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1920-1930年代市政学的传入及其人才培养

19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性市政改革运动,不仅成功地确立起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的管理制度,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社会的发展,带动了市政研究的兴起。20世纪初,美国城市社会的重大变动和美国学界的研究动向,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多在美国知名市政研究机构学习或实践,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经过正规训练的市政专门人才。而民国初年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进程也促使国内城市管理体制发生变动。1920年代回国的市政学留学生们主动适应国内城市发展的需要,积极介绍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性市政改革潮流,热情传播市政学知识,推动了市政学的输入,并促成了市政专门人才的培养,为1920-1930年代国内市政改革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人才支持。从此,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融入世界城市发展潮流中,与世界城市发展动向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连动关系。

论留学生在1920-1930年代市政改革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留学生群体是1920-1930年代国内市政改革实践的中坚力量。由著名留美市政专家孙科领导的广州市政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城市政府,实现了市政体制的历史性创新,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城市制度的蓝本;由专门人才执掌市政既是近代城市发展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20世纪以来先进国家市政进步确立的共同原则。留学生群体对国内市政改革实践的积极参与使城市政府的专门化程度得到提升,科学化管理成为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留学生群体吸取了先进国家市政进步的成功经验,通过加强城市规划设计、合署办公、突出城市特色和发展方向等措施,使城市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高。总之,留学生群体在1920-1930年代的市政改革实践中促成了民国时期的城市面貌发生较大改观,为推动城市近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传统与现代之间:社会分工视域下的上海女工境遇(1920-1930年代)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工理论是理解现代妇女地位演变的一把钥匙。近代上海女工"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工业化带来的恶劣环境对女工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主要表现为:超长的劳动时间、童工化严重、灰色势力的盘剥、道德风化的滑坡、传统家庭结构危机以及传统伦理观的残余等影响。但不应忽视的是,"赚钱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女工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改善。主要表现为:在家庭事务中,她们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传统社会重男轻女之风有了一定地转向。尤为重要的是,工业化打破了传统家庭、宗族的束缚,扩大的生活空间与新思想接触推动了女工近代思维的产生。

《申报》广告对1920—1930年代理想男性的诠释与引领

在商业广告中,广告主们总是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形象引入到广告插图中,并用直白的语言描述和讲解理想男性应该具备的身体、气质、品德、学识和行为举止等,同时向市民们指明通向理想男性的途径。通过对1920-1930年代《申报》的广告进行分析,可见广告主们基于时代要求和部分的现实存在而在广告中用图像和语言虚拟出来的理想男性。

1920—1930年代苏联建筑设计竞赛中的创新及政治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正处于社会政治变革和建筑技术进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建筑学会和政府部门为提高城市建设的效率,发起了多场建筑设计竞赛。建筑师们在竞赛中创作出一系列极具创造力的设计方案,对当时乃至现在的建筑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对苏联早期建筑设计竞赛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对部分竞赛方案的时代意义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涌动的建筑思潮下,艺术创新和社会政治不间断的较量与最终的妥协。尽管先锋派不遗余力地挑战传统、尝试创新,但社会审美的固化和偏见、政府的干预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让他们时常难以施展抱负。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女性小说性别意识的书写

性别意识包括先天的生物女性意识、女性后天形成的社会主体意识、女性的警醒意识和女性的社会自我体察意识。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反映激烈。1920年代末以及整个1930年代,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性别意识书写对其时社会现实做出了反馈。她们所创作出的女性小说一方面对"家庭"有了新的审视,另一方面也对"身体"有了新的思考。民族意识与女性性别意识的交叠是这一时段女作家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边缘”思考“主流”——20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史学研究趋向探析

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与当时的史学发展潮流亦步亦趋,主要体现在趋向科学化的史学研究理念、主流与地域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实践和注重现实的史学关怀等方面。这些研究趋向表明,厦门大学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处于学术的边缘,反而由于国学院的创办而产生了学术自觉,与主流思潮颇多应和之处;同时又能因地制宜,利用厦门地处东南沿海的特殊文化资源拓展自具特点的研究领域。

“隐逸”的一种限度——试论20世纪20-30年代周作人的“隐逸”转向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五四”的落潮,周作人的文学重心从社会性的人生关怀转向了个体性的人生关怀,表现了浓重的隐逸气。然而“隐逸”并不意味着作家就离弃了现实和“人的文学”观念,他的所谓“隐逸”其实是在既有“人的文学”观念框架内作出的一种调整,思想的实质倾向了“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仍沿续着“为人生”的文学轨道。这一变化的产生不仅和其“人的文学”观念的丰富性有关,还涉及到周作人现代和传统的二重人格以及这一时期社会境况变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传播的三维考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传播并最终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话语“冷场”到“热潮”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一转变折射了唯物史观向唯物辩证法过渡的主导型话语转变,内蕴了传播主体的理论选择、传播渠道的语境变迁以及革命实践的现实诉求等多重逻辑向度。从理论之维看,传播主体经历了由拒斥本体论到宇宙本体论再到知识本体论的致思趋向;从渠道之维看,传播渠道经历了由日本向苏联转变的路径导向;从实践之维看,传播内容经历了由唯物史观主导向唯物辩证法为主导、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转变。这三个维度的逻辑理路交相呼应,共同映射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传播或隐或显的逻辑主线。

