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媒介建构视角下的新儿童观实践——以《儿童世界》(上海1922)为案例

以《儿童世界》(上海1922)为案例,探究其中的新儿童观实践,解读五四时期儿童身份的媒介建构过程,揭示儿童报刊对儿童身份转变的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梳理史料对《儿童世界》的办刊活动进行总结,并以媒介建构的视角分析儿童身份的书写。研究发现,《儿童世界》坚持“儿童本位论”的办刊立场,深入挖掘上乘内容,精心设计版式,形成了独特的儿童身份书写空间,并从个人、群体、社会三个层次形塑了儿童的多重身份,儿童在参与新儿童观的传播实践中,获得自我成长与解放。

图史互动作为方法——评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

陈思广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采用图史互动的书写方法,形成了图文证史、版本证史两大特色:一方面,《编年史》中初版本书影与版权页等图像史料与文字史料共同构成了“足以返归现场”的扎实可靠的历史证据,不仅改变了传统编年体文学史单一的文字叙述范式,也使得装帧设计研究进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编年史》通过“版本考古”进行了版本证史,既展现了各长篇小说版本的历史演变、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版本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也为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建构提供了数据证史。《编年史》在图史互动方面做出的独特贡献,推动了现代文学编年史书写范式及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希望到失望——北京教育界与1922年的北京政局

1922年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局迎来崭新一页。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京教育界对于掌控北京政局的直系充满期待,而直系也极力拉拢对舆论有重要影响力的北京教育界。双方先是在最高当局的人事安排上配合默契,北京教育界参与了去徐倒孙迎黎的一系列活动,继而推出了自己中意的教育当局,最后更与直系中的吴佩孚派合作捧出了王宠惠"好人政府"内阁。但随着北京教育界与直系在政治理念上分歧加大以及各自内部派系纷争扩大,双方的合作走向了终点。

试析1922年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失败的主观原因

1922年开滦五矿工人同盟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一次罢工,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深入总结这次罢工失败的原因,尤其是主观原因,对全面认识这次罢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罢工失败的主观原因作了系统论述,并指出主客观因素的统一,应是全面考察这次罢工失败的立足点。

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看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与局限

列宁的法治思想源自于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强调依法治国是俄罗斯近现代化转型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但是列宁的法治理念与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的共同的局限性都在于法制不缺,但都不是作为保障民众自由的法治,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工具主义的法制。

1922年雪莱诗歌翻译描写性研究

陈南士、周作人和郑振铎同于1922年发表了五首雪莱译诗。在描写翻译学框架内对该翻译事件的描写性分析,再现了当时制约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重建翻译常规如下:初始常规层面,译诗出现了倾向目的语和源语的两极分化;基本常规层面,翻译选材方面的文学功利性和诗学影响性平分秋色;操作规范层面,诗译篇章结构和语言风格大相径庭,欧化语言崭露头角。这和当时我国新诗旧已破、新未立的背景、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译者诗歌翻译观密切相关。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历史教育会议述评

1921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民国时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团体，下设32个专门委员会，历史教育委员会即是其一，该委员会是最早专门研究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民间学术组织。

1922年知识界的制宪讨论——以《东方杂志》“宪法研究号”为中心的考察

1922年,随着旧国会的恢复和制宪运动的兴起,知识界就中国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以《东方杂志》"宪法研究号"为中心,以国家结构形式、政体形式、国民权利问题为视点,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时人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或宪法主张,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其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青年诗人”的鲁迅——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们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已过中年的他曾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他对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的洞察,披露了鲁迅内心最细腻、最纯粹的个人化情感和精神世界,提示了个人与时代深刻矛盾和对超越性追寻的命题。

关于瞿秋白1922年4月陪同达林到广州一说质疑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80页页脚第3条注释认为,1922年4月是瞿秋白与张太雷一起陪同达林到广州的。根据对有关资料和文献的分析,这条注释可能有误。瞿秋白当时正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在莫斯科采访调查,并没有回过国。这条注释的说法来自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而回忆录显然出现了记忆误差。

自由观视阈下1917—1922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倾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在1922年的最终分化,固然根本在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下救亡迫切性所致,但如从1917—1922年这一时间段中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对自由的差异性理解而形成的固守、超越、徘徊等三种趋向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实质上已预示着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分化的征兆。而这三种主要的自由观倾向既折射出了一开始成为统一战线"共识"的自由主义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也反映了当时面对变迁化的中国具体问题情境先进的中国人就选择何种自由观去救国救民的矛盾心理和艰辛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1922年南京讲学的文论向度

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和演讲中所秉持的学术立场值得人们回味。梁氏的讲学活动显示了一种文化自觉,其诗学解析与文化阐释,激起了一定的反响。梁氏演讲内容充实而隽永,文论具有中庸而调和、稳健而温和的特点,充满着宽阔的文化视野和精深的历史质感。这与当时的学衡派和新文化派人士的文化立场有所不同。

学制变迁与实业教育的发展－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与1922年“新学制”中实业教育之比较

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对癸卯、壬子癸丑与1922年'新学制'中有关实业教育部分进行探讨和总结,以期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帮助.

论1922年的职业教育学制改革及其当代价值

1922年的职业教育学制改革经过重重曲折,终得以有所成效,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培养目标得以明确,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沟通联系也得以加强,这两方面也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的历史意义

1922年12月10日,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山东省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代表中国政府从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比光卫手中正式接管青岛的管辖权,标志着经历过德、日两代殖民主义统治25年的这座工商港口城市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青岛是20世纪中国收回主权的第一个城市,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足以振奋民族精神的外交成果.

1912—1922年普通中小学校图画课程改革述评

1912—1922年,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的教育部门先后颁布各种教育法规,对教育进行改革,美育上升到教育宗旨的地位。在此背景下的普通中小学校图画课程改革开启了民国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赋予了普通中小学校图画课程价值以美育的内涵,出版了一批益于"涵养美感""养其美感"的图画教科书。但这一时期的图画课程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脱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脱离学情;图画课程内容专注于技能练习,教学法较少;师资缺乏。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普通中小学校图画课程实施效果的真正发挥。

1922～1937年青岛城市建设与旅游现代化

城市定位是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和灵魂。由于对青岛城市定位明确，历史上，国民政府在市政建设的同时，主观上对旅游方面给与额外重视，并加大建设旅游设施比重。这为1922～1937年间青岛的市政建设、旅游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客观环境和有利条件。伴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旅游景观和旅游相关条件日益成熟，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旅游活动的快速发展使青岛旅游繁荣，达到1949年前的最高峰。文章涉及社会学、旅游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引用很多青岛档案馆收藏但未出版的档案资料，检视1922～1937年青岛城市建设与旅游现代化之关系，梳理青岛旅游业演变历程，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对于推动当今青岛旅游业、乃至全国滨海城市旅游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1922—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的思想宣传及其启示

笔者主要依据近代文献,论述了1922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的思想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上海大学的思想宣传,众多宣传力量的聚集大大加强了思想宣传主体的功能,有效把握了思想宣传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将课堂、活动场所和上海书店等,变成了思想宣传的渠道;上海大学作为思想解放和红色传播的平台,对社会青年影响巨大而深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引起的青年学子链式反应,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中思想的引领性、方式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系统性,这给以后的高校思想宣传工作诸多启示。