计师的时尚风格进行分析,并阐述了时代审美观念对服装设计的影响。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文学综论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写作,是中国女性以"人"和"女人"的反叛性姿态参与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书写女性的觉醒与成长。由于性别体验和关注点的不同,她们的书写立场与男性先驱有所差异或同中有异:言说社会人生、关注下层苦难、反映军阀战争和北伐革命;以母亲名义书写自己、以爱化解人生、理性审视母爱;批判礼教罪恶和封建婚姻、关注弃妇命运;追求自由婚恋、大胆表露性爱、探求婚内主体情欲;反抗社会压抑的女同性恋准同性恋书写;"五四"爱情结局下的婚姻思考等。色彩纷呈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1920-1921年《新青年》嬗变考

1920年5月份以前,陈独秀和北京同人通过《新青年》保持着工作关系,1920年6月至1920年12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发起中国共产党组织,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宣传刊物。与此同时,陈独秀仍然与北京同人保持着联系,希望昔日同人继续发稿,而昔日的北京同人对《新青年》性质的变化毫不知情,遂对《新青年》第8卷的编辑方针产生不满。双方在1921年1月至2月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陈独秀与北京同人分裂。1921年3月以后,北京同人已不再干预《新青年》编辑工作,仅偶有稿件刊登。1921年8月以后.再没有北京同人的文章在《新青年》发表,《新青年》完成了嬗变过程。

艺术和爱情的自喻化抒写——田汉1920年代的话剧创作

田汉喜欢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题材进行创作,这使他1920年代的剧作表现出很强的直喻性,从他的处女作《梵珴璘与蔷薇》到后来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剧作中,我们能看出田汉和他的苦难的主人公之间的密切贴合。田汉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艺术和爱情进行了自喻化的书写,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普遍具有的孤独和苦闷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