20世纪20-30年代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

20世纪20-30年代,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女子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以及妇女自身的因素,使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女子教育状况发生变化的范围极其狭窄。某种意义上说,女子接受教育与"妇女解放"只是城市以及沿海发达开明地方少数女子的"特权",在相对传统的城镇,尤其是广大内地的农村,绝大多数的中国仍然生活在远离"解放"之中。有些已经得到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放"的妇女,也没有在事实上特别是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农村调查观--以“中国农村派”为中心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农村调查中,以陈翰笙、薛暮桥、张锡昌、孙冶方、秦柳方等“中国农村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为阵地,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调查观。文章围绕该群体所阐释的农村调查目的、方法及如何进行资料整理等内容展开论述,揭示其调查观的理论性、批判性和指导性特征,以及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农业经济思想发展史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提供指引的历史意义。

论20世纪20-30年代广东妇女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妇女获得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基础。20～30年代,随着广东政治的相对进步、开明和经济的相对发展,为妇女教育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妇女的受教育权得到了相对的发展,为女性自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广东妇女教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争鸣与契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当代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唯物辩证法是不是科学理论及救国道路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他们在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等方面又有诸多共识。新儒家所提倡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理想,“内圣外王”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统一,对避免西方民主话语陷阱,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积极意义。

女性生活方式视域下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塔裙设计解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女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使裙装往简约和轻量化的方向做出改变,其中以塔裙最为典型。为解读其设计背后蕴含的创新动机,达到回望历史、映射当下的指导设计创新和应用的目的,文章基于女性生活方式视域,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馆藏塔裙实物为例,经文献考据和设计分析,从现代性简约风貌、褶饰技艺和功能性以及多元物料点缀装饰艺术风格三个方面探讨塔裙主要的设计特点,研究得出塔裙因样式的独特性,在以歌舞娱乐为主的生活方式影响下,通过契合时代的简化改良、技艺传承和材质创新,满足了女性新时期对着装的需求,亦成为时尚之经典。

略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以“自我”为中心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一般认为,身份预设,是自传书写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自传或是他传,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传文创作之中所进行的“身份预设”——往往会以传主之“个性”为焦点,是截然不同的。

生态视域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研究——以卜凯农业调查为例

在人口压力与农业生产空间拓展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业生产压缩了森林草原畜牧业的生产空间,出现了如植被覆盖率降低、土壤肥力流失、农业构成不合理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卜凯根据农业调查,主张依据自然规律规划或修复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链条,对农业生产进行整体规划和局部修复,并将农业生产划分为两大农业带八大农业区,提出了农业经营多样化、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发展林业牧草业、改善农业水环境等建议。卜凯在中国近代农业生态发展上的求索遵循了因地制宜原则和循环经济理论,力求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模式,以达到提高农业经济和社会效益、改善民生的目的。卜凯的中国近代农业发展思想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但是,受社会条件限制,其思想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三十年代女性文学与革命意识形态

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意识形态深刻改写了当时女性文学的面貌，一大批女 作家 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触及社会政治革命的命题。本文以女性主义视角考察了二 、 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如何在表现了性别改造的高度自觉的同时，又极度忽略了女性自我与 国家、阶级、民族主体间的重大区别，如何在不断被整合到主流话语中去的同时，又在某些 方面令大一统的男权文化出现了裂隙。

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企业资金积累和分配探析

民国时期的武汉民营棉纺织企业受商业经营模式的影响,在资金积累和分配问题上总是出现各种偏差,要么是一味地满足股东利益需要的分配,要么是不考虑企业自身实力的盲目扩大再生产,毫不注意企业基础的稳固与设备的安全。此种问题在1920-1930年代尤甚,以至于在运营过程中,经常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当时武汉主要的几家大型纱厂对待盈余的不同分配方式,反映出其经营理念的差异,对日后的走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于今天国内民营企业在处理相关问题上也有借鉴意义。

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

合作社是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华北乡村经济组织的新现象，它的产生是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近代化的标志。合作社借贷有利于农民的生产经营，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其活动也有严重的缺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群体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科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第一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本文对该时期科学家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年龄结构、学科分布、区域分布以及留学经历、精神特质等———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它在多个层面上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