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滨江时报》透视1921—1931年哈尔滨保险业

1921—1931年间,哈尔滨已成为东北地区的国际大都市。当时哈尔滨的保险业颇为发达,《滨江时报》等报刊在宣传保险常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哈尔滨保险业的组织形式,既有相互保险,又有营利保险:相互保险尚处于萌芽时期,曾见于航业界;营利保险则是哈尔滨保险业的主要形式,除中东铁路的运输保险和电话保险外,主要是针对房屋、货物等的火险。1920年代前中期,哈尔滨的保险业非常兴旺,各保险公司的收入有一定增加,大多能够正常理赔和维持其信誉;至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保险业内部出现恶性竞争,遂由盛而衰,中外保险机构大多经营不善。保险公司的声誉、效益与在报刊上登载广告有关,也与任用的具体经营管理人员有关。当时哈尔滨保险业的一些具体经验教训,颇资今人借鉴。

比翼双飞:1921—1931年中国的通俗小说与商业电影

中国的通俗小说和商业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后进入繁荣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是此时能够进入繁荣期的外部因素,通俗小说与商业电影在此时联袂携手、比翼双飞是此一繁荣期至为重要的内部因素。本文重点分析电影《火烧红莲寺》和小说《江湖奇侠传》、电影《啼笑因缘》和小说《啼笑因缘》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重点个案的解剖,分析1921—1931年间中国商业电影与通俗小说市场如何联手以及大众文化如何生成,并对其中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进行思考。

运河大工:1931—1932年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初探

1931年8月,江北运河决堤并引发水灾。灾情发生后,江苏省政府组织成立了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负责实施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在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的领导下,运河大堤的堵口和修复工作先后完成。江北运河善后工程为两岸民众重建了安全屏障,为后续的运河治理打下了基础,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工程的兴办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

从1931年大水看国民政府的防灾机制建设

灾害通常会带来损失,影响社会发展。但辩证地看,灾害也会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促进包括防灾技术和风险意识在内的社会机制的进步。1931年江淮洪水,既是天灾,又和人祸密不可分。连年的兵灾战祸,社会的失控,盲目的开发,仓政的衰落,农民经济的破产等,是引发1931年大水的累积性社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开始重视包括水利、生态、仓储、准备金等救灾和防灾措施的机制化建设,希冀化危为机,以对灾害的反思和主动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防灾事业的进步。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

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

1918— 192 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 1918年 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 192 0年 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英国的态度是 :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 ,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 ;广州军政府分裂后 ,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 ,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 ;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 ;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 ,控制关余的企图 ;军政府分裂后 ,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 ;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第二阶段 ,从192 0年 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 192 1年 4月列强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未能成功。英国的态度是 :执行敌视孙中山的政策 ,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 ,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 ;不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 ,以免造成对其承认的印象 ;准备抛弃孙中山解决关余问题 ;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 ;后来态度有所变化 ,赞成关余用于治理西江 ;最终欲在损害广州政府利益基础上强行解决关余问题 ,但未能成功。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东北流亡文学与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1931—1945年)

抗战时期(1931—1945年)的东北作家文学,存在着"流亡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两支流脉。面对中华民族被欺凌的历史事实,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表现出共同的反帝诉求,但由于他们分别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其反帝表达又有直抒胸臆和隐晦曲折之别。对于五四文学的另一大传统——反封建主题,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的开掘路径也并非一致。在作品的题材处理上,东北流亡作家和沦陷区作家基于各自的创作语境、阅历心态、政治理解等因素,对于战争、乡土、胡子、工人和知识分子进行了角度不同的书写。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材料来源考——兼谈1921年“三月会议”是否存在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以下简称“张太雷报告”）是一份重要的党史资料。其中提到，1921年中共一大前召开过“三月会议”。不过，自从20世纪80年代报告节译本在国内公开发表，学者们就对这次会议存在与否各持己见，虽经长期讨论，仍未达成共识。

1920-1921年《新青年》嬗变考

1920年5月份以前,陈独秀和北京同人通过《新青年》保持着工作关系,1920年6月至1920年12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发起中国共产党组织,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宣传刊物。与此同时,陈独秀仍然与北京同人保持着联系,希望昔日同人继续发稿,而昔日的北京同人对《新青年》性质的变化毫不知情,遂对《新青年》第8卷的编辑方针产生不满。双方在1921年1月至2月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陈独秀与北京同人分裂。1921年3月以后,北京同人已不再干预《新青年》编辑工作,仅偶有稿件刊登。1921年8月以后.再没有北京同人的文章在《新青年》发表,《新青年》完成了嬗变过程。

1931年江淮水灾对江苏省发展格局的影响

在1931年江淮大水中,按照大的经济地理区域划分,苏南与苏北二者由于受灾先后、频次、成灾原因以及抗灾能力的迥然差异,导致水灾损失及影响的结构与深度、广度各不相同,再加上苏北与苏南经济、人文、地理、自然等条件的差异,使1931年江淮大水的影响在生态、社会发展、生存方式与习惯、风俗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流变,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并逐渐奠定了目前区域文化色彩鲜明的发展格局。

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

1931年江淮大水之后的粮食调控,彰显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诸多要素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灾区粮价,中央政府则从源头和大局的角度对地方的粮食流通进行宏观调控,并对粮食的运输给予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最终,政府借助于行政和市场两只手,有效缓解了灾区粮荒,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经济秩序。

1931年汉口水灾述论——基于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仲夏,持续近两月之久的水灾令武汉三镇"顿成泽国",其中尤以汉口为甚,整个被浸"水中数尺至丈余"。当时诸多报刊纷纷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内容涉及汉口水灾的灾情纪录、原因探究、影响分析及各个层面作何应对等诸多方面,及至灾后仍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可谓真实再现了当年汉口大水的惨状。梳理和探究这些报道、评论,对于当下而言亦不无警戒和借鉴作用。

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江淮地区普遍遭遇大水灾,致使城乡民众生活窘迫,农村经济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进而加剧了革命危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救济工作,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